怀念严庆澍：铭记在心的人

我们的“三姐”——怀念严庆澍

我们有一个“三姐”，他就是严庆澍同志。严庆澍是《金陵春梦》和《香港风情》等书的作者，主要笔名有唐人、阮朗、颜开。但不幸，“三姐”竟与我们诀别了。

我是在一九四五年认识严庆澍的。

严庆澍和他的小女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从北平迁来的燕京大学，成为成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由燕京、华大同学组成的“未名团契”，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严庆澍和我都是“未名”的成员，我们是在“未名”相识的。

团契本来是宗教性的群众组织。地下党为了广泛地团结群众，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意识地运用了团契这个形式。地下党员贾唯英同志是“未名”的主要成员。在她的影响下，“未名”广泛地开展了谈心、讨论时事、读进步书籍、唱歌、郊游等许多为青年学生所喜爱的活动。我和陈先泽当时是华西协中的学生，是“未名”最年轻的成员。我最难忘的是，“未名”组织阅读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在华大图书馆外的草地上进行小组讨论。“未名”对我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至今对它还充满了感激之情。

严庆澍比我和先泽大十岁以上。他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西服，对人很热情。在到燕京读书以前，他已经有许多经历。讨论会上，他的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常常引起我的注意。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所发表的见解，摆事实、讲道理，不空洞也不偏激。大家叫他“三姐”，他总是爽朗地答应一声：“嗯！”使人感到十分自然、十分亲切。“团契”这两个字，原是成员之间团结契合友爱之意；“未名”的成员也以兄弟姐妹相称。大概是表示反对封建主义，确定排行不分男女，统一拈阄。有趣的是贾姐姐（唯英）拈到“三哥”，严庆澍却拈到“三姐”。我生怕拈到女的，要是叫我为妹妹，后果真不堪设想。拈阄的时候，我差点要祷告了。托“上帝”保佑，避免了这场“灾难”。

由于学历和年纪的差别，我和“三姐”接触不多。除了一起参加团契的活动，一起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我只单独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住在东城根上街的半节巷，屋内很简朴，桌上和床上堆了不少书。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不到十六岁的小弟弟，和我讨论了一些国家大事。事隔三十五年，讨论的内容我全忘了，但他对我热情和爱护的态度，却深深留在我心里。也许现在的青年不理解我们的友谊，其实这很单纯。正如严庆澍所说，那是我们“青年为催促新中国诞生而无视自己安危的赤诚”。这个目的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四六年，燕京大学迁回北平，“未名”的成员走了一半，令我依依不舍。严庆澍在这年夏天到上海《大公报》工作。年底，我因为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罢考，被校长以“一心向外，无心向学”为借口，从学校开除。以后，我到了重庆，加以时局动荡，逐渐和“未名”的成员失去联系。解放后大家忙于工作，彼此不知去向，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未名”的同志。“三姐”严庆澍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十分清晰。六十年代初期，我读了唐人的《金陵春梦》，但不知唐人就是严庆澍。偶尔听说唐人是“未名”的成员，但没有确切的消息，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十年动乱”中，我因参加过“未名”，多次被勒令交代清楚。我毫不犹豫地坚持认为“未名”是进步学生的组织，我在这个组织中受到启蒙教育，它对引导我参加革命起了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我再看见严庆澍是在我们分别三十五年以后。

这得从我的工作变动说起。一九七三年，我从北京调回四川，在出版社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在香港《开卷》杂志上读到一篇名叫《唐人+阮朗+颜开+…＝严庆澍》的作家访问记。仔细看照片，果然这位在香港的作家是当年的“三姐”。访问记中严庆澍有两段话语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段是：“鲁迅、茅盾、巴金、夏衍、冰心等等前辈所挤的‘奶’，正是我们的养料。”另一段是：“我个人深切痛恨戕害年轻人的荒淫描写与残酷的残杀刻画。”这不正是我们“三姐”一贯的思想和语言么？

由于知道阮朗是严庆澍，我便注意以阮朗为名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我先后读了《黑裙》《香港风情》等小说，感到阮朗的作品，旨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渊薮，抒发港澳同胞的思念乡土之情。去年下半年，严庆澍从香港回广州治病，出版社委托一个同志去组稿。我趁此机会给严庆澍写了一封信。我担心时间过久，他不记得我，便在信上提到过去“未名”一些情况，以唤起他的回忆。同时，期望他为他的“第二故乡四川的出版事业作出贡献”。他没有让我们失望，同意四川出版他以阮朗为名发表的中篇小说选。他的支持使出版社的同志感到高兴。

今年一月，我收到严庆澍从广州寄来的信。他在信上一开始就说：“一个新名字，却是老战友。阔别重‘叙’，兴奋何似！”五月，他又托他在成都的朋友，给我和先泽送来他的照片。虽然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是老头子，但他年轻时的神情并没有改变。如果偶然在街上碰见他，我仍可以认得出来。十月，我去山东泰山参加会议，路过北京，得知严庆澍已到北京治病，住在友谊医院。我为能有机会看见他，感到非常兴奋。二十四日下午，我到了友谊医院，很快地在病房找到了他。他当然不认识我了。我刚说出自己的姓名，他立即激动起来，并不断地说：“看见你，真高兴！”三十五年没有见面，要说的话太多，真不知从何说起。为了纪念这一次难得的会见，和我一起去看望他的同志，为我们拍了照。我刚提到他创作很勤奋，他马上就接过去说：“我写那些东西都是为生活。在香港生活很难，我有八个孩子，不得不写。在很长时间里，我几乎每天做完编辑工作以后，平均要写一万字左右。”我们简单讲了自己的经历，便回忆起“未名”的情况。我告诉他，不久前贾唯英同志从重庆来成都，向我要他的地址。他对贾唯英同志很尊敬，一连说了几次：“我们的‘三哥’很能干！”他要我把刚拍的照片，洗好就给“三哥”寄去。后来，我们又一起看了他全家的照片。我问到“三姐夫”的情况，他说她明年要来北京；我也表示很高兴将在北京看见她。我们热烈地谈话，大大超过了预计的时间。我直到天黑了才告辞出来。路上又冷又饿，但我的心是热的：它受到了友情的温暖。

回成都以后，我忙着参与制定明年的选题，没顾上写信向严庆澍问好。照片洗出来，放在桌上还没有寄给他。也没有来得及把他的问候转给贾唯英和其他同志。万没有想到，严庆澍同志，我们的“三姐”突然逝世了。除了悲伤以外，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新华社发的消息，说严庆澍“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工作勤恳，对人热情”，这是中肯的评价。这些天来，我总不断回想一个月前和严庆澍的谈话。他希望看到祖国更加强大，他计划要写很多东西，他期待和“未名”许多老友会面。他一点也没有料到会这样很快地离开他的同志和朋友。我明年五月去北京，到哪儿去寻找我们的“三姐”？……

怀着对严庆澍的思念，我再一次读了他十月十五日在友谊医院，为中篇小说选写的“代序”。他在结尾的一段说：“事实证明，真正的‘天堂’就在人间。这‘人间’，肯定是发挥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祖国。只要脚踏实地、勤奋地学、勤奋地干，它一定可以到来，祖国的和平统一也一定可以实现。只要人人有此决心，我们的丰硕成果没有人能够抢夺。——让我们共同努力！”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感到手上捧着的不是稿纸，而是严庆澍的一颗赤诚的跳动的心！

感谢严庆澍留下了这样一份珍贵的遗嘱！像三十五年前他的许多谈话一样，它将鼓舞我为祖国的强大——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严庆澍同志逝世了，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信念将永世长存！

1981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