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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中国最出色的抒情诗人

时间:2024-05-24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冯至的呼唤我很早就知道冯至同志,因为鲁迅先生称誉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三十年后,冯至同志又向我们发出第二次呼唤。冯至同志身材魁伟,态度慈祥,穿一身布中山服。冯至和陈翔鹤是老朋友,过去同是“沉钟社”的成员。四川的出版工作逐渐取得冯至同志的信任。这不仅是鼓励,更重要的是呼唤。但我内心仍激荡着冯至同志的“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呼唤。冯至同志已经逝世四年多。

冯至:中国最出色的抒情诗人

冯至的呼唤

我很早就知道冯至同志,因为鲁迅先生称誉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不过当时年轻,时值抗日战争,不太理解抒情诗,兴趣在艾青的《火把》和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一类诗上。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有四位学生惨遭杀害。“一二·一”惨案,唤醒了无数的青年学生,纷纷奋起声援昆明同学,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我当时在成都华西协中读书,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

冯至在川版书座谈会上,1986年于北京。

正在这个时候,读到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至写的《招魂──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忘却我们?/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咱们合在一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到来!/自由,快快地到来!/光明,快快地到来!”

这首诗它既在招魂,又在呼唤。它激励了无数的青年人。我的心加快跳动,我的眼睛含满泪水,我的热血沸腾。当时,我们一批志趣相同的青年,组织了一个名叫破晓社的团体。社歌里面有四句话,表达了共同的心愿

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

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

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

战斗一刻不停息

这是冯至同志对我们的第一次呼唤!

三十年后,冯至同志又向我们发出第二次呼唤。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为积累文化和解决书荒,大量重印和编选名家名作。我从唐弢同志那儿得知冯至同志的住处,──他们都住在北京市永安南里,便立即去拜访冯至同志。冯至同志身材魁伟,态度慈祥,穿一身布中山服。我自报家门,拿一批新出的书籍请他参观,向他约稿。

一九七九年初,收到冯至同志来信:

李致同志:

来信及《找红军》一册(还有上次寄来的《夜归》)已收到,谢谢。

《陈翔鹤选集》已选定。我因为太忙,《序》还没有写。约在下月(三月)可以将选稿及序一并寄上。

杜甫传及其他》,我想先征求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再寄给你们。因为过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总要通知他们一下取得他们同意才好。(www.xing528.com)

至于我的“近作”,我先不收集出版。因为形势发展很快,我写的那些东西还要经受一些时间的考验,晚一点出版才好,不知你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冯至 

二月八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见冯至同志对出版他的作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们尊重他的意见,没有出版《杜甫传及其他》,也缓出了《冯至近作》。至于《陈翔鹤选集》,是出版社请文学研究所白鸿同志编的。冯至和陈翔鹤是老朋友,过去同是“沉钟社”的成员。陈翔鹤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作为陈翔鹤家乡的出版社,作为他的学生(四十年代他在成都华西协中教语文,参加过破晓社的活动),理所应该出版他的《选集》。白鸿同志不仅在编选上请教冯至同志,还请冯至同志写了《序》。

四川的出版工作逐渐取得冯至同志的信任。一九八○年秋,外国文学会年会在成都举行。会后,我们把冯至、黄源、戈宝权、朱雯、方敬、石璞等一批著名的翻译家请到出版社参观,听取他们的指教。参观后,又一起合影,在附近一家饭馆吃了一次真正的便饭。

我坐在冯至同志身边,他对我说:

“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

我当然理解冯至同志说的“你”,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四川人民出版社这个整体。出版社包括各个部门(编辑、装帧设计、印刷、校对、发行等),离开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行。这不仅是鼓励,更重要的是呼唤。它表达了老一辈作家对出版社的要求。事后,我向出版社全体同志转达:“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经过研究,出版社把“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公诸于世。

“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的实质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唯利是图。出版社同时加强经营管理,并总结了我们的一贯做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方。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陪就不多赔。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正是这样,四川不仅出版了大量好书,在国内外赢得声誉,同时还自筹资金盖了出版大楼和职工宿舍。

世界上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事。有人不赞成“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这个提法,指责它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书籍当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但它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决不能把它当成一般商品,更不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有的说“先做出版商,后做出版家”。又有人主张“既做出版家,又做出版商”。我不愿意作无谓的争论和玩文字游戏,提出不参与争论,只要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就行了。但我内心仍激荡着冯至同志的“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呼唤。

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书展。冯至同志应邀出席。他兴致勃勃地为出版社题词:

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人民感谢你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感谢你们。

冯至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当时,来参观的人很多。我来不及和冯至同志多谈,又去接待别的同志。座谈会上我汇报了川版书的情况。杨尚昆张爱萍、李一氓同志和许多作家、艺术家,都对“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志向,加以肯定。我望着冯至同志,心里充满对他的感激之情。

冯至同志已经逝世四年多。可以告慰冯至同志的是,从粉碎“四人帮”到一九八七年,由于全系统职工的努力,四川出版总社直属的九家出版社没有卖过书号,没有出版一本坏书。

1997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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