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曹禺：铭记在心的人

何日再倾积愫──怀念曹禺

清理信件，发现一大叠曹禺给我的信。绝大部分是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写的，共三十八封。怀着极大的兴趣，我认真细读了一遍。许多往事又出现在眼前。

我是受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影响成长的。从中学时代起，我最崇拜鲁迅、巴金和曹禺。曹禺所有的剧本我都读过，凡演出他的戏我非看不可。当时钱很少，买一张价格最低的票，站在戏台旁边看。有一次在沙利文剧场看演《原野》，几个国民党军人老说话，我干涉他们，差一点挨打。我从不会背书，但曹禺的戏却能大段大段地背出。我写过读《北京人》的心得，受到卢剑波老师的称赞。朗诵曹禺的剧本，许多感人的情节和优美的台词，常使我流出眼泪。学张逸生演《日出》的乔治·张和《北京人》的江泰，成了我受欢迎的“保留节目”。

第一次见到曹禺，是在一九六四年暑期。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曹禺是巴金的挚友。巴金的女儿小林来北京，住在曹禺家。曹禺带她来看我，并邀我一起出去玩。小林是我的堂妹，她叫曹禺为万叔叔，我理所当然也这样叫。当我们在台基厂大街的国际俱乐部喝冷饮时，我向万叔叔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之情。以后我曾到铁狮子胡同看望过万叔叔。我从辽宁省参加“四清”归来不久就爆发了“文革”，只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剧院看大门。

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一九七八年我在庐山参加全国少儿读物座谈会，读完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曹禺新作《王昭君》，激动不已。王昭君的一段独白，我至今记得：

我淡淡装，

天然样，

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供养。

我满怀激情赶到北京，在三里屯宿舍找到万叔叔。劫后重逢，热烈拥抱，该有多少话相互倾诉。不过我开门见山，很快提出要出版《王昭君》。我把四川出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和郭沫若、巴金的新著给万叔叔看，这些书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首先吸引了他。正如以后他写信所说：“作者可以欣赏一下自己的东西装璜（潢）在美丽、高雅的版本里。”我还表示可以在三个月内出书。万叔叔立即表示同意。

巴老得知我们要出版《王昭君》，既为我们高兴，又多次叮咛要把书出好。也有人指责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不该出曹禺这类大师的名著。我意识到这是出版界的一场变革和竞争，决心把书出好来回答关怀和指责。我和社长崔之富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参与编辑出版的同志一起，终于在齐稿后三个月内把《王昭君》的精装本送到万叔叔手中。万叔叔立即回信：

李致同志：

《王昭君》新本收到，此书印得十分精致，见到的都一致说“好”。这要感谢组织工作者，印刷工人师傅、校对、设计、插图艺术家，以及所有的工作者们。这样迅速刊印出来，足见你社工作效率高，团结合作好。李致同志，你的话确是算数的。

曹　禺　

三月二十四日

得到万叔叔的称赞，我们也很高兴。总编室把曹禺的信打印出来，送给参与编辑出版的同志。四川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反映尤为强烈，他们说：“印了这么多年的书，只有曹禺这一个大作家写信感谢我们。”万叔叔多次写信给我，说“《王昭君》印得那么好，朋友们都很欣赏，大约好稿子将源源而来，你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还说：“《王昭君》精装本实在美，实在大方，出国赠送，为国增光。”

从此我和万叔叔经常通信，多次在北京或上海见面。不久，我们又出版了他的《胆剑篇》。他告诉我，这个戏是困难时期周总理要他写的，以表现卧薪尝胆、自力更生的精神。一九八○年我们要求出版《曹禺戏剧集》，又得到万叔叔的同意。万叔叔多次赞扬四川人民出版社，有一次来信说：(www.xing528.com)

1983年秋，曹禺（右）与李致摄于北京。

我非常高兴看见四川人民出版社在《人民日报》上受了赞扬，这是你和四川人民出版社所有工作者应得的荣誉。我以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是中国人民的出版事业，有远见，有干劲，严肃，负责的好同志，才能办出这样的事业。

万叔叔表示他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恋”，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著作全交四川出版。之所以用“生死恋”这个词儿，是当时刚上演了日本影片《生死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每出一本书，万叔叔都要认真修改。在出《原野》前，他来信说：“我忽然发现写此剧本并非为了写‘复仇’，而是为了写‘农民受尽封建压迫的一生和逐渐觉醒’，我当时的觉悟不过如此。”还说：“《原野》重读，使我惊异昔日胆子确大，今日都大不如前了。”

万叔叔一直想写新剧本，包括把四十年代曾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前两幕的《桥》写完。他多次告诉我：“老巴再三要我减少社会活动，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万叔叔很尊重巴老的意见，曾在一封信上说：“来上海是为了避开忙不完的琐事，想第一，干本行，写剧本主要是按巴金的意思，把《桥》的下半部分写完；其次，修改所有过去的剧本，算是一个定稿吧；第三，如可能，写个新的，或独幕、或多幕剧，限期在明年秋季完工。……时不待日，只有拼老命干。”“我现在明白一件事，即，乘精神、体力还好，赶紧补过，把从前浪费的时间追回一点，写点东西，由你出版。”为了写《桥》，万叔叔躲到上海李玉茹阿姨家，他两次来信说：“需要安静与时间，不能受干扰。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我不参加，全国文联的会，也不去开了。”万叔叔还想写新戏。他知道我长期搞共青团工作，询问了许多胡耀邦的情况，并作了笔记。作为万叔叔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望他写出新的剧作啊！

随着时间推移，万叔叔把我当成朋友，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我每去北京或上海，必去看望他和李阿姨。有一次在上海，李阿姨亲自在家里做菜款待我。万叔叔曾写信说：“时间不多，年过七十，如再不赶写点东西，将遗憾终生。幸有你鼓励我，你多年对我的深厚情谊，催我前进。”对我和出版社同志为万叔叔提供的服务，他一再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说：“感谢你的深情厚意和‘有求必应’，使我想起在童年时在我父亲衙门里的后荒园中的‘神树’，上面悬挂着很多小小的匾和红布，上面一律写着‘有求必应’字样。”这是对我过誉的称赞。真正有求必应是万叔叔，他把全部著作给四川出版。我想起若干年后的一件事：我收集有各种版本的曹禺著作，不可能带到北京去请万叔叔签名。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他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来成都视察工作，住在金牛宾馆。一大早我抱着各种版本的曹禺剧作（十几本）去找他。他刚要动身外出，却为我留下来。新修建的房间没有桌子，万叔叔竟跪在地毯上，以床为桌，一本本地签名。工作人员不断催他走，我也多次说改日来取，而万叔叔却坚持签完。站在旁边，我被感动得眼睛润湿。我们彼此思念，万叔叔一次在信中说：“我最近常想，好人少，好朋友更少，谈得来的朋友也少，因此，朋友如你，有病便担心，这也是自私心重吧。总之，我不愿听到你病。”“很想见你，一倾积愫。”愫者，真实的心情也。我同样有积愫要向万叔叔倾吐。万叔叔给我的信，先称同志，继称老友，后称致兄，充分反映了他对我这个后辈的友情。

一九八二年底，我离开出版社到宣传部工作，万叔叔感到遗憾。其实，我愿意终生搞出版事业，并不想当“官”。但这是组织的决定，不能不服从。幸好我分工管文艺工作，且积极参与振兴川剧。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和川剧晋京演出团一起到北京。作为全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万叔叔给以大力支持。事前他表示“万分欢迎，我与玉茹将多多学习，多观摩，一定要写篇学习心得，表示感谢”。万叔叔看了赴京演出的几个戏，主持了全国剧协召开的座谈会，听我介绍振兴川剧情况，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又著文赞扬：振兴川剧“有如空谷足音，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行动即将来临”。事后还写信说：“振兴川剧来京演出，大得成功，奋发首都戏剧界，确立信心，至可庆贺。”万叔叔的支持对我们是巨大鼓舞，使我和万叔叔在出版工作之外，找到了一个新的共同点。

遗憾的是以后的若干年，我的工作繁重。到北京的机会大为减少，即使去也多是参加会议，来去匆匆。哪有一倾积愫的时间？从一九八八年开始，万叔叔因肾功能不全住进医院。我虽去看望过一两次，但怕干扰万叔叔的治疗，只能把积愫压在心里。当年全国第五次文代会召开前夕，获知万叔叔被提名为主席候选人，我十分高兴。开幕式那天，突然看见万叔叔坐在轮椅上，立即过去握手问好。他则问我：“老巴的身体怎样？”一九九〇年九月下旬，我去北京参观亚运会开幕式。二十四日那天想询问万叔叔的情况，打电话到他家里，恰好他那天回家过生日，声音洪亮，情绪很好。以后，我多次从巴老家获知万叔叔病情稳定，也就放心了。万叔叔的夫人李玉茹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她为全力照顾万叔叔放弃了舞台生涯，十分令人感动。

翻完万叔叔给我的三十八封信，重温了我和他的叔侄之情。我感到这些书信对研究曹禺有它应有的价值，便作了注释、写了《前言》，介绍给省剧协秘书长廖全京，请他在内刊《四川剧坛》上发表。为了取得万叔叔的同意，我给万叔叔和李阿姨写了信。很快得到李阿姨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写的回信，对我准备发表这些信件，万叔叔和她很高兴。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李阿姨说万叔叔病情稳定：“他已进入八十七岁高龄了，身体逐渐衰老，何况老而且病。能稳定，就不容易了。”我即将去北京参加全国第六次文艺家代表大会，到时我一定去看望万叔叔和李阿姨，把刊出的信面呈万叔叔。万叔叔十五年前曾在信上说：“真想见你谈谈，也许待我八十几岁，你也老了，我再到四川看看你和其他的朋友。”万叔叔，现在您八十七岁，我六十七岁，您住院治病，该我去北京看望您和李阿姨。这一次总可以一吐积愫了！

在动身去北京前一天，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打电话到华东医院向巴老问好。小林告诉我：“万叔叔今天早晨三时逝世。正在做爸爸的工作，医生也在这里。”这个消息实在太突然，我接受不了，何况巴老。我深知巴老和万叔叔的深厚友谊。文坛佳话，是巴金读了《雷雨》，把曹禺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但巴老从没有主动对我提到这件事。相反，巴老总对我说，曹禺比他有才华，要我们好好出版曹禺的书。多次叮咛：“校对要注意，错字越少越好。”在编辑《巴金选集》时，巴老在信上说：“最近我想用全力编好十卷《选集》，但我希望你们先出齐曹禺的十卷集。我的缓一点，慢一点不要紧。”巴老不要四川的稿酬，却希望给曹禺的稿酬高一点，因为曹禺的剧本质量高数量不多。巴老希望曹禺减少社会活动，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曹禺则说：“巴老总关心朋友，病中还嘱你出书事。其实，使我最着急的，倒是目前，迟迟未能动笔，不能早些把《桥》写出来，使他徒徒关怀，不见成果，觉得对不起他。”但当巴老知道曹禺健康不佳时，则写信给曹禺说：“今天我却要对你说：‘要保重，把身体养好。’你安心养病吧。你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千万不要轻视自己。我常从你那里受到鼓舞，这是真话。”另一封信上巴老说：“这些天我天天想你，希望能有机会和你多谈谈。但你在医院，我也在医院，只好在梦里见面。我只有一句重要的话，保重身体，为了我们再见。”现在万叔叔突然逝世，巴老期盼再见的愿望幻灭，难怪巴老激动地问：“不是都说曹禺的病情稳定吗？”

带着赶印出来的《四川剧坛》（上刊有《曹禺致李致书信》），我和出席全国文代大会的四川代表，于十四日下午到达北京。当晚电视的“新闻联播”播放了全国文联主席曹禺同志逝世的消息，所有代表为之震惊。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李阿姨，可是我的嗓子像给石头堵住了，不知该说什么。李阿姨主动告诉我：“万叔叔去得很安详。十二日下午我为他取回准备在文代会上穿的西服，发现他呼吸有些急促，脸上有点肿。医生诊断是肺炎。吃药、输液后有所好转。我们一起吃晚饭，他食欲还好。饭后要我早些回去休息。我回家打电话询问，他还在看电视。第二天凌晨三时五十五分与世长辞。……”我们都再也说不下去。

我在十六日上午到了万叔叔家，我和李阿姨紧拉着手。墙壁上万叔叔的遗像披了青纱，右边放着巴金献的花圈。我默默地在心里说：“万叔叔，我来了，但来迟了几天！”我向遗像鞠躬，李阿姨在一旁答礼。我头晕脑涨，弄不清鞠了几次躬，可能有四五次吧。我断断续续地向李阿姨叙述了自己的悲痛心情。李阿姨把巴老发来的传真给我看，我认得出是巴老的亲笔：

中国文联转李玉茹、万方　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

巴　金

十二月十五日

李阿姨送了我一张复印件。巴老的传真充分表达了我和众多人的感情，对李阿姨是莫大的安慰。我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我感谢李阿姨多年来对万叔叔的照顾，希望她保重。李阿姨把我带去的川酒，放在万叔叔的遗像下。我一再仰望万叔叔的遗像，在心里对万叔叔说：

“我们何日才能再倾积愫？”

199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