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三哥
三哥走了。他处于“植物状态”已三个多月，我隔一天与他的小儿子通一次电话，应该说有思想准备。但得知这一消息，我仍接受不了。
一
三哥名王竹，我们交往已有半个世纪。
四十年代中期我在成都一所中学读书，与一批追求进步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叫破晓社。三哥是我们的同学，比我高几班。在破晓社成立以前，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时，四川震动，三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准备随军从陆路打通国际通道，报效国家。可是当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不可救药，便毅然离开远征军回校读书。一九四六年他参加破晓社，在《破晓半月刊》上，以屈萤的笔名发表了两篇揭露国民党军队黑暗的散文，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萤”为名，是他喜欢萤火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破晓社的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除大哥大姐是公推之外，其余排行一律拈阄决定。三哥的称谓就是这样定的。不过，我们这些拈阄定下来的哥哥（包括我在内），只有三哥名副其实。不少弟妹受到过三哥的关怀和照顾，而我得到的可能最多。
二
一九四六年底，我因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第二年初到了重庆。当时三哥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读书，我在他那儿住了几个月。我有四个姐姐，没有哥哥，一直感到遗憾。三哥像亲哥哥一样爱护我，填补了这个空白。我爱睡懒觉，他每天早上来叫我，至今我还记得那熟悉和可怕的脚步声。他用木桶打好水，强迫我去洗澡——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卫生。吃过早饭，必须到他寝室做数学题。“教授”是破晓社成员屈丁（重庆大学学生），三哥是“助教”。每当我做错题，三哥丝毫不讲情面，凶得很，甚至骂我，以至与他同寝室的朋友批评他“不像学教育的”。
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候，那就是每当我们从重庆大学补习回来，归途中除了聊天，还要唱歌。三哥的嗓子有点“沙”，他最爱唱：
当兵好，当兵好，
当兵出力把国保。
1981年，三哥（前左）到成都草堂疗养院看望陈先泽（前右）和李致。
我明知他所唱的兵是抗日战士，却故意和他开玩笑，接着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啊，
我们就没有份儿？
一九四七年“六·一”大逮捕，我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三哥一早发现我不在了，万分着急，赶忙跑进城找我的姐姐，设法营救。后又送来一本寸半本中英字典，要我背单字。当我被释放回到学校，他看见我时激动得满眼泪花。
三
我们分别了两年多。解放初才又在重庆相遇，并同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那时候，三哥是一个部门领导，工作十分积极，亲自下厂蹲点，对干部要求很严。干部汇报工作，要有情况、有分析、有意见，否则过不了他这一关。同时又平等待人，关心干部，经常为有困难的干部争取生活补助。除了自己部门的工作，三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全局，团市委领导为此经常称赞他。(www.xing528.com)
一九五五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审查。我和三哥的寝室紧密相连，又一起在仅有的一桌中灶吃饭。他被迫与我划清界限，不来往不说话，但从他的眼光中却看得出他的同情和不平。国庆节三嫂来探亲，她不避嫌疑，带着我的女儿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玩，还照了相，令我和妻子终身难忘。“胡风问题”是个冤案，不过那时的审查与“文革”有所不同，我能正确对待。审查结束，我没问题，三哥衷心感到高兴。一九五六年，政治上稍微宽松一点，大概处于毛主席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弛”的阶段。每到假日，我们两家一起到冠生园吃早点，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玩。在动物园，我背着女儿，三哥背着儿子，不停地唱我编的顺口溜：“当爸爸真辛苦，背起娃娃看老虎。”以后我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中又在苏联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那一年多时间，生活比较愉快。
可惜好景不长，接着又“张”起来。“反右”后我调到成都工作不久，重庆有三位敢于为民说话的同志（即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被打成“反党集团”。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三哥和几位有正义感的同志，为困难时期四川死人多，用“几个半勇敢分子”的名义，直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本是党员的正当权利，但党内生活不正常，终被追查出来，认为三哥与“反党集团”一鼻孔出气，受了批判，还被调动工作，降职使用。
四
“十年浩劫”的时候，我在北京工作，三哥仍在重庆。我们两人都是“当权派”，加上我被国民党逮捕过，与胡风案有牵连，三哥则参加过远征军，与“反党集团”一鼻孔出气，两人异地受审。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打内战，放松对我的监管，我与来北京避难的重庆朋友商量把三哥救出来，但未成功。在被关进“牛棚”后，我每天都要暗中呼喊一些亲人，其中就有三哥。我的呼喊，既是对自己的安慰，也是对他们的关切。三哥，你现在怎么样了？以后逐渐知道，三哥被造反派长期关押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受尽折磨，肺病复发，而他在地下室里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写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当一派群众组织把三哥“抢”出来，准备把他作为革命干部，搞“三结合”，他却首先提出要给“萧李廖”平反。这就是三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凭理想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五
“文革”后期，我主动要求回到成都工作，又有机会和三哥见面了。每当他来成都，我们都有许多心里话说不完，主要是对“文革”不满，对王张江姚不满。那些话如被造反派知道，其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我和三哥一起看了一份《周总理遗嘱》，他泣不成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痛哭过。后来知道这份《遗嘱》不是真的，但它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心愿。“四人帮”被粉碎时，我先得到北京朋友带来的消息，三哥正在成都。这种“大快人心”的事，我当然急于告诉他，但又怕他心直口快，随便对人讲。他一来，我就把这个顾虑说给他听。
他立即表态：“哪个龟儿子乱说！”
事情太重大了，仅这个表态不能使我放心。最后达成协议：他愿意跪在地上发誓，我也让步——只要他跪在床上发誓。他真跪在床上发了誓，我才告诉他。这种喜悦，凡是过来人都理解。只是三哥太兴奋了，违背了他的誓言，一出我的家就告诉了他的朋友。我当然也不会去追究。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哥自己尚未被落实政策，却和几个与他情况相类似的同志，四处奔波，热心帮助别人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解决被占的房子和被扣的工资，把仍在农村的小孩调出来……许多人十分感动，称他为“民间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他自己被落实政策以后，更是一如既往，心怀全局，致力于体制改革，忘我的工作。他还像过去一样乐意帮助别人，在一个小本子上记有许多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戏称它为三哥的“联络图”。
年逾花甲，三哥从第一线退下来，在民意机关工作。民意机关可虚可实，作为一个常务委员，他可以鼓掌举手，或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但三哥爱憎分明，对某些腐败现象疾恶如仇，既敢当面批评，又敢向上反映，不明哲保身。他写过一封短信给我，说他们那里发生了几个大案，因涉及某几个头头，“民怨沸腾，威信降到极点，奈何！”
三哥身体不好，发过几次脑血栓，以至有段时间不能用手吃饭。我和一些老朋友关心他，多次劝他保重身体，不管闲事，甚至开玩笑挖苦他，集体“修理”他，要他潇洒一点，欢度晚年。他虽心领朋友们的好意，却一如既往，决不放弃斗争。以后，因为多少了解一些情况，我开始感到对三哥的“责备”有片面之处。这种斗争精神是他极可贵的品质。
七
去年冬天，三哥又患脑血栓，肺部大面积感染，股骨摔断。许多同志为他的病四处奔走，老领导出来为他说话，有关部门拨了专款，医院尽了全力抢救，好人得到好报。可惜尽管如此，仅延长了他几个月的生命，且处于“植物状态”。破晓社中受过他照顾的一个妹妹方信嘉，从兰州赶到医院看他，叫了几十声“三哥”，都没有反应。我们听了，心如刀绞。这段时间我提心吊胆，常常听到电话铃声就害怕。但这个无法逃避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上来了。
我和我女儿赶到重庆。为了不增加三嫂的痛苦，只得压抑自己的感情，把泪水往肚里咽。回到故地，遇见许多老同志，无不称赞三哥。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三哥有一次在会上给领导提意见，会后这位领导批评了他。三哥非但不害怕，还把他的意见写成文字再交给这位领导。多么光明磊落！这个故事加深了我对三哥的理解。
第二天向三哥的遗体告别，我真想叫醒他，再和他作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再和他抢书看或打架玩。我愿意天天去叫他起床，用木桶为他打水洗澡，报答他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我在三哥的右眼角发现一颗泪珠，难道他真知道我和女儿站在他的身边？
我们的信仰不会变，到时在马克思那儿再见！
1998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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