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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回忆:铭记在心的三哥

时间:2024-05-24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一三哥名王竹,我们交往已有半个世纪。三哥的称谓就是这样定的。不少弟妹受到过三哥的关怀和照顾,而我得到的可能最多。三哥一早发现我不在了,万分着急,赶忙跑进城找我的姐姐,设法营救。除了自己部门的工作,三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全局,团市委领导为此经常称赞他。审查结束,我没问题,三哥衷心感到高兴。“四人帮”被粉碎时,我先得到北京朋友带来的消息,三哥正在成都。

感人回忆:铭记在心的三哥

再见!三哥

三哥走了。他处于“植物状态”已三个多月,我隔一天与他的小儿子通一次电话,应该说有思想准备。但得知这一消息,我仍接受不了。

三哥名王竹,我们交往已有半个世纪。

四十年代中期我在成都一所中学读书,与一批追求进步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叫破晓社。三哥是我们的同学,比我高几班。在破晓社成立以前,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时,四川震动,三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准备随军从陆路打通国际通道,报效国家。可是当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不可救药,便毅然离开远征军回校读书。一九四六年他参加破晓社,在《破晓半月刊》上,以屈萤的笔名发表了两篇揭露国民党军队黑暗的散文,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萤”为名,是他喜欢萤火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破晓社的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除大哥大姐是公推之外,其余排行一律拈阄决定。三哥的称谓就是这样定的。不过,我们这些拈阄定下来的哥哥(包括我在内),只有三哥名副其实。不少弟妹受到过三哥的关怀和照顾,而我得到的可能最多。

一九四六年底,我因参加抗暴运动学校暗中开除,第二年初到了重庆。当时三哥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读书,我在他那儿住了几个月。我有四个姐姐,没有哥哥,一直感到遗憾。三哥像亲哥哥一样爱护我,填补了这个空白。我爱睡懒觉,他每天早上来叫我,至今我还记得那熟悉和可怕的脚步声。他用木桶打好水,强迫我去洗澡——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卫生。吃过早饭,必须到他寝室做数学题。“教授”是破晓社成员屈丁(重庆大学学生),三哥是“助教”。每当我做错题,三哥丝毫不讲情面,凶得很,甚至骂我,以至与他同寝室的朋友批评他“不像学教育的”。

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候,那就是每当我们从重庆大学补习回来,归途中除了聊天,还要唱歌。三哥的嗓子有点“沙”,他最爱唱:

当兵好,当兵好,

当兵出力把国保。

1981年,三哥(前左)到成都草堂疗养院看望陈先泽(前右)和李致。

我明知他所唱的兵是抗日战士,却故意和他开玩笑,接着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啊,

我们就没有份儿?

一九四七年“六·一”大逮捕,我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三哥一早发现我不在了,万分着急,赶忙跑进城找我的姐姐,设法营救。后又送来一本寸半本中英字典,要我背单字。当我被释放回到学校,他看见我时激动得满眼泪花。

我们分别了两年多。解放初才又在重庆相遇,并同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那时候,三哥是一个部门领导,工作十分积极,亲自下厂蹲点,对干部要求很严。干部汇报工作,要有情况、有分析、有意见,否则过不了他这一关。同时又平等待人,关心干部,经常为有困难的干部争取生活补助。除了自己部门的工作,三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全局,团市委领导为此经常称赞他。(www.xing528.com)

一九五五年肃清“胡风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审查。我和三哥的寝室紧密相连,又一起在仅有的一桌中灶吃饭。他被迫与我划清界限,不来往不说话,但从他的眼光中却看得出他的同情和不平。国庆节三嫂来探亲,她不避嫌疑,带着我的女儿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玩,还照了相,令我和妻子终身难忘。“胡风问题”是个冤案,不过那时的审查与“文革”有所不同,我能正确对待。审查结束,我没问题,三哥衷心感到高兴。一九五六年,政治上稍微宽松一点,大概处于毛主席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弛”的阶段。每到假日,我们两家一起到冠生园吃早点,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玩。在动物园,我背着女儿,三哥背着儿子,不停地唱我编的顺口溜:“当爸爸真辛苦,背起娃娃看老虎。”以后我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中又在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那一年多时间,生活比较愉快。

可惜好景不长,接着又“张”起来。“反右”后我调到成都工作不久,重庆有三位敢于为民说话的同志(即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被打成“反党集团”。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三哥和几位有正义感的同志,为困难时期四川死人多,用“几个半勇敢分子”的名义,直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本是党员的正当权利,但党内生活不正常,终被追查出来,认为三哥与“反党集团”一鼻孔出气,受了批判,还被调动工作,降职使用。

“十年浩劫”的时候,我在北京工作,三哥仍在重庆。我们两人都是“当权派”,加上我被国民党逮捕过,与胡风案有牵连,三哥则参加过远征军,与“反党集团”一鼻孔出气,两人异地受审。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打内战,放松对我的监管,我与来北京避难的重庆朋友商量把三哥救出来,但未成功。在被关进“牛棚”后,我每天都要暗中呼喊一些亲人,其中就有三哥。我的呼喊,既是对自己的安慰,也是对他们的关切。三哥,你现在怎么样了?以后逐渐知道,三哥被造反派长期关押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受尽折磨,肺病复发,而他在地下室里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写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当一派群众组织把三哥“抢”出来,准备把他作为革命干部,搞“三结合”,他却首先提出要给“萧李廖”平反。这就是三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凭理想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文革”后期,我主动要求回到成都工作,又有机会和三哥见面了。每当他来成都,我们都有许多心里话说不完,主要是对“文革”不满,对王张江姚不满。那些话如被造反派知道,其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我和三哥一起看了一份《周总理遗嘱》,他泣不成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痛哭过。后来知道这份《遗嘱》不是真的,但它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心愿。“四人帮”被粉碎时,我先得到北京朋友带来的消息,三哥正在成都。这种“大快人心”的事,我当然急于告诉他,但又怕他心直口快,随便对人讲。他一来,我就把这个顾虑说给他听。

他立即表态:“哪个龟儿子乱说!”

事情太重大了,仅这个表态不能使我放心。最后达成协议:他愿意跪在地上发誓,我也让步——只要他跪在床上发誓。他真跪在床上发了誓,我才告诉他。这种喜悦,凡是过来人都理解。只是三哥太兴奋了,违背了他的誓言,一出我的家就告诉了他的朋友。我当然也不会去追究。

“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哥自己尚未被落实政策,却和几个与他情况相类似的同志,四处奔波,热心帮助别人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解决被占的房子和被扣的工资,把仍在农村的小孩调出来……许多人十分感动,称他为“民间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他自己被落实政策以后,更是一如既往,心怀全局,致力于体制改革,忘我的工作。他还像过去一样乐意帮助别人,在一个小本子上记有许多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戏称它为三哥的“联络图”。

年逾花甲,三哥从第一线退下来,在民意机关工作。民意机关可虚可实,作为一个常务委员,他可以鼓掌举手,或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但三哥爱憎分明,对某些腐败现象疾恶如仇,既敢当面批评,又敢向上反映,不明哲保身。他写过一封短信给我,说他们那里发生了几个大案,因涉及某几个头头,“民怨沸腾,威信降到极点,奈何!”

三哥身体不好,发过几次脑血栓,以至有段时间不能用手吃饭。我和一些老朋友关心他,多次劝他保重身体,不管闲事,甚至开玩笑挖苦他,集体“修理”他,要他潇洒一点,欢度晚年。他虽心领朋友们的好意,却一如既往,决不放弃斗争。以后,因为多少了解一些情况,我开始感到对三哥的“责备”有片面之处。这种斗争精神是他极可贵的品质

去年冬天,三哥又患脑血栓,肺部大面积感染,股骨摔断。许多同志为他的病四处奔走,老领导出来为他说话,有关部门拨了专款,医院尽了全力抢救,好人得到好报。可惜尽管如此,仅延长了他几个月的生命,且处于“植物状态”。破晓社中受过他照顾的一个妹妹方信嘉,从兰州赶到医院看他,叫了几十声“三哥”,都没有反应。我们听了,心如刀绞。这段时间我提心吊胆,常常听到电话铃声就害怕。但这个无法逃避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上来了。

我和我女儿赶到重庆。为了不增加三嫂的痛苦,只得压抑自己的感情,把泪水往肚里咽。回到故地,遇见许多老同志,无不称赞三哥。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三哥有一次在会上给领导提意见,会后这位领导批评了他。三哥非但不害怕,还把他的意见写成文字再交给这位领导。多么光明磊落!这个故事加深了我对三哥的理解。

第二天向三哥的遗体告别,我真想叫醒他,再和他作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再和他抢书看或打架玩。我愿意天天去叫他起床,用木桶为他打水洗澡,报答他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我在三哥的右眼角发现一颗泪珠,难道他真知道我和女儿站在他的身边?

我们的信仰不会变,到时在马克思那儿再见!

1998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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