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在心的大姐：我等你半个世纪

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

人生有许多坎坷，幸好还有友情。

我有一批半世纪以上的挚友。五十年前，我们是十六七岁左右的中学生，为了追求进步，在斗争中认识和结合在一起。这便是我多次提到过的破晓社。破晓社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大哥大姐公推，其余的拈阄而定。

贺惠君被推为大姐，我们这样叫了她半世纪以上。

贺惠君（前排左二）与破晓社部分兄弟姐妹合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成都。

一

五十年前的大姐，脸红润，高高的，胖胖的，显得很健壮。

我认识大姐，带一点传奇色彩。一九四五年，陈先泽的四姐，介绍他和我参加了燕京大学、华西大学的进步组织——未名团契。地下党员贾唯英是团契的核心。在“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中，华西协合中学的六位同学（包括先泽和我）发起成立了破晓社。破晓社的宗旨是“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道路是“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它一成立，就受到贾姐姐的关怀和指导。

破晓社办了名为《破晓》的壁报，受到广大同学欢迎，却被三青团的成员偷偷撕掉。我们满怀愤怒地用大字报形式表示抗议。《学生报》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对破晓社表示支持。这种支持来之不易，使我们十分激动！先泽和我急于与报社取得联系，找报纸一看，通讯处是四道街八号。我们很快就在一天黄昏找到了这个地方。

这并不是正规的报社，而是一个公馆。看门的老大爷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往里叫了一声：“幺小姐！”接着出来的便是身穿旗袍的贺惠君。我们要买报纸，她说没有，请我们留下地址。我用纸写下：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李国辉。以后在回忆这一段交往时，贺惠君说：“来了两个小青年，一胖一瘦，嘴里还含了棒棒糖。”

不久，贺惠君把报纸送到我家门口。她坚决不收钱。我只得用紧紧的握手表示感谢。

二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引起广大群众的反对。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市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反对内战，国民党特务公然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破晓社成员义愤填膺，在贾姐姐的帮助下，积极参与了声援活动。

大家分头去联系自己熟悉的朋友。先泽和我主动去找贺惠君。这一次不是站在大门内谈话了，而被请入客厅。我们一起参加了声援活动，并参与成立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可惜这个联合会缺乏群众基础，并没有经常开展活动。好在有破晓社，先泽和我提出介绍贺惠君参加破晓社，她欣然同意。从此，在地下党领导下的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贺惠君与我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贺惠君被推为大姐并非偶然。她的年龄并不是最大的，但相对来说，显得成熟：分析问题有说服力，处理问题比较理智，关心人。这在我们这一批热情但又幼稚的人中，算得上“鹤立鸡群”了。

我们当时虽然追求进步，但有较浓的小圈子气息。例如我，只愿和少数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不懂得要广泛接触群众，团结更多的人。大姐在和我交谈中，给我提出过这个意见，对我很有启发。她参加破晓社不久，即介绍了庄焕仪、殷里蓉参加；年底又介绍了华美女中四位姐妹参加。她的好友李晓芸虽未参加破晓社，却是破晓社的朋友，而且是“终身制”。

成熟并不排除大姐的活跃。她爱唱歌，音色也不错。每当她唱起《我们的青春》（力扬作词）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便跟着合唱。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教大家唱的一首解放区的歌。歌名早忘了，内容是歌颂劳动英雄和批评个人英雄主义的。至今我还能唱几句：“周子山，我这几天，好不厌烦；心里头压下事，难对人言。”这首歌，是大姐的六哥和曹三姐从解放区回来教她的。

大姐的活动面宽。除破晓社和《学生报》外，她还参加了雏鹰剧社。她曾邀请我去参加过雏鹰剧社的一次活动，让我朗诵《日出》中乔治·张的几段台词。剧社有一个成员叫毛弟娃儿，即以后创作《好久没到这方来》的歌曲作者——茅地。

这一年，我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和破晓社的活动，个人接触也很多。我们两家住地很近，只隔一条过街楼街。我和先泽或我一个人，有空就到大姐家去。唐大爷对我们也熟悉了，立即通报。于是我和大姐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包括相互批评。同志，朋友，姐弟，这是一种深厚的友情！

更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旬，贾姐姐约我到她家，开门见山地提出地下党组织决定吸收贺惠君和我入党，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贾姐姐又要我去征求贺惠君的意见。他们两家都住在四道街，我从贾姐姐家出来，几步路便跨进大姐家。大姐立即表示同意。我转身又去向贾姐姐报告。我们三人都很高兴。

从一九四七年起，大姐负责地下党中学生的工作，在中学校里建立地下社“民协”。破晓社的大多数成员，经她的介绍参加了党或地下社。这是我解放后知道的。

三

一九四七年初，我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被学校暗中开除，到了重庆。以后撤回成都工作一段时间，又调重庆工作。这十年，我和大姐几乎没有接触。仅一九五五年春在成都见了一次。在那一次谈心中，她提到若干年前对破晓社处理一位成员的做法过激了。这是她进一步成熟的反思，我当即表示赞成她的观点。

我再调回成都，在共青团省委工作，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冬。当时大姐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刚因病切除了一个肾。我正为她的健康担心，却来了更大的风暴。她蒙受冤屈，被错划为右派。我参加了团省委常委会，看见了许多揭发她的材料，不寒而栗。我当然不相信她反党，但她对省委一把手提了意见，在劫难逃。当时我早已成了“驯服工具”，不敢独立思考。我暗中为大姐惋惜，却没有认识到她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精神。有这个认识那是以后的事了。

大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在《四川青年报》，主要是处理群众来信，同时搞一些轻微劳动。可以想象这种冤屈会带给她多大的痛苦！我当时在《红领巾》杂志社工作，与《四川青年报》同在一个大院。听说大姐工作认真，并不消极。我常看见她扫地、倒痰盂，态度不卑不亢。我们还同住在祠堂街三十三号宿舍，但我不敢与她往来。

一九五八年秋，我随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经常听见播放《祖国进行曲》。我们破晓社的社歌就是按这个曲子写的词。我免不了想起大姐和另几位受冤屈的老朋友，说不出的感慨。回国后的一个晚上，我偷偷地进了大姐的住屋。屋子潮湿阴暗，最多有十平方米，她正在看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叫了声：“大姐！”我只记得她说，除了工作，她想学中医。最后我送了她两枚从苏联带回的硬币（戈比）。我想安慰大姐，但这种安慰有什么用？(www.xing528.com)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满足于曾顶住压力，没有乱揭发，敢于实事求是写材料。但后来我知道大哥余文正，在大姐困难时，不怕划不清界限受牵连，帮助大姐的子女，使我深受感动。一高一矮，大哥是巨人，我是矮子。

大姐，我相信你能原谅我，但我必须责备自己。

四

“文革”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先泽的爱人熊庆娟到北京探亲，到团中央看大字报。她告诉我团四川省委有一部分人在为贺惠君翻案。我从心里支持，但也感到难度很大。果然，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成都来人外调大姐的情况，那是带着鲜明的倾向来抓问题的。我如实地写了大姐解放前的情况，却受到训斥。十几年后偶然谈起这件事，我把这份材料给大姐看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大姐得到平反，被分配到省旅游局担任副局长。省旅游局局长李止舟，解放初期担任过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和老朋友。我多次听到他称赞贺惠君，说她为人正派，不搞歪门邪道；能独立思考，能力强，敢说话，敢负责；关心人，群众关系好，等等。李公水平高，不轻易称赞人。一九八七年，我和大姐同是省政协常委，有机会一起参加某些活动。从接触中我有与李公相同的感受。

经过“十年浩劫”，破晓社的朋友每年至少聚会一次。几次重要活动还得到省、市党史研究室的支持。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批从十几岁便追求革命的青年，除一个在“文革”中被迫致死外，都挺过来了。大家保持着固有的理想，没有人当造反派，没有人把金钱放在第一位，更没有人腐化堕落。只要聚在一起，彼此能感受到颗颗赤子之心的跳动，共唱那些当年鼓舞我们前进的歌曲，朗诵那些当年催人奋发的诗歌，互勉保持晚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成员离退休了，大家又交流保健的体会，以利安度晚年。大姐积极参加破晓社的聚会，可惜经过多年的折磨，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以前摘掉一个肾，一九九三年骨折，还有较重的肺气肿。有一次，我推荐王火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给她。她很喜欢这部书，看完第一部来换第二部，但走到我所住的大院门口，就喘得连二楼也上不去了。这以后我就主动把书给她送去。尽管如此，大姐的精神状态仍很好。

因为老伴生病，影响了我参加老朋友的一些聚会。好在我和大姐两家宿舍很近，只要可能我仍挤时间去看看她，哪怕只坐一二十分钟。我们还常在理发室相遇。理发的小杨听见我老叫贺惠君为大姐，就问贺惠君是我的大姐或是我老伴的大姐？事后大姐告诉我说：“我回答小杨，我是他们两人的大姐。小杨莫名其妙。”我知道大姐这样回答，是因为我老伴也是破晓社成员。说着我们都笑起来。

五

谁也没想到的事陆续发生了。

一九九四年秋，远在西昌的破晓社成员冷离，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冷离四十年代在华英女中读书。一九五七年因丈夫屈彬蒙冤，随其下放西昌，在第一中学教书，任劳任怨，受到学生爱戴。我们为她早逝极感悲痛。

去年一月，正在美国探亲的方家祥（破晓社发起人之一），突然赶回成都。这个能吃能喝能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老方，因癌症触及心脏，离开人世。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像头上被人用重锤一击！大姐的丈夫詹大风（破晓社成员）在楼下流着眼泪说：“死亡已经威胁到我们这一代了！”老方的妻子姜志惠更接受不了，万分痛苦。大姐和许多朋友千方百计安慰小姜。

一直在重庆工作的三哥王竹因病卧床，成为“植物人”，牵动了大家的心。五月十六日终于与世长辞。三哥一生疾恶如仇并乐于助人。大家虽估计到有这个后果，仍免不了再一次陷入悲痛。

七月我因心肌缺血住院输液，突然获悉詹大风患肺癌，即将住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刀。老詹身体一贯很好，长期坚持冬泳，多次被破晓社选为“健康儿童”，怎么一下也患重病了？十四日吃过晚饭，我匆匆赶到大风家。几个老朋友正在吃饭，先泽给了我一杯红葡萄酒。小姜说∶“你来得正好，老詹明天要住院。”我表示正是为此而来的。饭桌上气氛祥和，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饭后，大姐和几个朋友玩牌，我安慰老詹：第一发现早，第二病变位置便于切除，第三他的身体素质好。在归途中，我既担心，又佩服大姐和老詹的镇静。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坚强的表现。它给我上了一课。

几位老朋友在大风动手术后去青城山避暑。十七日下午临行前，姜志惠打电话告诉我，大风的手术很成功；她特别嘱咐，他们走后要我多关心大风。我回答她，尽管我住院输液，我会经常用电话与大姐联系。为了证实动手术的情况，我与四川医学院著名外科专家萧路加学长通话，从他那儿得知大风手术后情况的确较好，才稍微放心。

二十日上午，我从医院去大姐家，在路上碰见她看病出来，哮喘不已，举步维艰。我赶忙帮她拿着药（其实很轻），陪着她一步一歇地到了她的家。看见她这样累，我原想让她休息，坐一会儿就走。可是她稍坐不久，精神恢复，又热情地和我交谈。从大风的手术谈到我们这一批人的健康。从当年参加破晓社谈到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史无前例的“文革”。从改革开放的成果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以至反腐倡廉。我们许多年没有这样单独谈心了。大姐的观点还是那么鲜明和尖锐，声音还是那样有力量。这种心灵的交流，使我感到非常舒畅。我仿佛回到五十年前，坐在四道街八号她家的客厅里，互相打开心扉汲取营养。

告辞时我对大姐说：“他们去青城山了，有事多用电话联系。”她说：“你放心，不会有什么事儿。你们有事儿也打电话给我。”

二十五日，我上午在医院输液回家，我女儿说四姑妈来电话，说贺阿姨昨天摔跤，股骨颈摔断，呼吸困难，已送川医监护室。我立即与四姐李国莹相约，下午三时半（这以前不许探病人）到了医院监护室。大姐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我真不忍心看她遭受这样的痛苦，也不能久留在那儿影响她的治疗。我们去看了大风，他只知道大姐摔了跤，尚不知详情。没有多说，我和四姐乘电梯下楼。我们痴呆了，不知说什么。隔了一阵，四姐告诉我，大姐对她说了一句：“我不行了。”这时突然下雨，无法行走。我们站在外厅，风吹得有点刺骨。难道这七月雨像“六月雪”，它在为大姐倾诉什么？

第二天晚十时，接到四姐电话，大姐九时半逝世！

当晚我分别打电话给晓芸、焕仪和其珉。我先后服了五粒安定也安静不下来。五十多年的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十四日的晚餐成了我和大姐的最后一次晚餐，二十日的谈心也成了我和大姐的最后一次谈心。铭心刻骨，终身难忘！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给在西昌的罗介夫、在兰州的方信嘉打电话。像昨晚一样，在电话上我听见兄妹们的啜泣。

六时半赶到川医，与大风抱头痛哭。

六

大姐和几位兄妹先后突然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走出这个阴影。

然而，冷静一想，应该说他们留下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留下了这代人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

1999年3月28～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