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从龙：铭记在心的友人

永远的负疚——怀念国际友人云从龙

四十年代中期，我在成都华西协合高中读书。当时，华西坝有两位来自加拿大的教授和传教士，一位从美国来的教授和传教士，他们都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即文幼章、云从龙和费尔浦。他们同情和帮助追求进步的学生。我和这三位教授都有过接触。文幼章参加过我们反内战的游行，并在少城公园发表演说。费尔浦为我和两位朋友补习过英语。

上世纪四十年代，加拿大教授云从龙和夫人，在成都华西后坝别墅。

云从龙先生既是华西大学的教授，又是华西协合高中的校董。他住在华西后坝华西协中球场旁边的一栋洋房里。我上学和放学都要经过他住的院子。作为“未名团契”的成员，我曾到云从龙家参加团契举办的活动。据马识途同志回忆，他第一次看见我就是在云从龙家里。当时马识途老师（他一九四七年在协中教英语）是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但我不知道。

一九四六年底，全国学生反对美军强奸北平一个女大学生，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我们在地下党员贾唯英的领导下，发动同学参加游行，还发动了罢考。许多同学参加了罢考，但临考试时有少数同学到了考场外观望。我生怕有人参加考试，便跳上石阶，讲述这次罢考的意义，最后大声疾呼：“同学们！我们谁没有母亲，谁没有姐妹？我们能甘心中国妇女遭受凌辱吗？我们一定要用罢考来声援北平学生，用罢考来表示我们的爱国行动！”同学们同仇敌忾，罢考成功。可是，事过不久，学校在给我家长的通知书中写上：“该生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我从没有申请转学，“准予转学”实际上是把我“开除”了。

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怕她接受不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我考上民主同盟一些著名教授在重庆办的西南学院。同时，贾姐姐又支持我去找协中校长杨立之谈判，要求学校收回“准予转学”的成命。协中是教会学校，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为了使校长不敢随便以政治原因开除学生，贾姐姐请了校董云从龙参加我们的谈判。

在约定的时间前，我在校门口等云从龙。我看见他从家里出来，走向办公大楼。他身高且瘦，着西服，我们先后到达校长办公室。

云从龙问校长：“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讲了我并没有申请转学，而通知书上却写“准予转学”，这是不对的。校长则以我在外参加活动多，学习成绩不好为理由为自己辩护。说实在话，当时我偏爱文科，数理化的成绩的确不好，但成绩不好可以补考，补考不及格再留级，不能开除。开除显然有政治目的，不合“民主自由”的原则。

云从龙听我们讲话，一双眼睛轮换地看着我和校长。听完我和校长几次“一般性辩论”，他才用熟练的中国话问了一句：“这就可以开除一个学生吗？”

这句话显然使校长为难。校长考虑了一会儿，似乎准备“妥协”，然而态度仍然强硬。他对我说：“如果要留在协中读书，你必须先认真写一份检讨书表示悔过”。

我一听要写检讨书，心里十分愤怒。当时我刚满十七岁，年轻气盛，正处在“天不怕，地不怕”的阶段。加之我已经考上西南学院，有恃无恐，便与校长争吵起来，毫不让步，拒写所谓悔过书。我和校长互不相让，最后我昂首挺胸，拂袖而去。校长是什么表情，我毫无印象。只记得云从龙把一双眼睛睁得更大，无可奈何！

不久我去了重庆，一九四九年五月才回到成都。年底在成都迎接解放。一九五○年初我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工作，被派到铭贤学院任工作组组长。有一天看见一张海报，上面报道云从龙先生将在星期天上午来学院传道。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初云从龙先生帮助我去与校长谈判的事，便想去见他一面。

星期天上午，学院一间教室坐满了人。我进教室，云从龙已开始讲话。他还是老样子，身高且瘦，着西服，一双大眼睛，正用中国话讲道。大意是：“共产主义并不神秘和可怕。耶稣把一个饼子分给七十二个门徒吃，也是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要学习《圣经》，理解上帝的旨意，这样便会使我们通向共产主义！”(www.xing528.com)

我听了以后，立即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既然共产主义是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过去国民党政府不许我们读，这没有办法。现在解放了，有条件读马恩的书了，何必先要去学《圣经》，通过学《圣经》去研究共产主义精神呢？”

教室鸦雀无声，听众感到愕然。云从龙先生没有说什么，似乎很失望。我以为自己坚持了原则，虽然谈不上“飘飘然”，却以胜利者自居。事情一过，再没有去想它，更没有想到云从龙先生会有什么感受。

“文革”期间，我在共青团中央被关进“牛棚”。有人来外调成都的一些老朋友与文幼章、云从龙和费尔浦的关系。我想，造反派抓这些辫子，难道要派人到加拿大和美国去外调？这下不知要多么漫长的岁月才能得出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都在清除“左”的思想的影响，我才发现自己解放初期反驳云从龙先生的谈话非常幼稚。云从龙先生长期在中国传教，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他在刚解放时讲共产主义精神与基督教义的某些一致，是为了减轻教徒对共产党的恐惧，帮助我们团结更多的人。我貌似正确而实则偏激的话，对团结人没有好处，还会伤害云从龙先生的感情。这是“‘左’派幼稚病”。从此我有一种负疚的感情。

马识途（左二）和李致会见加拿大友人。左一为云从龙之子，右二为文幼章之子。2008年于成都。

对我的惩罚终于来到了。去年年底，读马老（识途）的一篇文章《记一个外国友人——云从龙》。文中提到马老调任川康特委副书记时，就是拿着张友渔（当时在省委负责统战工作）写的介绍信去找云从龙，由云从龙介绍他去华西协中担任英语教员，作为掩护他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后来，地下党的同志甚至在云从龙的住宅，用云从龙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印刷秘密报纸，传送革命信息。……我不禁又想起解放初期自己那些幼稚的偏激言行，深深感到对不起这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友人。也许云从龙当时并没有计较、现在已经忘记这些对他来说的小事，但我应该向云从龙先生道歉，请求他的原谅。一九八三年我在北京见到过文幼章先生。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请他吃饭，邀我参加，在席间谈到许多过去的事。如果云从龙先生来中国，我一定要向他检讨。可是接着把马老的文章读下去，才知道云从龙先生已在八十年代度过九十寿辰后逝世。这样，我连道歉的机会也没有了。

近年来，对云从龙先生的负疚感，越来越成为一个包袱，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心里。我不信神，但如果真有天国，将来我一定要云游到加拿大上空寻找云从龙先生，向他道歉，并感谢他对中国人民（包括对我个人）的友情。阿门！

1995年12月22日写

2008年4月2日修改

附记：

得知云从龙的儿子云达乐先生将来中国访问，我将《永远的负疚》一文交给有关的朋友。朋友将该文的大意翻译给云达乐先生，云达乐在回信中谈到该文，现摘录如下：

“我非常有兴趣地听到李致关于他忏悔的故事。我敢肯定如果我父亲听到以后，他会大笑一声，然后说道，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在那杂乱无序的年代，对各种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反映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相信从那以后我父亲一定会对李致的造诣表示钦佩，也一定会把他作为老朋友来看待。我也会对李致所写的‘云游到加拿大上空’大笑一声，多么聪明的想象哦。这让我想起一幅卡通画，是一位艺术家为我父亲画的，内容是我父亲站在天国门口。根据基督教的传统，守门的是圣皮特，是他决定谁能进天门。在这幅卡通画里，圣皮特手里拿了一本电话簿，正在给上帝打电话。他说：‘我的主，按照你的吩咐，我正准备隆重接待云从龙。但是，他却不愿进来。他说他不相信这里，因为早期的新约福音中和其他早期关于耶稣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过天国。如果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为什么你不把它带到地球上去呢？我的主，我该如何回答他呢？’”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