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洪德铭，铭记在心

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怀念洪德铭

今年是成都解放六十周年。我时常想起解放前成都地下党市委最后一任书记洪德铭同志。

我在重庆等接党的关系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在成都由地下党员贾唯英介绍入党。年底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一九四七年初，我考上民主同盟在重庆办的西南学院。经贾唯英同意，约好把关系转给重庆地下党。后因贾唯英受敌特追捕，组织关系暂时转不过来。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我在重庆沙坪坝碰见贾唯英的丈夫王宇光（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他答应将派人来和我接关系。

突然来了个“老张”

当时，我住在重庆大学校门右边荒坡上的一个叫刘家坟的屋子里。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个下午，我从外面回来，见门上有一张纸条。说他从成都来找我，我不在，叫我等他，他会再来。落款“老张”。我并不认识老张，估计是接关系的人来了，我兴奋不已。

天黑前，老张来了。

老张个头较高，身穿长袍，脖系围巾，头发梳得整齐，对人十分随和。他先说是我的挚友陈先泽托他来看我的，一下就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接着问了邻居是做什么的？平常关系如何？又随意看了看我的住屋，注意到前屋还有一道旁门，并把旁门打开向四周看了一下。

我感到老张的警惕性很高。

老张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

从一九四五年起，陈先泽和我以及另外四人在成都发起成立了破晓社，在贾唯英的领导下，破晓社逐渐扩大，在学生运动中起着积极作用。老张对破晓社的众多成员都有了解，逐一给我讲了一些情况。

老张很自然地问起我的情况。

1999年，洪德铭（右三）和夫人陈可（右二）回成都，与马识途（右四）、陈先泽（右一）、章文伦（左三、）詹大风（左二）、李致（左一）合影。

我说，考上西南学院，叔父嫌这个学院“红”了一点，不拿学费给我。我请教务长李文钊写信给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诗人何其芳，请何其芳介绍我去解放区。但我去找何其芳那天，正遇国民党宪兵包围《新华日报》。我只得留下自学另考学校，以期有个工作阵地。

我说，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国民党在各大城市实行大逮捕（人称“六一”大逮捕），我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被捕。因无证据，加上原成都华西协中校长、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具保，关了四天半被释放。我没有自首，也没写过悔过书或任何文字材料。

我说，一九四八年，我仍继续做学生工作。我组织了一个“大家读书会”，有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南开中学的十五六个同学参加。我们读进步书刊，朗诵新诗和唱进步歌曲，定期讨论时事，还在一幅大地图上插标志，示意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讲到这儿，老张笑了，可能觉得这种做法太容易暴露。也真是，这之前有一天早上，重庆大学训导长侯枫带了若干壮汉，以清理学校家具为名，突然抄袭了我们的住房。幸好前一天晚上，我已把所有书刋藏在望板上，逃过了这一劫。

我说，前不久碰见王宇光，要求接上党的关系。

难忘的深夜长谈

老张听取了有关我的情况，给我讲了很多：

他首先讲了形势和任务。主要是，目前在战场上我们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即可解放全中国。为储蓄力量，迎接解放，地下党不需要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免暴露，造成损失。他要我们不断团结和帮助群众认清形势，同情和拥护我党。临解放前，要发动群众护厂（特别要护电厂、自来水厂等与群众生活有关的厂）、护校，防止敌人破坏。为了有利于将来接管城市，要在我们有力量的地方作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等等。

他教了我许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他说，关键是紧密联系群众，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关心和帮助他们。即使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万一敌人来抓你，这个书呆子也会觉得被抓的是好人，同情或保护你。斗争的口号不要提得太高，太高了会吓倒中间群众，一定要使大多数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能接受。一般可从生活斗争入手，逐步提高到政治斗争。不论在学校的一个系或一个班，要认真逐个分析：我们的人有多少，进步学生有多少，中间学生有多少，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人有多少，靠近他们的人有多少。一旦开展斗争，能得到多少人拥护，能否取得胜利。斗争中一定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该前进时前进，该后退时后退，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他讲了党内和地下社新的联系方式。为防止敌人破坏和出叛徒，同志间采取单线联系。一般不用真名，彼此不知住址，接头的方式要很自然，即使有人在你身边也不知你们在接头。开始接触，就要商定彼此的关系，说得清对方的主要情況，以应付敌人的突击盘问。

他还要我注意一些生活细节。我当时不修边幅，衣着很随便，头发也较乱。他说：“你这个样子，头发是‘俄国囚犯’式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进步分子。”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以上很多谈话，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晚，我们同睡一张大床，他睡着了我仍久久不能入眠。过去，贾唯英教我们冲破黑暗，敢于斗争；现在老张教我们团结群众，善于斗争。听老张一夜谈，茅塞顿开，浑身有劲！

第二天早上，老张离开我那儿前，他把头发梳好，又弄好衣服和围巾。以后两次也这样。我发现，他的脚稍有一点跛。解放后知道，那是他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伤致残的。

我的反思

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就是抗日战争后期，我的八舅帮助我弄清国民党在消极抵抗，共产党在坚决抗日。以后，参加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的“未名团契”，贾唯英组织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先泽和我从此积极投入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我们一批同学参加游行。见华西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都举有校名的横幅，我们也打出“华西协中”的横幅。事后，校方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指责我们没经校长同意，不该打学校的横幅。双方争执不下，举手表决，我们只有五十二票，处于少数。我们本应从中吸取教训，学会团结多数同学，但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破晓社的成员屈彬写一首诗，叫《我们有五十二票》，我们引以为傲，经常朗诵。这首诗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这是事实，可惜我仍停留在这个水平。继之而来的“五·二○”反内战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尽管我仍冲锋在前，能写传单《告全市中学生书》，演讲，大声高呼口号，但因为脱离群众，能发动的同学不多。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游行后面临大考，许多同学住校一学期，很想回家过寒假和过年，我们却发动罢考，显然脱离群众。以至我被学校暗中开除，也没有人出来为我讲话。敢于斗争，这是好的，而脱离群众，则是失误，更谈不上善于斗争，讲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个人生活上不注意小节。正像老张所说，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进步分子”。

当然，这以前我也有一点认识。人们歌颂扑灯蛾，说它为追求光明，一下就扑向灯火，使自己化为火焰，得到永生。我却认为，扑灯蛾盲目而幼稚地牺牲了自己。一九四八年底，我写过一首散文诗，叫《蛾》，发表在重庆《大公报》由艾芜主编的副刊《半月文艺》上。(www.xing528.com)

川西派遣组沙磁区工作组

这以后，老张又来我这儿住过两夜。

老张告诉我，由于重庆地下党受到破坏，中央上海分局决定，川康特委从成都派了一些同志来，加上从北平回来的同志，在重庆分区成立工作组。各区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我们这个区叫沙磁区（实际工作包括小龙坎和北碚）工作组，由三人组成：组长，老王（刘康），管全面和大学工作；老杨（张君平），管工运；小陈（李致）管重大先修班和中学工作。老王和老杨都是从北京大学调回的。老张交了两个党员关系给我，一位是苏慰慈，一位是李惠春，都是成都市女中的学生；还交了两个地下社员的关系给我。

老张和我仔细分析了“大家读书会”成员的情况。决定接受丁秀涓入党，由老王办理手续，胡季文、康大钧、印天纵、武仲秋等，先入地下社“民青”（民主青年联合会的简称）。“大家读书会”停止活动，读书会的成员要回自己的学校开展活动。

老张说，原地下党市一级以上领导，奉上海分局命，即去香港总结工作。尽管我和老张见面次数不多，我对他已有感情，颇为不舍。他却握紧我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天亮见！”

我们沙磁区工作组定期开会，研究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大败，政府腐败透顶，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怨声四起。当年三月，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支持。规模之大，在我们预料之外。原说不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但群众一起来，党必须引导。从学生义卖尊师发展到“争温饱、争生存”请愿游行，从各校活动发展到全区、全市行动，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学生参加。当市学联决定在四月二十一日全市大游行时，地下党得知市长杨森要用机枪扫射，决定改全市大游行为分区游行。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积极性，又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不幸，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当时，老张已离开重庆，但他的斗争经验，无疑对川西派遣工作组的同志产生了影响。

造反派企图把老洪打成叛徒

“四·二一”学生运动后不久，我撤回成都工作。

解放军进入成都的前两天，原地下党领导人先入城与留在成都的各地区、各系统的负责人见面，布置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马识途、王宇光、彭塞、贾唯英都身着军装出现，独缺与我相约“天亮见”的老张，他留在湖北省工作了。我在这时才知道老张叫洪德铭，是成都地下党市委最后一任书记。以后又知道，他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一年在皖南事变中受重伤被俘，一九四二年八月逃出伤俘集中营。……

解放后，大家都忙于工作，没见面机会。有一次在武昌开会，我听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说，老洪曾在中南团校工作。后又听说，老洪在武汉财经学院工作。

一九六六年爆发“文革”。一九六八年，我被关在“牛棚”时，有两人从武汉找我调查洪德铭的情况。这两人一见我就说：“洪德铭是叛徒，你必须划清界限，老实揭发他的罪行。”我已有经验：凡持这种态度的人，必是居心陷害老同志的。我实事求是地讲了洪德铭的情况，他们极不满意，对我大加训斥。我不理会这些，仍照实写了书面材料。“牛棚”的监管人也认为我的态度极为恶劣。

一九六九年，团中央的干部进了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我在年底得到“解放”。一九七一年，我患眼病去汉口治疗。因为惦记着洪德铭，便给他打个电话。总机一听我找洪德铭，马上问我姓名，住在哪里，为什么要找洪德铭？这种严厉的态度表明洪德铭尚无自由。为了不给洪德铭增添麻烦，我立即把电话挂了。

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那个年代的黑暗。

劫后重逢，贵相知心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那个最黑暗的年代。

一九七九年五月，洪德铭和他的夫人陈可（也是我在学生运动时结识的好友）来成都。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年不见，亲切无比。我老伴丁秀涓和老洪虽第一次见面，也像老朋友似的，无话不谈。正如老洪在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所说：“在分别三十年后得到重逢和叙旧的机会，打从心眼感到高兴和愉快。在蓉两次见面畅谈，又蒙热情款待和赠书，深情厚谊，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来不及给老洪回信，老洪在七月十六日又来信说：“秀涓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她的健谈风趣，热情澎湃的神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李致的豪放、健谈、深思，热情的性格仍然一如往日，更使我们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其实，老洪这些对我的印象正是我对他的感受。

我常寄一些书给老洪夫妇，如《在彭总身边》等，但通信不多。老洪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一日来信也说：“由于今后我们工作较忙，不可能经常写信，但经过三十多年考验，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即便如此，每年春节，我都接到他和陈可的贺卡，保存至今。

事隔四年，即一九八三年，老洪再一次回到成都。那时，我已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老洪在当年十二月五日来信说：“这次来蓉得到叙谈机会，乐何如之。你年富力强，思想解放，在出版社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今后一定会作出更大的成绩。”我知道，这是老领导、老朋友像过去一样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老洪十分珍惜友情。在一九九四年二月四日给我的信上，他说：“我们的友谊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虽然在解放前我们来往时间很短，解放后又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但建立在共同理想和许多老友对你我都有较深了解基础上的友谊，就非一般寻常情况可比了。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知心朋友之谊绝不会因为写信少、没有写信而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和你以前一样，是十分珍惜这种难得的革命情谊的。”他多次邀我和秀涓去武汉他们家。在一九八三年的信上就说：“你们如有可能出差过汉，请在家中玩住几天，武汉气候、供应虽不很好，但扫榻以待故人却是一片诚心的。”

每次见面必谈国家大事。言犹未尽，老洪和陈可曾联名在信上说：“对于国家、世界大事，老洪看法不少（当然都非高明之见），信上很难评说，见面时当可畅尽欲言。国内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五十条是有远见的文件，我们衷心拥护，但是如果治不了腐败，不切实推进民主政治（民主对共产党人，就好比人需要空气的关系一样，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前景如何，还是很难逆料的，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忧虑。”这反映了众多“老家伙”的担心。

有一次老洪回成都来，谈到“文革”。我说，老洪当年对我讲的群众路线和斗争策略，我受益一生。“文革”后期，我和从北京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最后团结了党支部的绝大多数支委，把造反派头头（也是支委）完全孤立起来。还谈到，他们学校造反派对他的外调。不久我找到当时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底稿，便寄他一看。他回信说：“所赐复印（应为复写）件太宝贵了。从此可见李致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这个评价太高，我只不过坚持四叔早年对我的教导，“说话要说真话”而已。

一九九九年，老洪最后一次回成都，时任成都市委书记陶武先会见了他和陈可，向他们介绍了成都发展的情况。马识途马老、陈先泽、詹大风、章文伦和我作陪。我们这几个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还一起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从遗嘱看老洪

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老洪因患癌症在海南省三亚市逝世，享年九十岁。

我得陈可发来的《致亲友的信》。老洪在生时留下四条遗嘱：一是请学校取消为他举办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活动计划；二是捐款十万元人民币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加入学校的学生奖学基金；三是遗体捐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四是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

陈可和家人认真执行了老洪的遗嘱。

老洪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无论遇到什么坎坷，他总是积极向上，把一生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直至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我会永远牢记他的高贵品质，牢记他教我如何团结群众，善于斗争，牢记他对我的友情。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2009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