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胡克实：铭记在心

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怀念胡克实

胡克实同志走了，我感到悲伤和惆怅。

从一九五○年起，我在共青团各级组织工作了十七年。在团中央的领导同志中，除了胡耀邦同志，克实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我在共青团主要从事学校和少先队工作，而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克实同志，曾长期分管这方面的工作。

1987年在湖北宜昌长江三峡大坝坝址的江面上留影

第一次见到克实同志，是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培养少年儿童勇敢活泼的性格，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小狮子、小老虎，而不是小老头、小绵羊；二是明确少先队的性质，即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进行教育，而不是教育好了再组织起来。耀邦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克实同志一直关注和领导会议的进行。

我当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到北京参加会议。克实同志很年轻，文质彬彬，稍胖，普通话里有湖北口音。这次会上，我和克实同志没有个别接触，只记得我用四川话在大会发言时，他坐在前排笑脸相望，不断点头。

第二年，即一九五六年秋，团中央在湖北武昌东湖召开学校工作南方片会。我那时已调任团重庆市委大学部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以前，团中央提出要培养青年学生良好的意志性格。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相当活跃，一些习惯“舆论一律”的人，对学生颇多指责，还批评培养青年学生良好的意志性格的提法不当。南方片会肯定了青年学生的主流是好的，分析了出现问题的多种原因，指出不必惊惶失措，要针对问题进行教育，等等。

1994年，胡克实夫妇在重庆合影。

克实同志在会上作了总结，还有多次插话。他讲话一般没有慷慨激昂之词，而多温文尔雅之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关“一帆风顺”的插话。他说，由于缺乏经历，许多青年常把复杂的世界和人生简单化，总希望一帆风顺。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哪有一帆风顺的事？世界复杂得很，人生有许多曲折和坎坷。面对世界面对人生，要有勇气有毅力有办法地去战胜困难。这个观点不是克实同志首先提出的，但我却是第一次从克实同志那儿听到的。我听了很受启发，并受益一生。

客观情况也证实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不久，领导者头脑发热，要十五年“超英赶美”。“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接着又不断发动“阶级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至“文革”的十年动乱。哪有什么“一帆风顺”？“文革”初期，克实同志受命任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当《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在江青、康生一伙指挥下，“造反有理”，克实同志和团中央首当其冲。红卫兵大串联，凡到团中央机关，就把耀邦、克实等同志揪出来示众，最多一天达九次。克实同志被揪斗、被侮辱、被殴打，我还记得红卫兵在团中央大院追他的情景（后听说还打了一耳光）。现在想起这段黑暗的日子，我仍感到十分痛心。(www.xing528.com)

我在一九六四年调共青团中央工作。“文革”中被批斗被关进“牛棚”。尽管我违心地承认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思想一直不通。在大批判中，培养少年儿童勇敢活泼，培养青年学生的良好意志性格，培养青少年的文明行为，都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理由是“离开了大的政治方向”。其实，把青年一代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或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个大的政治方向早就明确，针对一个时期的情况提出某个问题，有何不可？哪是“中央文革”说的“团中央修透了”？如果只抓只言片语，毛泽东祝青年“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不是也没有谈政治方向吗？我并非否定毛泽东的“三好”，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证实大批判的荒谬。我当然不会公开提出来，在那红色恐怖的日子，谁愿主动去带上“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帽子？

一九六八年，我和克实同志同被关进设在南院的团中央“牛棚”里。军代表一直不承认有“牛棚”，说是“集中”起来便于“学习”而已。《专政条例》规定极严，被押“牛鬼”不许外出，不许交谈，大小便要先报告，关押了十一个月。在被释放前若干天，调整座位，我和克实同志被分配同坐一个幼儿园的小桌学习和写检讨。两人一桌，近在身旁，虽不能交谈，彼此的目光友好，我感到很亲切。他常向我借用订书机或曲别针，有求我必应。这是心灵上的一种交流。我们是难友。

经历在“五·七”干校几年的劳动改造，一九七二年春节，放大家回北京探亲。有一天，我去关东店克实同志家看望他，正遇原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同志在他家。他们早年一起在晋绥工作过。我原在四川工作，苗前民同志知道我，我趁此提出想回四川工作的愿望。克实同志表示支持，苗前民同志也乐意帮助。这样，第二年我就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长达十年的浩劫中，人人都作了充分表演。当权派中，有的自认代表正确路线，有的反戈一击，有的忏悔过去，不一而足。在我的记忆里，克实同志在强大的压力下，坚持实话实说，没讨好“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自己。近读高勇同志《胡克实同志永垂不朽》诗，最后两句是：“年来每忆‘牛棚’里，大节冰坚抗逆流。”高勇是团中央的老同志，他对克实的评价，我深有同感。

一九七四年秋，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克实同志，在视察了云南的灾情路过成都时，主动打电话给我。我与几位长期做青年团工作的老同志，有康乃尔和张惠明，李止舟和赵济，向洛新和陈家俊，请克实同志在我家吃了一顿饭。在当时条件下，无非是本着“休谈国事”的原则，闲聊了一会儿。这次聚会，后来竟被出版社的造反派头头告到省革委会去了，只是我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同志告诉我：“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在批‘右倾翻案风’时，把你们与克实同志的聚会当做‘黑会’上告。”为了要与“右倾翻案风”扯在一起，造反派把我们一九七四年的聚会改为一九七五年，从胡克实联系到胡耀邦，又从胡耀邦联系到邓小平。心源同志笑了笑说：“你们聚会的这些人，我都认识。老同志见见面，这是很正常的事。我没有理会他的告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立此存照。

在新时期，各自忙工作去了。九十年代，克实同志出差成都，老团干部又有过类似聚会。近十年，因老伴生病，我很少去北京，但心里仍惦记着克实和团中央的老同志。今年，我想送一本近作给克实同志，一打听才知他在住院。因克实同志常生病，也没特别在意，可突然得知克实同志逝世的消息。许多往事出现在脑里。五十年真不是一帆风顺，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大风大雨，幸好多数人挺过来了。在这些风雨中，克实同志关于“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插话，鼓励我度过了许多困难时刻。

我被关“牛棚”的时候，儿子李斧才十岁，常给我送东西来。克实同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无论在河南、北京或成都，克实同志一见他，总爱亲切地叫一声：“小李斧！”如今，克实同志关心的小李斧，已是大学教授了。我多次对李斧和他的姐姐讲克实同志关于“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话，他们也牢记在心。

能活在人们心中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2004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