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安法孝：铭记在心的人

难得的好部长——怀念安法孝

安法孝同志逝世后，我很悲痛。与作家高缨、诗人木斧相约，各写一篇怀念文章，但多次提笔都没有写下去。转眼快一年了，心里仍不平静。

我大概在一九七一年初认识安法孝同志。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春节回家探亲，随我的四姐去看望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热情、关心干部，爱读书、有知识。告辞的时候，他还要我们带些广柑给我母亲。

一九七三年夏，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到“四人帮”被粉碎前，实际上在混日子。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社的同志欢欣鼓舞，开始积极工作。但拨乱反正有一个过程。一九七七年我们出版缅怀周总理的诗集《人民的怀念》，却受到主管部门的查问。理由是其中有的作者问题还没有查清，而实际上并没有问题。

安法孝，1978年摄于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代部长。

让文艺工作者和出版界真正感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是安法孝同志任宣传部代部长的时候。由宣传部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实际是为他们恢复名誉）在金牛坝宾馆聚会，并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大家纷纷控诉了林彪、江青一伙对文艺界的迫害，要求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晚上则看长期被禁演的川剧折子戏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优秀影片。文艺界的朋友一吐闷气，爆发出巨大的热情。

在安法孝同志的关怀下，四川出版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一年后安法孝同志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同样对出版工作关心和支持。一九七九年初，我从几个渠道得知中央一个部门要调我去北京工作，心情很矛盾：既羡慕北京的工作条件，又不愿离开哺育我的故土。去组织部找安法孝同志，汇报了我的思想。没隔几天，便得到他的亲笔信：

李致同志：

关于××部拟调你去工作的事，我和心源同志谈了，并谈了我的意见。他坚决不同意把你调走，今后要你在我省出版事业方面多起作用。特告

敬礼！

安　　

一月五日晚(www.xing528.com)

安法孝同志的信，代表了组织的关怀，我终于放弃了去北京的念头。对四川出版工作的成绩，安法孝同志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尽可能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当时，全省只有一家出版社，仅一百多工作人员，人手显得紧张。有一次我去请示安法孝同志：可否增加一些编制？他说：“出版社是事业编制，如果工作需要，你们又有经费，可以适当增加工作人员。”川版书的质量和数量有进步，但书籍装帧设计的力量很不适应。我偶然发现画家戴卫，他为一部长篇小说设计的封面和所画的插图，很有水平，我们很想把他调到出版社。但他在西昌文化馆工作，据人事处讲，甘阿凉三州的干部暂时“冻结”，很难调出。我深知安法孝同志爱惜人才，便拿着戴卫设计的封面插画，跑去请他鉴赏。

“怎么样？”我问。

安法孝同志立即说：“很好嘛！”

我向安法孝同志汇报了我们的愿望和遇到的困难。他极为爽快地说：“你们写一个报告，我来批，个别出众的人才可以破例，不受限制。”

戴卫很快调到出版社，为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等全国著名作家诗人的书设计了封面，受到广泛的好评。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内刊《装帧》，为介绍戴卫出了专辑。目前戴卫是四川省诗书画院副院长。他一碰见我，爱开玩笑说我是他的“恩人”。每遇这个情况，我必须说明：“真正爱惜人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老组织部部长安法孝同志。”

有一次，安法孝同志找我去，说打算把杨莆（即诗人木斧）调到出版社，征求我的意见。木斧和我，四十年代同时开始发表创作。五十年代因所谓“胡风问题”，他在成都挨批，我在重庆受审。“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我们同在《红领巾》杂志社工作。他多次挨斗，我也因“包庇”他被指责为“右倾”。对这样一个吃过苦头的好同志，我当然欢迎。他调到出版社以后，如鱼得水，除做好本职工作，重新提笔写了许多好诗。木斧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安法孝同志对他的关心和安排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三年初，我到宣传部工作，安法孝同志则到了省委顾问委员会任常委兼省党校校长。尽管我们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但我仍经常到他办公室，或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或谈心，或请他看演出，总是谈得很高兴。一九八七年他离休以后，除了到他家里看望他外，还经常遇见他散步。安法孝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艰苦朴素。我曾听五医院林医生讲，安法孝同志爱逛书店，有一次去人民南路新华书店门市部买了一大捆书，没有要车，提着书赶公交车，不巧又过了站，他又急又累，回家后心脏就发病。他因患糖尿病，引起心脏、肾、肺功能一系列问题，但仍旧关心人。这些年，我写了一些散文和杂文，凡在省内报刊上发表的，他几乎都读过。每碰见他，他总爱说看见我写的哪篇文章，并说一些鼓励的话。我因为长期没有提笔，有时对自己写作才能不免产生怀疑。他的鼓励使我增强信心。有一次他说：“我看了你写的不少散文，最好出一个集子。”

正好出版社的一位老同志给我提出这个建议。我开始很犹豫，听了安法孝同志的意见，终于“豁”出去了，出版了散文集《往事》。当我把书送到他手里，他显得很高兴。

安法孝同志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经常从林医生那儿打听他的病情。如遇他住院，总要挤时间去看望他。以后，林医生悄悄告诉我，安部长的病重，吃的药往往互相制约，随时可能出现险情。我听了很难受。明知任何人都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但我就不愿好人、好党员、好领导早逝。去年四月，他在五医院住了一段时候，我常去看他。有一天，他精神很好，高谈阔论，声音洪亮，护士长以为发生什么问题，跑来看望，原来是在和我聊天。我颇为高兴地离开病房，谁知这却是诀别……

向安法孝同志遗体告别那天，殡仪馆拥挤不堪，估计上千人。有解放时南下的战友，有过去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都来悼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组织部部长。我深信来告别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相同的是都用泪水来送别。这些泪水表示了对安法孝同志真挚的情感。

199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