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终身铭记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我这一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时间最长，共二十三年，从大学、区、市、省团委到团中央，可算是科班出身。胡耀邦同志从一九五三年到团中央任书记（后任第一书记），我与他当然有所接触，并从他那儿获得很多教益。

一

第一次看见耀邦同志是在一九五五年春。

当时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前两次会议确定了总的目标是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执行起来，普遍存在对少年儿童过多强调老实听话，循规蹈矩；掌握入队条件既高又严，还要“长期考验”，以至引起逆反的效果。这次会议强调了要培养少年儿童勇敢活泼的性格，正确掌握加入少先队（当时叫少儿队）的条件。

耀邦同志为这次会议作了总结报告。

耀邦同志显然经过认真思考，但讲的时候又是很随意的。他没有讲话稿，像与到会的人谈心似的，声音洪亮，手舞足蹈，极受欢迎。

他说：

——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表示了我们对少年儿童的爱护。但他们长大了要担负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花朵经得起风吹雨打吗？光要少年儿童老实听话，当乖娃娃、小老头？当小绵羊、小兔子？不行！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小狮子、小老虎。彭真同志、贺龙同志多次就这个问题提醒过我。

——加入少儿队的条件怎样掌握，听说大家讨论得热烈。有些地方，入队比入党还困难。我看这是对少先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没有搞清楚。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任务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进行教育。是组织小部分少年儿童还是组织大部分少年儿童？我看越多越好，把所有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最好。不要搞关门主义嘛！把入队条件掌握得那么严，一年发展几个人，将来要变成“零光蛋主义”。当然，入队过程就要进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教育！

——这次会议怎样传达？大张旗鼓，不要小手小脚。这几天气温下降，西伯利亚来了寒流，刮六级大风。我们传达，就刮它个五级、六级大风。做工作，只要看准了，就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像农村过年，杀大猪，过大年。

这次讲话距今已有四十二年，能回忆起这些要点，足见给我的印象之深。其中还有些生动的细节。例如讲到对少年儿童的要求，耀邦同志主张要搞得简单明了，让少年儿童能记住。如果太多，记不住就没有用了。他问：“《小学生守则》有多少条？”下面回答二十一条。他笑着说：“二十一条，这么多，记得住吗？不要说少年儿童记不住，恐怕教师、辅导员也记不住。这叫繁琐哲学。”还风趣地说：“二十一条，袁世凯也有个二十一条。”可惜这句话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事后听说有关部门的同志有意见，认为不该把《小学生守则》的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相提并论。其实耀邦同志虽相提却没有“并论”。

耀邦同志如此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简直是“行家里手”，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才知道，耀邦同志参加革命早，十六岁即担任苏区湘赣省委儿童局书记，以后还担任过苏区少共总书记。

二

一九六四年春我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在《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有一次耀邦同志邀团中央所属报刊和出版社的总编辑座谈，他在会上即席讲了很多话，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在谈到少年儿童工作时，耀邦同志鼓励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研究理论问题。他说，马、恩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顾不上研究少年儿童工作；列宁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即逝世；毛主席一生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时间去研究少年儿童工作的理论。耀邦同志指着大家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整天搞少年儿童工作，实践出真知，关键是你们不要只顾实际工作，要通过实际工作把它上升为理论。

耀邦同志十分强调报纸、刊物和出版工作要抓重点。他说，每期报纸和刊物都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青少年最关心的问题，写得又好，群众才有兴趣。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不抓重点，不要怕花大力气。一个季度，总要丢几个“石头”引起波澜。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丢几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才会有影响。四平八稳，平均使用力量，隔靴搔痒，谁会注意你这张报纸、这个刊物、这家出版社？

无论报刊和书籍，都不要离开青少年的实际，这也是耀邦同志强调的。他笑眯眯地对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说：“你们有一篇短文章，叫少年儿童不要喝生水。心是好的，注意卫生嘛！但办得到吗？绝大多数儿童在农村，有多少家庭烧开水给他们喝？农村的小孩，劳动累了，回家就用瓢从水缸盛满水，‘咕、咕、咕’几下就喝了。”耀邦同志望着在座的同志说，对青少年提要求，一定要符合实际才办得到。

耀邦同志这一次讲话（特别是讲工作方法部分），对我的影响很大。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我在哪儿工作都注意到这一点。

三

一九六四年举行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因病回北京疗养。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图为团中央机关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合影。

北京的大中学校首先乱起来。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团中央派了大批领导和干部以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的中学。可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中学生冲向团中央机关，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四处揪斗工作组成员。团中央机关干部也建立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组织，揪斗各类“牛鬼蛇神”。我期待上面表态，没想到上面竟下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大约在几个月时间内，团中央机关成了北京市的重点之一。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的大字报。耀邦同志本来在生病，可以不管团中央工作，但他认为团中央的领导遇到困难，便主动站出来，表示要与书记处同舟共济。江青趁机抓住耀邦同志不放，说：“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每天有数千人最多上万人（主要是“大串联”的学生）来参观，挤得大院水泄不通。只要大院站满人，就有人高呼：“把胡耀邦揪出来示众！”于是由看管“三胡一王”的人把他们从机关大楼二层会议室的窗户揪出来，让他们站在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向“革命群众”认罪。从胡耀邦起，自报家门和交代“罪行”。最多的一天，被揪出来示众九次之多。可贵的是耀邦同志承认学习不够，工作上有许多错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从没有承认过是“三反分子”。

我那时早被机关群众揪出。虽没有被看管，但行动已受限制。白天除劳动外，必须在办公室写检查。同在一栋大楼，对耀邦等被揪出的情景，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当时，我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十七年，耀邦同志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我和耀邦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在干部中流传着的关于他的美谈，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几乎所有的团干部都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博览群书，知识面广；领会中央的精神快，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经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见解；作报告生动活泼，很少套话，极受欢迎。特别是耀邦同志平等待人讲民主，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少干部敢于和他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不但不算“犯上”，还会受到他的喜爱。对某些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耀邦同志好打抱不平，他曾代表书记处向这些同志公开道歉，脱帽鞠躬。这样一个好的领导同志怎么会一下变成“三反分子”，受到这种侮辱？公道和天理到哪里去了！我想起国外的一些政变和反革命事件，既胆战心惊，又十分不平。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饭，刚下楼就看见耀邦同志被从窗口揪出来，头被按得低低的。我不忍心站着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饭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从指缝中流下来。我爱人问我为什么？

我说：“不该这样整耀邦！”

不用说，我没有任何勇气出来表示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中央决定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入党二十年，从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马列主义，再到迷信伟大领袖，愿做“驯服工具”，已经不敢独立思考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个“指示”既搞乱了我的思想，又为自己找到某种“解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要当天不斗争我，我做完劳动（无论扫厕所或蹬三轮），就下班回家，尽量不去考虑第二天的事。

我相信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尊重和同情耀邦同志。只是我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没有人和我交换意见。但有一件事能说明问题：有一天“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要抓“叛徒”。原来耀邦同志在他的日记中记叙一位群众对他的关心，问他每顿吃几两饭，身体好不好，令他感动。当时，我觉得耀邦同志太天真！已经被隔离审查，竟不知人世险恶，还写什么劳什子日记。

“大串联”停止后，对耀邦等同志的示众也取消了，改为大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大会不计其数。我不知听到多少揭发出来的耀邦同志的“罪行”。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证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证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有人揭发他反对“又红又专”，证据是他演讲时，讲“红”是假的，讲“专”才是真的。有人揭发他“生活特殊化”，证据是他有一次回家乡，想起小时候抓黄鳝，居然夜间打起火把去抓鳝鱼。……不过，我听来听去也听不出耀邦同志有多大的“罪行”，大概我真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物以类聚，嗅觉早不灵了。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依据是一九六四年耀邦同志给有关报刊总编辑的讲话，说毛主席既搞革命又搞建设，“不可能有时间研究少年儿童工作”。这种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

四

“造反派”打内战的时候，两派都揪斗耀邦同志。一九六八年初，军代表进驻机关，美其名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众专政”。

关押的地点是机关南院（后被称为“牛棚”）的一栋西式平房。门前有两棵大洋槐树。进门的一间系“专政小组”的办公室，里面的三四间房子一共关押大约二十多个“牛鬼”。

我有幸和耀邦同志关在一间屋子。同室还有四人，一共六人。大家睡在靠南墙的地铺上。屋子中间，有三张小桌子和六把椅子，供学习和写交代材料用。

南院有一个《专政条例》，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外出（到厕所都必须得到批准），被关押的人不能互相交谈，等等。耀邦同志是团中央“最大的走资派”，几乎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和他划清界限，生怕和他沾边。

在南院的几个月里，找耀邦同志外调的人很多，似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写材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天三顿饭，大家排队去食堂，饭后又排队回来。“专政小组”还故意找碴儿，在南院安排了两三次批斗耀邦同志的会。尽管人人都是“牛鬼”，是被斗的对象，但斗起耀邦同志来，总有些人不甘落后。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动机，也可能迫于压力讲的是违心之言，但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耀邦同志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这样，早上他得先半小时起来，而且免不了有些声音。有人心里负担重，晚上睡不好觉，被耀邦同志惊醒后，多次指责他。有一天早上我先醒来，看到耀邦同志起身，轻手轻脚，十分小心。但可能他太紧张了，一不小心把铜盆摔在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个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每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噜。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这一点就该斗争你！”

耀邦同志站在那儿，既委屈又尴尬。

有一次要到西郊劳动。前一天下午做语录牌，每人一个，用来挂在背包上。因为在劳动，看管松动一些。耀邦站在旁边，看人做语录牌。他忍不住评论：“你这个做得太花哨了。”

“胡耀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做语录牌是政治任务，什么花哨不花哨？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你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书记，指手画脚？”

耀邦同志不是这个意思，但他解释不清。

一次我上厕所，亲耳听见有人向“造反派”头头告耀邦同志的状。

有一天我在看《北京日报》，第一版上横排着一篇社论，标题是《打倒谭震林！》。耀邦同志看见了，来向我借报纸。我当然不敢借给他，摆了摆手，又用手指了一指“专政小组”办公室。他显得很失望。

耀邦同志的个子比较矮，我只比他高一点儿。凡排队，我们总在最后面，吃饭也常在一桌。因为我过去和耀邦同志少有接触，无嫌疑可避。有一次分配我们两人一起劳动，是在机关浴室附近一间房屋的墙壁上端，打通一个缺口。我记不清站在什么地方，反正容不下两人同时劳动。工具是一把锤子、一根短钢钎。耀邦同志说：“我们一人打几锤，一人劳动时，另一人就喘口气。”尽管没有谈别的事，但我们靠得很近，有一种亲切感。

一天下午，“造反派”一个头头和一位解放军到南院，叫耀邦同志跟他们走。我以为是又有人找他外调了。过去每遇这种情况，耀邦同志总是立即收拾一下桌子，拿着《毛主席语录》往外走，一般在吃晚饭前回来。这次也一样，只是把衣服的扣子扣错了。解放军提醒他，他才把扣子扣好。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回来吃晚饭，不知为什么。晚上洗脚的时候，一位担任过耀邦秘书的同志悄悄问我：“耀邦为什么没有回来？”

当晚我已睡着了，大约近十二时，被两位解放军战士叫醒：“胡耀邦的被子在哪儿，把它卷起来。”

我听从命令，卷起耀邦同志的被子。他们抱起被子，把桌上耀邦同志的书籍和所写材料统统带走。我躺在地铺上，想不出耀邦同志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耀邦同志从此离开南院。看得出来，其他“牛鬼”也感到奇怪。不久，报纸刊登了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我恍然大悟，耀邦同志大概出席了这次会议。以后果然被证实了。据说因许多中央委员已被打倒，为凑足法定人数，耀邦同志被指定出席。既然出席了会议，当然也就“解放”了。

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才离开南院，还没“解放”。被关在南院的人大多数是团中央的部处级以上干部。回忆这个过程，深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仅思想被搞乱，人性也被扭曲。

五(www.xing528.com)

一九六九年四月，团中央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参加了党的“九大”，稍后也到干校来劳动。

许多人为耀邦同志参加“九大”感到高兴。“造反派”头头却大肆宣传，要大家不要以为参加了“九大”的人就没有问题，还指手画脚地传达“九大”的小组会上对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围攻。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不要以为胡耀邦参加‘九大’就没有问题了。他没有被选成中央委员。”为了“消毒”，这个头头广为宣传：“我们问胡耀邦看见毛主席有什么想法？他居然说过去开会离毛主席很近，这一次离毛主席很远，没有看清楚。大家看胡耀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感情？”

我和耀邦同志不在一个连，基本上没有接触。按军代表的安排，耀邦同志到各连劳动和征求意见。我在二八连，曾看见耀邦同志，并向他问好。有天晚上他在我们连听取“走资派”对他的意见，我因临时被派工，没有参加。据参加了会议的“走资派”讲，耀邦同志一开始就说：“是我不好，我连累了你们，对不起你们。”我听了颇为感动。

有关耀邦同志的情况经常在干校中流传：耀邦同志在校部大会上的检查作得很感人，好些同志当场就流了泪；耀邦同志劳动积极，插秧一天能插六分地，能扛很重的粮食麻袋往仓库送，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拉石头；耀邦同志的学习抓得紧，夏日高温，蚊子又多，晚上多数人在室外乘凉，他却在蚊帐里读《资本论》；耀邦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一些小青年（印刷学校学生和干部子女）经常和他打打闹闹，叫他“老胡”，要他拿钱买糖请客；耀邦同志被评为“五好战士”；等等。这些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是谁也抹不黑的。

以后，耀邦同志因健康状况不佳，回到北京。召开党的“十大”时，上面指定团中央只选一名年轻干部，没有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在北京闲居，读了大量的书。偶尔见报，也多是参加一些老同志的追悼会，而且排在最后：“还有生前友好：胡耀邦。”

“文革”进行了四五年，许多人远不像初期那样狂热，不少人开始想问题。耀邦同志再次受到团中央的干部的爱戴。一九七二年春他回北京探亲，不少人去看望他，我也是其中之一。耀邦同志的客厅很简单，一套旧沙发。客人来请喝茶，过年时有点水果糖和大花生，但很少有人动它。倒是耀邦同志偶尔要剥花生吃。

一位同志重新分配工作，临行前去向耀邦同志告别，约我陪他去。耀邦同志得知他将回四川工作，显得高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强调干部既然出来工作，群众就对你有期望，你就要敢于大胆工作。有的干部出来工作后，缩手缩脚，使群众失望。他问：“有些干部很消沉。消沉有什么用？沉到嘉陵江，沉到长江，再沉到太平洋？……”

当我提到耀邦同志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时，引起了他的回忆。他眼里闪着光辉，不断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兴奋地说：

“那时刚解放，很多人没有工作，土匪闹得很凶，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待不长。怎么办？当时我就在行署所在地南充，大修房子，修百货大楼，修新华书店，既稳定了人心，又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

耀邦同志身处逆境，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深受鼓舞。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大形势没有变，耀邦同志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

“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耀邦的精神的确很可贵！”

这是我们跨出耀邦同志家门后的对话。

我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估计军代表不会让我留在北京工作，能争取回四川最好。何况调我到北京工作时，我就向省委组织部表示将来在共青团工作“毕业”后，要回四川。有一次去胡克实同志家，遇见他在晋绥工作时的老战友苗前明同志（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已出来工作。我一说出自己的愿望，苗前明同志立即表示支持。这样，我给军代表写了报告，较快地得到批准。一九七三年六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并到耀邦同志家里去向他告别。

“您过去说，要把在共青团工作当成‘大学’来读。我在共青团工作了十七年，的确受到了很多教育。”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像朝气蓬勃，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都是在共青团工作中学到的。”

耀邦同志说：“这都是我们党的好传统。”

这次谈话只有我们两人。耀邦同志主动对我说：“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

“中央文革”曾指责团中央“修透了”，但我和许多同志并不这样看。我把耀邦同志这一次谈话当成在我共青团“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我调回四川以后，没有机会和耀邦同志联系。我为他复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感到高兴，又为他再一次被打倒感到难受。担任过耀邦同志秘书的戴云同志，当时在四机部工作，多次出差成都。我与他是“牛棚”中的患难之交，从他那儿能听到一些耀邦同志的消息。我曾经希望戴云劝劝耀邦同志，有些事少管、少表态。戴云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这也不管，那也不表态，胡耀邦就不是胡耀邦了！”

我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从心底愿意耀邦同志永远保持他的本色。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他组织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些好书。我知道耀邦同志喜欢读书，不时选寄几本给他。不久得到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给我写的回信：

你两次给耀邦同志寄的书都收到了。耀邦同志让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

既然欢迎“来家说话”，以后我到北京总想去看望耀邦同志。有时约戴云一起去，有时单独去。不过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去又怕打扰他。好在如果他有空，他就把我当成“送货上门”的调查研究对象。问工农业生产情况，了解某个人表现，征询某些问题的意见。既接见了我，又不浪费时间。他的问题，有的我能够回答，有的无法回答（如工农业生产情况），因此我也不敢多去看他，怕“考不及格”。

有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他问到老团干部廖伯康的情况。我说：“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但他工作的干劲一直很大。”

“这就好嘛！”耀邦同志赞许地说，“干部就是要干，不好好干算什么干部？”接着又问我，“你认为现在干部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仅按自己平常的感觉回答：“前一段主要在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出来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干部出来工作以后，想自己的问题（如职务、住房、子女安排等）过多，缺少干劲和奉献精神。”

“你说得对，有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说。

另一次，我和戴云、丁磐石（《原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一起去看耀邦同志。那时他已到中组部工作，很忙。我们按时（大约在晚上八时半）到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正在审批文件。稍等了一会儿，耀邦同志放下笔，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握手，并问：“今天谈点什么？”

谁也没有回答，耀邦同志自己讲起来。主要是说，我们党成立以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却受到许多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这是很大的教训。现在思想明确了，得好好地干几十年。

“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耀邦同志说，不无遗憾。他望了望我们三人，对戴云和磐石说：“你们两人也可能看不见了。”然后对着我说：“李致，你年轻一点，有可能看得见。”其实我们三人的年纪差不多，不知哪一点使他产生了错觉。

“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干。”耀邦同志说，“我到中组部以后，连桥牌都没有打过了。”我们都知道耀邦同志过去爱打桥牌。

直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来提醒，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戴云，他不幸在一九八○年逝世，仅五十三岁。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宣部工作。闭幕式结束那天晚上，耀邦同志在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们纷纷去向他敬酒，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发现我的时候，对我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搞‘宫廷文学’。”

我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所说的意思，但当时人多，不便交谈。茶话会结束后，立即赶到耀邦同志家里。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说没有理解他刚才说的话。

“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耀邦同志说，“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

原来是我们出版了《诗词若干首》，内容系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所选出的咏四川的诗词，印发给参加会议同志阅读的。我向耀邦同志说明：“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许出版古诗词。我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

“总理的诗是他年轻时写的，用得着出那么多吗？”耀邦同志又问。

我回答说：“群众太尊敬和热爱总理了。有关总理的书都畅销，这是人心所向。”

耀邦同志没有坚持他的意见。经过交谈，互相理解。我免去了思想负担，但也受到提醒，更感激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关怀。

四川出版了《在彭总身边》。这是彭总的警卫员景希珍口述，作家丁隆炎执笔的。这本书记叙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一九七九年九月，北京的几位朋友写信告诉我，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可能与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关，许多报纸转载、许多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

丁隆炎接着写了《最后的年月》。这本书忠实地记叙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和彭总的高贵品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编辑流着眼泪审稿，工人流着眼泪排字，九天印出了四十万册。刚一发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轰动。可是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作者，以致暂停发行。出版社一再向上申诉，均无效果。没有办法，我只得去找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陈述，显得有些犹豫。这是因为有不同意见，他感到难处。但我知道耀邦同志的为人，便据理力争。我说：“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动。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说不出任何感谢的话，尽管眼睛已经湿润。带着耀邦同志的意见回到成都，经过一年多的奋斗，主管部门最终准予内部发行。

不久，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从此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1997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