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列传》是一篇类传，主要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第一位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国相孙叔敖；第二位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宰相子产；第三位是战国初期鲁国的宰相公仪休；第四位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宰相石奢；第五位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法官李离。其中，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而这也正道出了作者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
汉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历史人物，全不言及当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学者都曾指出，本传与稍后的《酷吏列传》乃是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应，相反相成，作者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这或许可称之为另一种意义的“互见法”吧！互见之后，读者再回头看本文开篇序言结束末那一句“何必威严哉”的话，就会深悟“威严”者，乃酷吏弄权峻法逞威之谓也，作者写本传的深心及其思想锋芒其实在这
里就已经闪现出来了。
楚相孙叔敖塑像
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书与《佞幸列传》同居首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写人多则三事，少则一例，取材于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这种写法，与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和专传不同，它是专题性的，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为此，类传皆有序言，开宗明义先阐述作者的观点，然后环绕这一主旨选取恰当的人物事迹予以说明，序言和传文之间，实为纲举目张的关系。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时甚至不避重出。如子产生平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但略去一切具体行事，只列举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其他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孙叔敖事略为完整外，对其余四人的记述皆一鳞半爪，精简之至。作者采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帖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本文节选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三人的事迹供读者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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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①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②，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③，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④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庳车⑤，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地；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注释
①处士：隐居不士的人。②禁止：有禁则止，听从命令的意思。③莫安其处：无人安心于在市中经营本业。④几何顷：有多久。⑤庳车：矮车，车的底座低。
译文
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为什么非用严刑峻法不可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孙叔敖为官三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窃事件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
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了。”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回复了原貌。
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相传孙叔敖少年时，曾遇两头蛇，时俗认为见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斩杀了这蛇，埋入山丘。那山丘因而得名“蛇入山”，此山在今江陵城北约二十里。
编者点评(www.xing528.com)
孙叔敖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又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的施教导民，宽刑缓政的方针，使民众在不知不觉间就顺从了教化，不像有的官吏用强硬的手段来逼迫人民顺从教化，却往往适得其反，贻害良久。在他的管理之下，楚国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孙叔敖这种因势利导的政治思想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是值得后世借鉴的。虽功勋盖世，但孙叔敖一生清廉简朴，多次坚辞楚王赏赐，家无积蓄，临终时连棺梈也没有，他的高尚品格也备受后人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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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①。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②，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③。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④，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注释
①列大夫：居大夫之列。②提挈：提着东西。挈：提。③不豫贾：不预先抬高物价，到交易时买卖双方公平议价。④无尺籍：没有战功。汉制，把杀敌斩首的功劳记录在一尺长的竹板上，称“尺籍”。此句意思是说男子不必再当兵出征。
译文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挚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两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
“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吴氏《林下偶谈》卷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译史记》。
编者点评
本段未写子产施政的具体事迹，只是列举其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这种侧面表现的手法也是很巧妙的，另外，子产生平事迹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从中可以看出太史公行文方法之高妙。子产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为相后，当时郑国内忧外患，形式十分不稳，为了控制时局，子产提出了“宽以治世”的主张，他废止了朝廷的暴政，制定了许多有惠于民的各种措施，让民众畅所欲言，使郑国渐渐走向安定。在他执政的二十余年间，郑国国泰民安，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子产以民为师，施政以民意为依归，应当成为当代领导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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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①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②，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③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④其货乎”？
注释
①高弟：指才优而学业品弟高。②免：免官。③茹：蔬菜的总称。④雠：出售。
译文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
有位客人给国相公仪休送鱼上门，他不肯收纳。客人说：“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所以我决不能收下。”
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
编者点评
公仪休提倡为官者既然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能再从事农业也不能织布。单看这一点，像是有些小题大做，但如果像有些官员，同时又开公司、办农场，运用权力为自己谋利，其弊病就一目了然了。公仪休爱吃鱼，也正因此他不接受送礼者所进献的鱼，他所讲述的理由尽管有些消极，但对于历代的贪赃枉法者，也未尝不是一条很好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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