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欧洲统治终止于1942年

今后，那些［海外］国家的土著居民也许会越来越强大，欧洲本地人也许会越来越软弱，因此，世界各地人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同的程度。相同的勇气和力量引起相互间的惧怕，从而能使独立国家因惧怕而放弃他们的不公正行为，使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变成对相互权利的某种尊重。但是，国家间的广泛商业往来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也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交流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说的力量的相同。——亚当·斯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就在于它们给殖民地带来的后果不同。欧洲对殖民地的控制尽管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削弱了，但却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它还因为获得了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了各殖民帝国并极其迅速地终结了欧洲的统治。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迅速获得大部分殖民地一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在1944年至1985年间共有96个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拥有10亿多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42.1)。在海外取得如此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时欧洲人似乎又退回到了500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见地图37)。表42.1也揭示出，继海外亚非殖民地与母国分离之后，欧洲多民族国家也解体成几个单一民族国家。从表上可以看出，在1991年和1992年，苏联被13个继承国、南斯拉夫被3个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被2个继承国所取代。

一、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的领导人都表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但实际上亚洲所有的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而非洲所有的殖民地也都在战后20年内独立。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前地衰落了：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各帝国国内也得到了发展。早先殖民地中的白人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如今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就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因而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既是由于它丧失了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于西方丧失了统治的意志。 

在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刺激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就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西方的军事威望立马土崩瓦解。加之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而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占领地时，他们则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样赢得了自由，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是深化了从20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一迅速发展的运动的势头(见第37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一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当地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并实现了其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考察了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等——这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改营中的服役，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200多万印度人则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会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最后，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二、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因为英国并未与他们协商。1942年8月7日国大党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英国的反应是进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所有的国大党领袖。在剩下的几年战争期问，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成为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工党历来都主张印度独立，此时艾德礼首相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他的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选择。英国不能再违背印度人民的意愿继续统治印度了，它也没有太多这样去做的欲望。战争期问，印度的行政机构人员已经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而且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也早已经厌倦。因此艾德礼此时能在不太遭到国内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从前的“帝国明珠”之间的联系。 

与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党派领导人仓促的会面和商谈结果表明，任何维持印度统一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因此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8月15R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国家。 

三、东南亚 

与印度不同，东南亚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占领过。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模式。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都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41章第2节)。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始。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当初日本人真能实践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够得到东南亚大部分民众的有力支持。然而日本军方却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很快就让人觉得是空洞的、没有说服力的宣传口号。这些军事领袖并没有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视为由处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一系列卫星国。由于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地依靠当地供应给养，结果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而且他们还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而反过来，他们能向当地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大，无力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过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就迅速地恶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长他们的占领，他们无疑会遭遇大规模的起义。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1945年便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而且在许多地区他们都把武器分发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因而在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内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也就不足为奇。各国赢得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其各自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也是最现实的。194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2月又准许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马来亚的独立却被延迟到了1957年2月，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来亚人和华人各占总人口的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

法国人和荷兰人的臣民也要求独立，但是由于法国人和荷兰人更加顽固，因此其境遇也就要糟得多u荷兰人愿意给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却不足以使他们满意n双方淡判破裂后.荷兰人便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一直进行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还是承认子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但是武装冲突的遗留影响却使以后两国的关系发生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治下的荷印联邦存在了好几年，但它在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便解散了。在其后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为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它又断绝了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从而清除了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的最后残余。 

法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的战斗，但是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组成。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了反对法国恢复其统治的抵抗运动。虽然越盟成分多样，但它却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胡志明领导。1945年胡志明宣布成立临时的越南共和国。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就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旷日持久。 

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时北越大部分地区已处在越盟的控制中，同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在国际监督下于1956年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个国家，并使他期望在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在抗法战争中的经历已经使他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开始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1963年他的政权被推翻，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他们二人之所以能在两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以资金和武器援助，然后发展到派“顾问”、战斗部队和轰炸。尽管轰炸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水平并有50多万美军投入了战斗，但要想获得胜利却仍很渺茫。而与此同时战争拖得越久，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也就变得越强烈。 

尼克松总统谋求通过与中国和苏联的秘密外交来平息反战浪潮。这一努力在他于1972年对北京和莫斯科所进行的广为人知的访问中达到高潮。最终双方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了停火协定，条件与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基本相同。这两个协定都妻求将越南临时划分为共产主义的北方和非共产主义的南方；南越的前途由选举决定；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所有外国军队从所有印支国家撤军——法国在1954年，美国在1973年；协定还要求一个基本上没什么权力的小型国际委员会监督这两个协定的执行。 

美国在1973年赢得了它自己在1954年所反对的东西，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一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46000名美国人战死，60万南越平民和士兵死亡，北越死亡人数估计达到90万。这场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包括军人吸毒、严峻的国内分裂、因高达1460亿美元的战争总支出造成的资金匮乏等而被忽视的日趋恶化的国内问题。但是1973年的《巴黎协定》也并没有最终结束战争——战争一直拖到1975年4月北越推翻腐败的南方政权。 

四、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它在亚洲更EJ I A~目。在亚洲，由于存在古老的当地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行动员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而且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正如亚洲在战后第一个10年中获得解放一样，非洲则在战后第二个10年中也获得了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在此后独立。由于非洲各地区民族主义觉醒的过程因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迥然相异，因此非洲殖民地革命不应被看作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被分别看作在热带非洲、南非和中东的革命。

不过即使在热带非洲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西非，一个基本因素是炎热和潮湿的气候，这阻挡了大批的欧洲移民。由于没有多少坚持与母国保留联系的欧洲移民，母国政府相对比较容易同意西非国家独立。黄金海岸的情况就是如此。杰出的非洲政治领袖恩克鲁玛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他在回国后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在根据新宪法于1951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该党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在黄金海岸的行政机构中给了恩克鲁玛一个更重要的职位。1957年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热带非洲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失控。尼日利亚1960年的独立是最具决定性的，因为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周围的法属殖民地也受到了非殖民地化风潮的影响，到1960年年底时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 

但在东非，事态的进程却截然不同。由于宜人的气候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那里通常被称为“白人的国家”。欧洲移民很快就占据了最好的耕地，而失去土地的非洲人则随即组织了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茅茅”。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移民们强烈支持政府对“茅茅”的镇压。斗争旷日持久，在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后英国人才认识到，企图在西非执行和解政策而在东非推行强硬政策是徒劳的。 

因此，他们释放了东非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东非人的人类学著作，因涉嫌同情“茅茅”运动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肯尼塔在被释放后像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并于1963年成为肯尼亚总理。同年，肯尼亚在内罗毕为获得宝贵的自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正式成为独立的国家。

五、南非 

当我们将目光从东非转到南非我们发现，南非也和东非一样经历了冲突和暴力，并且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大量欧洲移民的存在。实际上，南非是1652年荷兰人在好望角登陆时开始成为欧洲的殖民地的。荷兰人殖民的目的是为了给荷兰船队提供它们在绕过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的漫长航程中所需要的给养(水、肉类和蔬菜)。随着荷兰的衰落，1814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海角上这个孤零零的据点。但是荷兰定居者，即布尔人，却拒绝接受新的帝国当局——他们北上建立了独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由于1871年和1886年在这两个地方发现了钻石和黄金，英国人遂出兵占领了这两个共和国，结果则爆发了布尔战争(1899—1902年)。最后布尔人接受了英国统治，作为回报英国人则给予他们自治权。1909年英国人兑现承诺，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 (www.xing528.com)

半个多世纪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亚非新成员国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参与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班图斯坦只占南非14％的土地，而非洲人却占南非3170刀总人口(1984年)的73.8％。白人只占14.8％，欧洲裔的移民后代占白人的五分之三。其他种族成分是混血人种(9.3％)和亚裔(2.9％)。 

南非的白人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因为议员构成的分配比例有利于他们占优势的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子非白种人同等机会他们就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是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项不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的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那么整个南非的经济都会崩溃。除了混血种人和印度人的劳动力外，非洲劳动力也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他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连三分之一的非洲人都不能养活，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而最重要的则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是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他们要求在南非联邦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种族隔离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南非得以长存，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正如在对沙佩维尔(1960年)和索韦托(1976年)的黑人抗议进行大屠杀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这一战略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很有效，但是此后来自国内外的一波波反抗浪潮就开始真正威胁到种族隔离制度。反抗包括几个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愤怒的一代”——完全被疏离的年轻黑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黑人工会，他们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斗争中利用了与白人雇主谈判的权利。这些反抗造成的混乱促使南非的商人们公开呼吁取消种族隔离制，甚至要求会见被囚禁的非洲国民大会党领袖。同样，南非的神职人员，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戴斯芒·图图主教也拒绝种族隔离制度，他批评政府利用“法律和秩序”和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压制黑人政治诉求的借口。 

最后比勒陀利亚政府还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外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教会、学校和工会界的反对。这种强烈的反对导致美国政府在1985年9月采取了对南非i井行绎济制裁的措施，包括禁止贷款、出售计算机和进口克鲁格金币。彼得·W·博萨顶不住这种压力，于1989年辞职。 

博萨的战略是依赖政府占优势的武力来对付没有选举权的黑人，强制推行“伟大的”种族隔离战略，但是他的继任者德克勒克却宣称，必须在占大多数的黑人的“一人一票”的要求和白人“永远不给”的反应之间找到一条调和的道路。1990年2月德克勒克开始了他对这种道路的探索：使非洲国民大会党合法化，释放已被关押28年的该党领袖曼德拉。德克勒克甚至走得更远：他宣称未来的南非应该实现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当然他补充说必须在赋予选举权的时候保证“权力制衡”，以保护包括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尽管存在着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但是最终结果却证明，通过举行一次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4天自由选举，和平地走向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和民主的新南非仍是可能的。1994年4月下旬选举举行，曼德拉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赢得了62，7％的选票(新议会中的252席)，德克勒克的国民党得到30.4％的选票(82席)，以祖鲁人为主的因卡塔自由党获得了5.8％的选票，而由前军队领导人康斯坦·维留恩(Constand Viljoen)领导的支持建立白人家园的自由阵线则只得到2.8％的选票。曼德拉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成为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作为第二大党的领袖成为副总统。 

新南非与其实行宗族隔离的前身的对照十分鲜明。新南非宪法明文规定：“需要创立一种新秩序，使得所有的南非人都能拥有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立宪的国家的公民权，不分男女、种族，一律平等，都有权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人们不应忘记，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白人利用奉为圭臬的美国南部黑人隔离法建立起来的，南非人民成功地超越了这种隔离主义的传统。而就在他们取得胜利的同时，在美国的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在经历了毒打、暴乱和抢劫之后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真的能够和睦相处吗?” 

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还不能说南非人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来自外界的鼓励，他们已经向答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今后它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新南非继承的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1990年白人控制着87％的土地和95％的生产工具，而为满足白人社会需要的人均政府支出则比黑人要高出5—6倍。1因而毫不奇陉，从这种舒适安排中受益的人们是不可能不经过激烈的抵抗就放弃其特权的。 

六、中东 

中东的动乱和暴力甚至比非洲更为突出，不过其基本原因却并不是外来殖民者的入侵，而是由于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各种宗教的固守己见和对立的教义而发生冲突。 

这种敌对在巴勒斯坦表现得尤其明显。上文已经提到，一战后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三种对立的利益即犹太复国主义渴望、阿拉伯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主义关切的目标之间的战场。在二战中和希特勒在欧洲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这些利益的冲突日益被激化。种族灭绝引起了要求向绝望的犹太幸存者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阿拉伯联盟立即反对，但联合国大会却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分开。第二年犹太人根据这一划分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它被称为以色列。杜鲁门迅速地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但是阿拉伯人也同样迅速地派军队越过了以色列边界。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与人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以色列入不仅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而且还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大会决定分给他们的还要多的领土。阿拉伯人要求归还土地，以色列人则坚决拒绝，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在一场阿拉伯人发起的战争中赢来的土地，而且这些多出来的土地也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犹太移民所需要的。 

这一问题形成了僵局，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这种恶化的趋势直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暂时的——这一天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一个协定。协定呼吁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临时机构，“在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时期”代表加沙和西岸，并“将找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协定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搞了一些情绪化的集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反对协定的利库德联盟的领袖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充满激情的演说：“拉宾先生，你说的话是对希伯伦400名犹太人的蔑视。我要告诉你，不只是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是它4000年的历史将我们牢牢地系在这块土地上。你说《圣经》不是我们的契约，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圣经》是我们的训令，我们的契约。”2 

这种政治规则和宗教戒律式的表述在另一方——诸如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伊斯兰圣战或真主党之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也被复制。这些组织更加激进好战，因为它们基于宗教原则拒绝接受巴解组织的意愿——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哈马斯组织的宪章中说：“所有巴勒斯坦领土都是一种永远属于穆斯林的财产。”——内塔尼亚胡关于“我们的训令”和“我们的契约”的伊斯兰版本。 

这种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的全部含义在1995年11月4日表现了出来。这一天一个犹太教学生伊戈尔·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枪杀死了拉宾总理。阿米尔反复解释说，他的目标是阻止拉宾实施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协议。“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的上帝……(与巴解的协议)引起的损失将是不可逆转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动，我不会后悔。”3 

“不后悔”同样也是因参加一次袭击行动杀害了一个犹太定居者而被称为英雄的阿比尔·威海蒂的反应。当从狱中获释后有人间她是否后悔时.，她说：“当然不。他是一个定居者，这里是被占领土。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非法占领的合法抵抗。除此之外，别无他途。”4 

推荐读物 

分析二战后殖民地革命的著作有：R.Emerson所著的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HarvardUniversity，1960)；D.Horowitz所著的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Penguin，1969)；L Kaplan编著的Revolutions：AComparative Study(Vintage，1973)；R.J.Barnet所著的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World，1968)。 

关于印度赢得独立的过程，请参考M.J.Akbar所著的Nehru：The Making oflndia(Viking，1989)；V.P.Menon所著的The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Princeton University，1957)。漫长的越南战争激发了诸多研究，以下著作是最新进和最有价值的：General B.Palmer，Jr.所著的The 25-Year War：America’s Role in Vietnam(Simon＆Schuster，1985)；G.M.Kahin所著的Intervention：HowAmericaBecame lnvolved in Vietnam(Knopf，1986)；G.Kolko所著的Anatomy of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Pantheon，1986)。 

关于非洲的觉醒，请参考I.Wallerstein所著的Africa：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Random House，1963)；P.Gifrord和W.R.Louis编著的TheTransfer ofPower in Africa：Decolonialization，1940—1960(Yale University，1982)；R.Emerson和L.Killson编著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Africa(Prentice Hall，1965)；R.I.Rotberg和A.A.Mazrui所著的Protest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Oxford University，1972)。 

关于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崛起，请参考G.Lenczowski编著的The PoliticalAwakening in the Middle East(Prentice Hall，1970)；A.Home所著的ASavageWar of Peace：Algeria 1954—1962(Viking，1977)；P.J.Vatikiotis所著的Nasserand His Generation(St.Martin’s Press，1978)；A.Hourani所著的A Historyof theArab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1991)。关于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下列著作的看法也不尽相同：T.Draper所著的lsrael and Warld Politics(Viking，1967)和TheIsraeli-ArabReader(Bantam Books，1969)；E.W.Said所著的The Question ofPalestine(Times Books，1980)；M.Benvenisti所著的Conflictsand Contradictions(Villard，1986)；D.K.Shipler所著的Arab and Jew：Wounded Spirits in aPromised Land(Times Books，1986)；Y.Harkabi所著的Israel’s FatffuZHour(Harper & Row，1988)；T.L.Friedman所著的From Beirut to Jerusalem(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9)。

注释

1.Los Angeles Times，July 1，1990.

2.New York Times，October 6，1995.

3.New York Times，November 6，1995；March 28，1996.

4.New York Times，February 13，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