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终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独立运动……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孙中山，1924年 

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就是殖民地地区出现的革命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却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只是革命的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而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则只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这些起义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各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 

一、土耳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上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惊人和成功。当然他们在大战期间遭到了惨败，接着又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就挽回了败局，他们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从而赢得了一个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的新条约。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原始而受人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的外交活动。英国是大战几年中有关中东的大部分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发起者，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理人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秘密条约共有四个：1915年3月至4月的《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协定》，1916年4月26日的《赛克斯一皮科协定》，1917年4月的《圣让一德莫里耶讷协定》。根据这些条约，俄国可以得到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小亚细亚东北的大片内地；意大利将获得小亚细亚西南地区；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国则将获得叙利亚沿海和俄国势力范围以东的腹地。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0000平方英里土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

 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国，英国人就同阿拉伯领导人麦加王子埃米尔·侯赛因谈判缔结了军事联盟。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战后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是这一承诺却与英国人早先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思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相冲突。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就已作为对愈演愈烈的排犹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曾经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圣经》中的祖国)建立一个犹太定居点。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趁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于奥斯曼帝国灭亡之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们获得了成功：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协约国之间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条约是相互冲突的。

事情的最终结果是签订了《塞夫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法国托管叙利亚，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了爱琴海卜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对士麦拿地区的五年管辖权一对土麦拿地区的最后处置将在五年后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联由丁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相反，君士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却处于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则将被非军事化并被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由于这些条款与过去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原则也完全相反，整个中东掀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各种因素结合到一起使得土耳其人能够彻底废除《塞夫尔条约》，而阿拉伯人则在经过十年的顽强斗争之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土耳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因在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停战之后他带头反对《塞夫尔条约》，完全乐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却坚决拒绝割让东色雷斯，拒绝接受有关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凯末尔的计划。1920年4月23日议会宣布废除苏丹政权——它实际上是同盟国在君士坦了堡的一个囚犯——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共和国。

年轻的共和国不仅要与苏丹斗争，还必须反对战胜的协约国。它之所以能够打败似乎是势不可挡的对手，是因为凯末尔富有灵感的领导，以及广大土耳其人民对他忠实的支持——他们由于1919年春希腊军队在士麦拿的登陆而空前团结。凯末尔还巧妙地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拿的希腊人。1922年9月凯末尔成功地进入士麦拿，不仅是希腊军队，就连世代居住在士麦拿地区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这时凯末尔就能够要求修改《塞夫尔条约》了。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和约》。在创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又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凯末尔毫不留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新的改革就像奔腾的激流一项接着一项：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小亚细亚中心地带的安卡拉；废除了哈里发制；压制所有的宗教命令和团体；采用了一部宪法以及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 

二、阿拉伯中东 

当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塞夫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则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黑森协议相反，叙利亚一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粗暴的瓜分行径必然会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 

战后争取独立的斗争发展出了一种共同的形式：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其各自托管地的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托管地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虽然这一点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它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但在巴勒斯坦，情况却很特殊，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就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先前对阿拉伯人的承诺。1921年，为了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试图单独划出一部分区域作为独立的外约旦州——这并不在托管条款关于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相关规定中。 

在巴勒斯坦，当犹太移民大量涌人的同时，有些担心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对英国人的斗争逐渐升级。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犹太人秘密移居该地区。”但是这同一条款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然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自相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地位”这样的程度。但他们却未能预见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其实只要犹太人的涌人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而实际上他们也确曾欢迎过有钱、有十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早些时候就已从犹太人在恢复肥力耗尽的土地、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就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犹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排犹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可悲的弊病……我们不是排犹主义者；我们也是闪米特人。然而，如今西方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我们蒙受损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1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调查委员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例如，1939年5月的白皮书提出，巴勒斯坦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出对犹太人迁移和购买土地加以明确的限制。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勒斯坦的争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远没有得到解决。 

三、印度 (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似乎显得十分牢固。1912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见仪式。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众口一词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军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30万印度人在当劳工。 

可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过了30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的影响和海外服役对成千上万名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返回家园的士兵所起的扰乱性作用。战争刚结束后几年中的一系列灾害也促成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的许多地区都带来了饥荒，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则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在战后奉行压制政策。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30章第5节)。它实质上仍是一个极少得到乡村民众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而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他的预言简要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各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这种合作停止，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因此反英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育和指导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进行抵制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的运动。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来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而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与甘地一起出现的是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不过尼赫鲁却完全不同于他那位神秘的、苦行主义的领袖。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印度民族主义者不但在尼赫台与甘地之间产生了分裂，还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敌对的集团。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在许多年里它几乎一直都没有什么追随者。穆斯林联盟直到1935年由孟买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他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穆斯林民众反应强烈，因为印度的许多穆斯林认为，他们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四、中国 

在中国，孙中山于1911年创立了中华民国，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党(见第31章第2节)。可是尽管孙中山是总统，是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实权却掌握在官僚和军阀的手中，军阀控制着各地。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领袖，在修建铁路、公路、建立工业、提高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事实最终证明这些漏洞是致命的。广大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土地改革由于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制独裁政府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宪法手段来坚持自己的权利。只有革命才是惟一的选择。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它的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社会的纲领吸引了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孙中山曾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但蒋介石却强烈反对共产党人的激进社会主义。他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但是由于共产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广大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他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亲身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绝对是异端邪说，但毛泽东却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在与“围剿”进行了几年的斗争后，毛泽东最终冲出包围，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艰苦奋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由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同时日本人在东部沿海的进攻又削弱了蒋的政府，毛泽东逐渐地扩大了他的力量，最终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地区，毛泽东成为中国大陆的领导者。 

推荐读物 

总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起义的著作有：H.Kohn所著的The Age of Nationalism：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Harper ＆ Row，1962)；M.Edwardes所著的Asia inthe European Age，1498—1955(Thames ＆ Hudson，1961)；J.Romein所著的The Asion Cetury(George Allen ＆ Unwin，1962)。 

关于一战期间的中东地区外交，请参考M.Kent编著的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George Allen& Unwin，1984)。关于凯末尔治下土耳其的复兴，请参考S.R.Sonyel所著的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Sage，1975)。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请参考N.Safran所著的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Harvard University，1961)；Z.N.Zeine所著的TheStruggle for Arab l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t the Rise and Fall of Feisal’s Kingdom inSyria(Kahayat，1960)；A.Hourani所著的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OxfordUniversity，1962)；S.G.Haim编著的Arab Natioanalism：An An th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mia,1964)。 

关于印度的杰出人物的著作有：M.K.Gandhi所著的An Autobiography：The Story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eacon Press，1957)和All Men AreBrothers：Life and Thoughtsof Mahatma Gandhi as Told in His Own Words(UNESCO，1958)；E.Erikson所著的Gandhi’sTruth(W.W.Norton，1970)以及Toward Freedom：The Autobiography of Jawaharlal Nehru(Harper ＆ Row，1941)。 

关于中国杰出人物的著作有：H.Z.Schiffrin所著的Sun-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1911Revolution(University ofCalifornia，1969)；E.Hahn所著的Ching KaiShek：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Doubleday，1955)；M.Meisner所著的Mao’s China(FreePress，1977)。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最得力的著作有：L.Bianco所著的Origins of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StanfOrdUniversity，1971)；H.R.Issacs所著的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2nd rev.ed.(Atheneum，1968)；J.E.Sheridan所著的China inDisintegration：The Repub 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FreePress，1975)。

注释

1.Cited by W.R.Polk，“What theArabs,Think，”Headlinf Series，NO.96，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