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非洲在奴隶贸易中的巨大损失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回：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一手创造的新局势。——简·克里斯蒂安·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其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的统治已经及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向南入侵时间较晚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组织程度更高和抵抗也更有力。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盛产金银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深入内地的财富。因而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除了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追回了其先前失去的时间。他们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虽然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几乎不受欧洲入侵者影响的生活，但是非洲各民族已经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欧洲人的影响之下，而且程度甚至比亚洲人还要深。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而言，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但是由于这些奴隶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因而也就没有进入内地的任何必要。奴隶制此时在非洲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并被接受的制度：战俘、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都被迫沦为奴隶。但是由于这些奴隶通常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身份也不一定传给下一代，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非洲传统的奴隶制度比欧洲人组织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较富于人情味。然而，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埃德华·雷诺德警告说：“西方人垄断了残酷和非人道的奴隶制度是一种表象，包括剥夺生命在内的奴隶制度的极端形式对非洲人和西方人来说一样普通……非洲奴隶制度与西方奴隶制的起源和影响不同，但仍然是奴隶制度——对人的剥削和征服。”1同样不能否定的是，若没有非洲酋长们的参与，整船整船的奴隶也不可能被运送到美洲的种植园中。这些酋长们围捕他们的同胞，将他们卖给等候在海岸的欧洲船长，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尽管如此，事实却仍然是欧洲人进行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量和性质都与非洲传统的奴隶制度截然不同。它从最初起就丰要是经济性质的，西方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都是纯粹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所以他们都倾向于让奴隶劳作至死，如果这样做比仁慈地对待他们更有利润的话。当欧洲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非洲奴隶贸易时，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道性。也许是潜意识里他们想掩饰自己的残酷，他们渐渐开始轻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也就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利用基督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辩称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向文明和真正信仰的转变。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以为是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但这只是奴隶贸易的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0年，当年向新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由于奴隶市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都卷入了这一贸易，以便分享厚利。16世纪时控制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17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则是英国。西非沿岸分布着约40个欧洲要塞，它们被用来防御敌对国商队的攻击和关押等待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们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在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后，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售出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信风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速度快、时间短，平均行程只需要60天。然而，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却高达10％至55％，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爆发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坏。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怜的食物。而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甚至还要更高。突击队为了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一整天在酷暑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而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像牛一样被一丝不挂地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虽然美洲种植园接收到的奴隶约为1200万到2000万人之间，但据估计非洲损失的人口是这一数字的4倍(见第25章第3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置若罔闻，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利润丰厚，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以换得20到30英镑。这些非洲领导人在奴隶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欧洲人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并承受着25％到50％的死亡率。非洲经纪人由于可以从这种贸易中获得暴利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动议。但是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的确也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确实有为数不多的非洲酋长曾经试图阻止对他们同胞的这种残忍的贸易，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别的继续进行这种贸易的酋长能够得到火器，威胁他们的生存。因而这些少数的持不同意见的酋长也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同样，南北美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各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运者还是国内各酒商和制造商，也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每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的回报是如此丰厚，以至于18世纪像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城市的繁荣主要就是依赖这一交易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在人们的眼睛上蒙上一层厚厚的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2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然很有朝气地致力于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1823年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倡议不仅结束奴隶贸易，也要结束奴隶制度。工业革命的进步帮了这些废奴主义者的忙；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经失效，因而他们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够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土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效仿它的榜样，并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有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但是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也在1888年前后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这种封锁才有可能获得彻底成功。 

然而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在被取缔时，阿拉伯人却仍在中非和东非，继续这种贸易——当然其规模要小得多。其实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奴隶贸易，而在整个19世纪中，甚至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贸易仍在进行。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被装上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大部分奴隶都在印度洋一些岛屿上的丁香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中工作。这一贸易比起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绝，尽管英国海军不断地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它却仍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二、探险时代 

废奴运动直接促进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通过进入奴隶被俘的内地来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对地理科学爱好的日益增长也使得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那些未经勘探过的地区。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促使许多非凡而引人注目的探险家在19世纪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的成立。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调查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尼日尔河盆地和西非。 

对尼日尔河上游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是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逆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顿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维多利亚湖，最后顺着尼罗河而下，穿过埃及抵达地中海。 

在所有的探险家中戴维·利文斯通是最杰出的，他走遍了非洲大陆。记者亨利·斯坦利也是一位杰出的探险者，他在1877年发现了刚果河在西海岸的河口。两年后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此时，非洲探险的时代已经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例如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其邻近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都已被废弃，因为合法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的运营。此时的欧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 

但到1870年后，种种因素(见第26章第7节)却又促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逆转。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因而未被占领且毫无防御的非洲大陆也就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军人物。起初，利奥波德的主要兴趣在东非。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间考察过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即觉察到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已看到了这一机会，只是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而已。于是，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在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移交给了“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和接受象征性报偿就意味着他们将会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按照传统，非洲酋长是受人民之托掌管其土地，因而他出卖土地就像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帝国主义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种种阴谋诡计的直接后果就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的前提必须是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完毕。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防止出现对其事业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他的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刚果人口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至1908年间减少了一半(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但是随着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逐渐被泄漏，利奥波德不得不于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此时私人领地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制止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的强迫劳动却依然存在。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其过去在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建立的贸易站向内地推进，设想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但是由于德国人和美国人在西海岸也拥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他们大体上是成功的。除了英国人在尼日利亚和德国人在喀麦隆能够有效地向内地扩张，西非其他所有地区，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都变成了巨大的法国领地。 

英国人和德国人于1886年和1890年签订了两个协定，以解决其在东非的领土争端。德国人继续保有被称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分得英属东非保护地以及乌干达保护地；德属东非保护地在1919年以后取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非保护地后来则被称为肯尼亚殖民地。 

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参加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贫瘠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1896年时他们进一步冒险，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比大多数非洲人更能有效地进行抵抗，因为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80000人的军队。在打败了10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后，他的王国仍旧独立于欧洲人的统治之外。到1914年时，除了西海岸的利比亚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上惟一保持独立的国家。而即使是建立于l 882年、作为获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Liber，意为“自由”)，到1911年时实际上也已因其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而沦为美国的保护地。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就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只有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例外。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瓜分非洲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能以非洲人来反对非洲人(正如他们在征服美洲时用印第安人对付印第安人一样)。另一个原因则是非洲人进行的是面对面的前沿战，这使他们成为欧洲人杀伤力巨大的火炮的牺牲品。在战场上被打败后，他们通常撤退到有围城的城市中，然而这些城市面对欧洲的火炮也同样脆弱。其实如果进行游击战，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和当地人的支持本来可以让他们支持更长的时间，从而使欧洲人因为代价太高而放弃征服。非洲人根本不能抵挡河上的战船、海岸的战舰、射速超过每秒10发子弹的加特林和马克西姆机关枪。 

尽管存在这些极为不利的因素，非洲人却绝不是任人摆布的走卒，在一些地区他们进行了足以严重迟滞欧洲人进程的抵抗。征服西非花了25年的时间，而象牙海岸的部分地区、马里、尼日尔、东北部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动荡则直到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才被平息。这些领导非洲抵抗的人们今天都已成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民族英雄。 

四、欧洲的影响 

经济影响 

由于瓜分非洲乃是出于明显的经济动机，因此，毫不奇怪，伴随瓜分而来的是经济上的急剧变化。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也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技术已经提供了各种大量机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因为它现在已经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在仝伯利发现金刚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1884年)后，在非洲资源开发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罗得西亚和刚果也发现了同样大量的矿产财富：在罗得西亚发现了金和铜，在刚果发现了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产热带雨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探险者曾报告说，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民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人，尤其是涌入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的地产以从事农业。 

为了运输矿产品和农产品，欧洲人开始着手在非洲铺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在亚洲所做的那样。铺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并非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扩大生产和修建交通工具的刺激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也不再用奴隶、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等。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 

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土著居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气候温和的高原区，居民们由于其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大。在某些情况下，整片整片的土地全供白人使用，即使田地闲着，非洲人也不能耕种。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通过为他们劳动来取得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特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发现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白人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就是通过征收人头税来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而去干活。由于上述种种发展，非洲人传统的经济自给自足程度降低了。他们不再仅仅为养家糊口而工作，而是日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地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www.xing528.com)

文化影响 

与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还有传教士，他们对非洲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早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洲文化的影响都是间接的和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山去工作时的情形就是如此。但传教士却是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学校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是传教站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学校的影响力特别大，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事业交给了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都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农业技术、如何遵守健康法和公共卫生的基本行为规范。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给非洲本土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也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学生说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学生开始不太听从其父母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该予以尊敬的欧洲老师的教导。此外，教会学校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在法国殖民地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还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因此，受过几年此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从而也就进一步地脱离了其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了疑问。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徒劳无功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也不再指望依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然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是传统的宗教却已不再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有效的粘合剂。 ********** 

医学医生和祈雨医生 

西方传教士给非洲带去的不只是新的宗教，还有新的文化。新旧之间的冲撞在以下戴维·利文斯通(医学医生)和一个本地祁雨医生之间的争论中表露无遗。 

祈雨医生：你不应该在对我们的知识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蔑视它。 

医学医生：我并没有蔑视我不懂的东西；我只是认为你说你们有可以影响降雨的药物这是错的。 

祈雨医生：这恰恰便是人们谈自己不懂的问题的方式。当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发现我们的祖先制造了雨，我们只是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你们来库鲁曼是为了玉米，你们可以灌溉花园而不需降雨，但是我们不行。如果我们没有雨，牲畜将失去牧场，奶牛将无法产奶，孩子将赢弱而亡，女人将投奔他邦。如果女人都跑到能降雨、产玉米的部落，我们整个的部落就将四散而亡。我们的火焰就将熄灭。 

医学医生：我非常同意你对雨的价值的评论，但是你不能用药物来对云彩下魔咒。你等到云彩来的时候才使用药物，然后把只属于上帝的功劳归于自己。 

祈雨医生：我用我的药，你用你的；你我都是医生，医生可不是骗子。你给病人下药，有时候上帝喜欢用你的药治愈他，有时候并不——病人会死掉。当他治愈时，你将上帝的功劳归于自身。我也是一样。有时候上帝赐予我们雨水，有时候不。当他赐予我们的时候，我抢了上帝的功劳。当病人死掉的时候，你并不会失去对药物的信心，不下雨的时候我也一样。如果你希望我不再使用我的药物，为什么却继续你自己的呢? 

医学医生：我只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生物用药，即使没有治愈也可以观察到效果。你假装对云彩下魔咒，可是它们高高在上，你的药根本无法企及。通常都是你的烟朝向和云彩相反的方向。上帝自己就可以命令云彩，只要尝试和耐心等待，没有你的药上帝也会赐予我们雨水。 

祈雨医生：哈哈!直到今天早晨我都认为白人是很聪明的。谁曾尝试过饥饿?死亡难道是愉快的吗? 

医学医生：你能做到一个地点下雨而另一个地点不下吗? 

祈雨医生：我不认为是在尝试。我愿意看到整个国家一片苍翠，万众欢腾，女人击掌，向我奉献花环以表谢意。 

医学医生：我认为你既欺骗他们，也欺骗自己。 

祈雨医生：好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有一对。(意为两人都是无赖) 

以上只是他们逻辑的一个样本。如果准确理解他们的语言，这些推理是相当尖锐的。这些争论是广为人知的，我试图竭尽所能去说服哪怕是一个人，他们是错的，但却从未成功过——他们对药物即是魔咒的信仰极为坚定。一般来说，争论就是产生这样的印象：你根本不着急下雨；这证明你对他们的福祉毫不关心，而这种思想的传播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D.Livingstone，Missionary Travels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J.Murray，1857)，PP.22—25. 

*********** 

政治影响 

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而言，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都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促使他们发起政治运动。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他们在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做官员的职位也很低。此外，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他们仅仅因为自己皮肤的黑色而仍处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判断力和主动性。安哥拉一份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3 

推荐读物

关于非洲通史，请见第22章的参考书目和P.D.Curtin所著的A frican History第56卷(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64)。关于奴隶贸易的最新著作是E.Reynolds所作的司法研究Standthe Storm：A History of Atlantic Slave Trade(Shocken，1985)，书中提供有注释齐全的参考书目。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989年第30卷第1期的特别专题：“AtlanticSlave Trade：Scale，Structure and Sup－ply”提供了更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想知道1500年后1000万非洲人如何离开故乡以及如何适应新环境，可以参考M.L Kilson和R.I.Rotberg编著的The African Diaspora：Interpretative Essays(Harvard University，1976)；G.W.Irwin所著的AfricansAbroa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Black Diaspora in Asia，Latin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uring theAge of Slavery(Columbia University，1977)；关于废奴运动，请参考E.Williams所著的Capitalismand Slave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44)；R.Anstey所著的TheAtlanticSlavery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1760—l810(HumanitiesPress，1975)；S.Miers所著的Britain and the Ending of the Slaye Trade(Longman,1975)。 

对非洲探险者们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非洲大陆开放方面的多彩材料。M.Perham和J.Simmons合著的African Discovery： An Anthology of Exploration(Fab er ＆ Faber，1942)是一本非常方便查阅的论文集；C.Hibbert所著的African Explored：Europeans in the Dark Continent(Penguin，1985)提供了有关非洲探险的一般概述。 

研究瓜分非洲的著作有：A.Boahen所著的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John Hopkins University，1987)；T.Pakenham所著的 TheScramble for Africa(Random House，1991)。最后，关于西方对非洲影响的著作有P.D.Curtin编著的Africaandthe West：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Culture(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72)；R.W.July所著的TheOrigins of Modern Thought(Praegei，1968)；A.D.Roberts编著的The Co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1986)。 

注释 

1.E.Reynolds，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the Atlanc Slave Trade(Schocken，1985)，P.13.

2.Cited by H.Russell，HumcdnCargoes(Longman，1948)，P.36.

3.Cited by T.Hodgkin，Nationdlismin Colonial Africa(New York University，1957)，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