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历史冲突与战争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史的线索。——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就是，远东无疑是欧亚大陆上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的位置比印度更东和更北。或许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起其地理上的孤立要显得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无法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则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以唆使反对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以让欧洲人利用。 

由于上述原因，远东这两国才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仅仅是断断续续的管制贸易之中。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和日本相继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虽然这一冲击并不像在印度那样势不可挡，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却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影响，不过是以完伞不同的方式。日本采纳和利用丁西方列强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其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没能以西方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它也不可能像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因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于动荡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来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了一个独特而自成体系的社会。它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这一明显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和从属的。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开始了他们同西方的首次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和英国人也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则出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是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人侵者亲近(见第19章第3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三次灾难性的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闭关自守和骄傲自满：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傲慢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就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其影响至今仍在震撼着远东和全球。 

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各大洋。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扫除中国设在贸易往来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自从欧洲水手在17世纪中将吸鸦片的恶习传人中国，这一恶习就从各个港口迅速蔓延开去。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商品的兴趣不大。但是现在鸦片市场却完全改变了贸易平衡，变得对英国人有利。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两次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是由于这一贸易利润丰厚，以致中国官员乐于接受贿赂，允许走私。

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行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1839年11月战争爆发了。此后的战争进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令人绝望的军事劣势。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悬殊得多。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在16和19世纪中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则仍停留在低水平阶段，比起阿兹特克人的技术也高不了多少。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依据《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但是《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欧洲人渴望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以实现其贸易扩张。另一方面，中国人则认为这些条约承认的特权太多。由于双方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情绪，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轰炸了广东。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法联军的力量不可抵挡，中国人被迫在1858年与1860年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耻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中我们将会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经能够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来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其水平为当时所有其他东方国家都所不及之后，日本便迫使朝鲜接受了一些内容模糊的要求。而中国也声称对朝鲜拥有宗主权。1894年8月两支军队发生冲突，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再次被轻易击溃，1895年4月北京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一些领土给日本。 

与日本人的战争给了中国的傲慢自满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落后的武器配备在拥有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些年间，欧洲列强就已经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除了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将中国本身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在这些势力范围内被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就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这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满洲、山东和福建则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19世纪后半叶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并开始重新评价和组织自己。下面我们就沿着这一轨迹来看看中国人是怎样缓慢而不情愿地试图进行改革和革命的。 

二、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日本击败中国引起了年青皇帝光绪的注意，他意识到有必要对帝国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1898年夏他颁发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该段日子被称为“百日维新”。他们将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建立新学校传播欧洲的学风，鼓励西方式的生产方法，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军队。但是这些措施始终都是一纸空谈，因为皇太后一直维护旧秩序。她废黜了年轻的皇帝，宣布由她自己摄政，紧跟着她又废除所有的改革法令并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全部权力，他们积极引导社会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起地方民兵以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在官方的默许下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已有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驻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在几个月内八国联军就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00万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下面进行革命——这一革命于1911年爆发，它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政体。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逸仙博士(1866—1925)。同先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受到的西方教育至少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一样多。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三角洲，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他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丁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并于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一种良好的、科学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心系穷人，总是为穷人的福利牵肠挂肚。 

怀着这种感情，孙中山不久便离开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孙中山的主要支持来自海外的中国商人，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则仍然无知而冷漠。虽然广东革命党人小规模的起义遭到镇压，但在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设在汉口的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却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然迅速席卷全国。这时正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可是尽管孙中山名义上是领导人，他却未能控制全国。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该党在1913年4月国会选举时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是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他们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拥有国家统治权的民国政府。相反，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使中国陷入一种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1926年以前的民围初期县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这一悲惨结果可以用以下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始终都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都由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成，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其次，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除佛教外，中国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其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最后，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由于他们建立的制度显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因此它们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www.xing528.com)

三、日本的现代化 

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解释。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推动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并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不像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西方的影响。此外由于日本有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悠久传统，因而在它于19世纪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就较少，痛苦也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精挑细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同中国帝国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就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亦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它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地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居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等诸多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但也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德川幕府逐一切断了日本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到了17世纪中期唯一被保留的联系就是与少数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的荷兰商人(见第19章第6节)。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足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这个国家还是取得了某些发展，而这些发展则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促进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实力。人口从1600年的180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人口的增长则不太均衡：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坂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急剧增长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促使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而这种交换反过来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因此，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这又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限。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充分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必要性。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美国具有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后佩里在率领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将于来年春天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他明确表示，要么签订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并于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根据该条款，日本将开放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条约规定，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其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8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将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在同美国签订过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相继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同此前的中国一样，这时日本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于中国。 

西方入侵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产生了一个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签订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受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则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他们在1858至1865年间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随着1867年天皇与德川幕府领导人的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从而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成为这时日本卓越的领导力量，使得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现代化。与中国的文人学士完全不同，日本年轻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他们愿意并有能力在那些方面做些一些事情。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是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仍在不遗余力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那丝毫不足为怪。事实上，当初之所以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就是为了向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护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下列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有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根据上述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人侵，日本人的做法就会完全不同于中国人。 

日本的新领导人仅仅对那些能够增强民族力量的组成成分感兴趣。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成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也就是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其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利益。它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被请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及思想的一致性，国家也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募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就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等手段来确保其所需工业的建立。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纺织工业等轻工业，而且注意支持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等重工业，因为后者对提供军需品是必不可少的6一旦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就会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掌握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一情况到现在依然如此。 

日本人还仔细审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并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为自己提供诸如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于1889年按正式仪式颁布了宪法。该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上述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就随时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因此这一宪法只是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议会制的门面，实际上它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对天皇的崇拜。确也是，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则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采用了这一宪法并进行了一些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经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其他国家对其主权实施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又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对日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经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桎梏的国家。 

四、日本的扩张 

日本在完成了其自身的现代化之后，就开始了其向亚洲大陆逐步扩张的进程。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以及它的军事领导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也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焦点。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都必须为自己的利益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如本章前面所述，日本打败了中国并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一个更为强劲的对手——俄国。正如前章所述(第28章第3节)，日本曾提出与俄国平分战利品，但却被俄国拒绝。随后日本人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根据《朴次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 

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均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它向各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非神圣和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 

推荐读物 

关于背景材料，请参见第21章的参考书目。总论西方对东亚影响的著作中最优秀的有：E.O.Rei schauer，J.K.Fairbank和A.M.Craig合著的East Asia：Traditionand Clivilization rev.ed.(Houghton Mifflin，1978)；J.K.Fairbank所著的China,ANew History(Harvard，1992)；G.M.Beckmann所著的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Harper & Row，1962)；J.K.Fairbank所著的The GreatChineseRevolution，1800-1985(Harper ＆ Row，1986)。关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最重要的著作是Ssu-ye Teng和J.K.Fairbank编著的包含解释性论文的文件集：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1954)。 

研究西方对日本影响的杰出著作有：R.Tsunoda编辑的文件集Sources of the japanese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58)；G.B.Sansqm的分析著作TheWestern Worldand Japan(Knopf，1950)。同样值得一提的有：E.O.Reischauer所著的：Japan：The Story of a Nation rev.ed.(Knopf，1970)；J.Halliday所著的A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Pantheon，1975)，W.W.Lockwood所著的The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1868—1938(PrincetonUniversity，1954)。 

关于西方的远东政策，请参见W.L.Langer所著的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ism，1890—1902rev.ed.(Knopf，1956)。关于日本和中国对西方的不同反应问题，请参见N.Jacobs所著的The Origin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Hong KongUniversity，1958)；F.V.Maulder所著的Japan，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