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在全球通史中的地位与发展

俄罗斯渴望与西欧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来俄罗斯从那里获得了她最重要的思想、最有用的教诲和最大的乐趣。——彼得·Y.恰达耶夫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考察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似乎有些有悖常理，因为俄罗斯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俄罗斯人也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从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有很大不同。因此，一代代俄罗斯思想家都受到了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的折磨。 

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都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俄罗斯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以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随后又报以布尔什维克革命所产生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但是在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要比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罗斯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罗斯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是在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见第24章第2节)。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着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廷贸易往来密切，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值得注意的是，u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各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西米尔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一位公主，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分别嫁给了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事件合起来孤立了俄罗斯。一件是公元990年前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接受基督教的拜占廷东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虽然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教义及其不断增长的实践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却最终导致丁这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而俄罗斯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被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争斗。在君士坦丁堡落人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惟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得俄罗斯人变得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他们对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不屑一顾。 

切断俄罗斯与西方联系的另一件事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却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残存的联系。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但是与世隔绝的俄罗斯却基本上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蒙古人还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罗斯沙皇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他们的种族上的贡献也值得注意，像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就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

在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统治时出现的俄罗斯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这是一种同质的文明，因为东正教塑造并左右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它.也是一种基本上缺乏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而正是它们才使得西方充满活力，大肆扩张。那些思想比较解放且有远见的俄罗斯领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就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来作为一种自卫手段。而他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化的过程。他以其钢铁般的意志和过人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都由他亲笔起草，而几乎所有的法令都由他授意制定。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类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密码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通过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其实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岸边，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就像莫斯科是旧俄罗斯的象征一样。不过，这些变化大都是在国内很多人的激烈反对下完成的。彼得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不仅要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是他已经实施的一些改革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改革就其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改革，而且它们也只是影响了上层阶级中为数不多的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彼得未完成的工作由富有才华、引人注目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进行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让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她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却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经开始欧化。在彼得统治期间蓄胡子、穿着臃肿肥大的东方长袍的贵族，这时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交方面都纷纷模仿起凡尔赛宫廷。他们的子女也都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先以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这样一来俄罗斯的欧化也就不再仅限于技术方瓯尽管它继续被限制在上层阶级内部。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愈来愈宽，愈来愈危险。 

这一社会差异的严重性在俄罗斯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已经变得很明显。1815至1818年间一支俄罗斯占领军驻扎在法国，军队中的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已经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在那里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并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因而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罗斯时，他们发现沙皇的独裁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这种情绪可以解释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使俄罗斯西方化的军官。但是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准备。更准确地说，俄罗斯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相反，那时存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被束缚的、无生气的农奴群众，即通常所说的“黑暗中的人们”，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向往的西方式社会全都没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俄罗斯和两方之间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它使俄罗斯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哀叹上述差别，认为它们是俄罗斯发展速度较慢造成的，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促进俄罗斯赶上西方而做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决了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可以统一的基本看法，他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个国家模仿另一国家，其必然结果就将是矛盾和不一致。他们认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它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巨大区别。因此斯拉夫派把彼得以前时期同质的俄罗斯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是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为西方社会更优越，并因其唯物质至上、没有信仰、为冲突和革命所困而抵制它。 

二、俄罗斯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不是由于一方说服另一方，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所带来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才得到解决的。俄罗斯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戏剧性地揭示了这种压力。战争是在俄罗斯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可是俄罗斯却被打败了并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罗斯削减黑海海军，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 

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因为与许多事先就警告俄罗斯会因其没能跟上西方的脚步而即将遭到失败的西欧派人不同，斯拉夫派人则很有信心地预言俄罗斯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将会导致一场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实际上，这场失败暴露了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俄罗斯的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却令人绝望地对俄罗斯士兵不利：他们所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他们只有帆船可被用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副其实的医疗服务或食品供给。

旧制度破产的前景导致了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就是解放农奴，农奴在战争以前也一直是极不安定的。事实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经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不断上升的压力也就变得更加不可抗拒，于是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就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根据他在1861年3月1日颁布的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所有的农奴都被解放，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重新进行分配。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意义甚至比美国厉史上1863年发表的《解放宣言》都要重大：《解放宣言》仅关系到美国的少数黑人，而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则涉及到在俄罗斯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也都不可避免，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由于其决定性地促腻了俄罗斯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旧制度。在1917年投入俄罗斯工业的5亿英镑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0000人，进而又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时俄罗斯的产铁量已经和法国一样多，而其产煤量则是法国的四分之三。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罗斯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时的俄罗斯相比，与欧洲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却也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那样，引起了俄罗斯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而其中之一就是农民群众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绝没有满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多的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的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在相应增长，并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个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税赋：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还要缴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罗斯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得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日益频繁的农民反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起义反映了农民内心强烈的不满。 

1901年建立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达了农民的不满，其政纲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与农民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在俄罗斯工业化初期，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劳动力受到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些条件下，俄罗斯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成立一样，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而且它也像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或像在俄罗斯被称作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20世纪初，除了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变得日益不满。反映这批人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根据其缩写将其称为卡德茨(Cadets)。该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与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维持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罗斯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立宪民主党由于了解议会程序而在议会讨论中起了领导作用。然而，立宪民主党却从未赢得过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比的大批追随者。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中产阶级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此外，立宪民主党还特别容易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使得他们不太愿意以暴制暴。 

20世纪初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经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同质的社会，而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则最终在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中达到高潮。下面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先来回顾一下导致1905年革命的日俄战争前俄罗斯的亚洲政策。 

三、1905年以前的俄罗斯和亚洲 

正如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所决定的一样，俄罗斯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则由俄罗斯的优势来决定。由于这一优势的缘故，16至18世纪的俄罗斯已经能够制服西伯利亚的部落民族并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在东南部他们却在强大的中国帝国面前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并不得不接受了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的《尼布楚条约)(见第24章第3节)。 

18、19世纪期间俄罗斯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他们通过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建成了他们的帝国。获得阿拉斯加只不过是早先横跨西伯利亚向相对人烟稀少的地区推进的继续。但是在阿穆尔河流域俄罗斯人却战胜了中国帝国，而在中亚他们则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汗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够取得，是因为俄罗斯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虽然这种进步不能同西方相比，因为它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但它却足以使俄罗斯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罗斯人也就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在技术上势均力敌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止——那些势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满洲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 

俄罗斯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化的沙皇对远东与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于1728年和1740年前往美洲大陆进行了两次探险。白令向东穿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洋，并在勘查了阿留申群岛后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白令探险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亚洲和北美洲是在太平洋北部水域相连。 

俄罗斯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跟在探险者后面。商人们先是剥削阿留申群岛的居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据点。由于阿留申群岛的居民没有武器，他们很容易受到武力袭击并遭到无情的剥削。1761年愤怒的乌姆纳克岛居民袭击并杀死了许多俄罗斯商人，幸存的商人被迫逃离。阿留申群岛获得了5年的独立，在此期间岛民再次过着仅能果腹的渔猎生活。但是1766年俄罗斯人的雇佣军对阿留申岛民进行了报复，他们摧毁了村庄，杀戮了3000多人。在俄罗斯统治者的逼迫下，阿留申岛民又开始猎杀海獭。俄罗斯人对海獭皮的掠夺是永不知足的，因为这些海獭皮在中国能够获利4倍还多。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阿留申岛民翻海獭都被杀戮殆尽。 

1799年一些私人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了俄美公司。俄罗斯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他精力充沛、独断专行地指挥各种活动达一代人的时间。巴拉诺夫的主要问题是要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一个海洋，因此他就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为阿拉斯加的据点提供补给的定居点。1811年11月俄罗斯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罗斯河旁建立了罗斯堡，到1819年时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这一扩张导致了俄罗斯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实际上，俄罗斯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明显地有助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发表。最后，俄罗斯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而皮毛贸易的衰落也使得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罗斯人担心阿拉斯加距离自己太遥远而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并预料到迟早都会失去这一地区，遂于1867年以70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美分——一桩有史以来最划算的地产交易。 

阿穆尔河流域 (www.xing528.com)

其时俄罗斯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了他们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兴趣，因为他们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可以作为向其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基地的出口。他们的确有了鄂霍茨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一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问断地被雾笼罩。因此俄罗斯人再次觊觎上了宽阔的、可通航的阿穆尔河，虽然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早已将他们从这条河边赶走。 

俄罗斯人的兴趣受到中英1839至1842年间所谓鸦片战争的进一步刺激(见第31章第1节)。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获得绝对优势。俄罗斯人这时决心在阿穆尔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阿穆尔河河口的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实现了他们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所有目标。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年轻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劲，他于1847年38岁时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的软弱，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罗斯人从阿穆尔河流域赶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子。 

虽然穆拉维约夫伯爵已经拥有总督的广泛权力，但是他却仍然越权派遣从事探险的远征队把俄罗斯旗帜插到外国的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耐维尔斯科伊船长(后来的海军上将)在堪察加半岛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他在撵走萨哈林岛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占领了该岛，他在阿穆尔河使用汽船，他鼓励俄罗斯殖民者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并沿阿穆尔河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据点。俄罗斯之所以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扩张成功，是因为整个地区都无人居住，中国对该地区只有微弱的宗主权，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控制。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岁斯的做法，是俄岁斯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又遭惨败，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作其他更多的让步。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警告巾国要注意英国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这一地区，结果则是订立了《瑷珲条约》(1858年)。根据这一条约，俄罗斯除了获得阿穆尔河北岸至乌苏里江的土地外，还和中国一起对直到海边的乌苏里江两岸土地行使共同管辖权。 

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结冰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并意味深长地把它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当时中国已经卷入与西方强国的进一步纠纷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提供了帮助，成功地使联军在不太苛刻的条件下撤离北京。作为报答中国政府心甘情愿地签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把从乌苏里江直到海边的阿穆尔河两岸土地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都给了俄罗斯。随着赢得这些新的、辽阔的边疆地区(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这种扩张直到20世纪初才又重新开始——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试图向南侵入朝鲜和满洲，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 

中亚 

在此期间俄罗斯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罗斯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紧靠着西伯利亚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萨克游牧民的草原区。再往南去就是大沙漠，上面点缀着供养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国的肥沃绿洲。19世纪末以前，这些汗国在军事上比起分散的西伯利亚部落要强大得多。 

在1827至1854年这近30年间俄罗斯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从而首次进入中亚。他们希望锡尔河能够充当一条永久的天然边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远离首都、渴求荣誉和晋升的地方指挥官野心勃勃，时常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政府有所行动。而掳掠集团的经常性的骚扰也致使俄罗斯人不顾圣彼得堡的疑虑和英国的抗议奋力往前推进。 

中亚穆斯林文明传说中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正在前进中的俄罗斯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于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一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得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危机和关于战争的谣言一再出现。然而这一世纪最终还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来进行的。 

俄罗斯的统治有效地改变了中亚。在积极方面，俄罗斯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0000名奴隶。俄罗斯人还铺筑了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一塔什干铁路线，它既帮助了俄罗斯人进行征服，又帮助了他们实现现代化。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罗斯纺织工业不断增长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惊人的增长。1884年在俄罗斯人的倡议下，有300俄亩土地(1俄亩二2.7英亩)被用于种棉花。到1899年时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猛增到90000俄亩。此外俄罗斯人还引进了某些土地改革，包括减少农民的税赋和农民须对国家及地主履行的义务。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了普遍的饥荒。而且俄罗斯人也并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他们把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里，他们也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因而最终结果就是，在给中亚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地区带来许多变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为俄罗斯人的到来而受到什么影响。尽管有了铁路建设和棉花栽培的传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是生活在为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壁垒所分隔开来的不同的世界里。 

满洲和日俄战争 

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正在缓慢地接近完成，它为俄罗斯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路。他预见到俄罗斯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因而他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获得上述地位的最佳手段。 

1895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见第31章第1节)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国再次轻易地被打败，它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出面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罗斯这时却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了干涉，并迫使日本人归还了辽东半岛。 

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与俄罗斯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u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并将建造穿过满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罗斯政府所拥有，归俄罗斯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已在满洲铺设了总长为1596英里的铁路。 

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罗斯跟中国进行了谈判。随后俄罗斯就开始了其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罗斯人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混乱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俄罗斯人这种稳步的蚕食使得日本人大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洲大陆也有他们自己的野心。由于不能独立阻挡俄罗斯人，日本人决定通过结盟来加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了军事联盟(详见第31章第4节)，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罗斯进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俄罗斯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罗斯“在满洲铁路方面的特殊利益”。 

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罗斯人的意见有些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渗透，而不是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吞并；但是有影响的俄罗斯冒险家们由于其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而希望政府能够促进他们的个人财富；俄罗斯军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漫长距离而想在朝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而俄罗斯的某些政治家则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也赞成以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无疑，在后三种人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军人的心目中，俄罗斯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 

这些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当了道。他们设法免去了维特的职务，实际上这也就是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日本人迅速而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袭击了驻扎在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 

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总是战胜俄罗斯。由于俄罗斯军队是在离欧洲俄罗斯的工业中心数千英里远的地方作战，所以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日本人包同了旅顺港，他们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战争的第二阶段由在满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并把俄罗斯人赶到了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却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罗斯军队非但没有受损，反而还随着交通的改善而得到了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却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性的胜利。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在航行了相当于地球圆周三分之二以上的距离后，于1905年5月27日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就遭到了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的俄罗斯舰船就都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则仅仅失去了几艘驱逐舰。 

由于这一大败，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罗斯人准备议和。而在日本人这方面他们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他们仍然贫乏的资源却已被战争榨干。1905年9月5日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根据和约，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其在满洲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这样，日本人就阻挡住了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罗斯才得以恢复其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 

四、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及其后果，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的风暴则正在俄罗斯后方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日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并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变得益发严重。最后则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的“流血星期日”——皇家禁卫军向赤手空拳在圣彼得堡冬宫前面请愿的数干人开了枪。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许多俄罗斯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都转而反对沙皇政权，致使1905年的俄罗斯大革命突然发生。大动荡在帝国政府能够重新树立其权威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这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被统治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打家劫舍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舰只。全世界都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这一非凡景象。此时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这一宣言读起来就像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状。它允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并准许俄罗斯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却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经强大到能够进行回击了。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使得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的适时的贷款也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莫斯科工人举行的危及政权的起义。其时，温和派由于厌倦了无休止的暴力正转向政府一边。因此，到1906年初时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烧毁整个的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厉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杜马的自由派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但却应者寥寥。事实上，到这时革命已经退潮，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却给俄罗斯的历史进程留下了印记。俄罗斯这时已经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权力很小。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但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对政府发动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以至于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令人满意地保守和屈从。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确实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越来越走向兴盛，直到它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推倒为止。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罗斯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做出了贡献。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显现出其作为革命活动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却证明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08年的9万人，进而又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到1912年时罢工人数则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的两年中始终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俄国军队在前线所遭到的灾难性的失败，乌云再次聚集起来，而沙皇政权也随之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可以说，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是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的。 

推荐读物 

论述俄国与西方关系的各个方面的著作有：D.W.Treadgold所著的The West in Russian and China，Vol.I，Russia，1472—1917(CambridgeUniversity，1973)；W.L Blackwell所著的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1800—1860(PrincetonUniversity，1968)；T.H.Von Laue所著的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 alization of Russia(ColumbiaUniversity，1963)；M.Malia所著的Russia Under Western Eves：From Peter the GreatTo Khrushehev(Whiley，1964)；最近的研究是L.Hughes所著的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Yale University，1998)。 

关于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请参考G.V.Lantzeff和R.A.Pierce合著的East ward to Empire：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Frontier to1750(McGill University，1973)；E.E.Bacon所著的Central Assia Under Russian Rule：A Study in CulturalChange(Comell University，1966)；S.Becher所著的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Bukhara and Khiva，1865—1924(HarvardUniversity，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