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在全球通史中的地位

我幸福，因为我属于人类，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夷；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好的城市洛阳。——邵雍(新儒教教徒，1011—1077) 

隋、唐继承了汉朝的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这种情况与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所发生的独特变化形成鲜明对照(见第8章第3至5节)。此后的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就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到了中世纪中国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向为数众多的人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感和舒适度使得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与此同时，如第14章所述，由于技术发展起步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西方社会正发生着变化。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西方主宰了整个世界。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这一点却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整整1000年中，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一、隋朝和唐朝 

隋朝(589—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比其约早8个世纪的秦朝相类似。两者都在中国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同时也都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它们又都沉重地压迫了人民，因而遭到了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至于其创立者刚死，王朝便都崩溃了。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展拓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尽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运河系统的主干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是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也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从而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开疆拓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得帝国的疆域扩大到了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最北部三个辽东王国的企图却惨遭失败，这三个王国由朝鲜分裂而成。隋朝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队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并于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的起义秆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 

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了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了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和印度河上游地区。在当时世界上只有穆斯林阿拉伯帝国能与之匹敌。 

中国国内重建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弱，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且享有免税权的地产，并在这上面建造起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不断增多的土地也与帝国政府争夺资源。隋朝和唐朝政府提山了解决这种政治分裂的办法。它由“均田制”组成，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约合19英亩的几块土地。农民得到的土地并非来自剥夺大家族所占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才能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并非所有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韵实施的确有助于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大地产的膨胀，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并被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建立了一支能管理全国事务的精干的官僚队伍，以此来巩固帝国政权。此前隋朝就已恢复了汉朝时实施的在全国公开性竞争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唐朝根据儒家“征召有才能的人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种种问题”的基本信条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而拒绝采纳西方通过改革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典型方式。这一制度发展成熟后包括了举行一系列选拔考试，这些考试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首先是乡里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然后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县城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考生能通过会试这一“篱笆”，并获得担任较高官职的资格。这些人中通常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从而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开始进行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育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到文法和儒家正统观念上。最终则形成了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它却只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学习和准备的阶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来统治中国，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而稳定的行政管理。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旧能够相对孤立地主导着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机勃勃的西方的侵入，这种科举制度带来的稳定性转而阻止了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1905年，科举制度最终被彻底废止。

唐朝首都长安是一座有着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了元朝这段蒙古人统治的短暂时期外，唐朝时的中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思想自由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人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为明显。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人中国，在汉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里它开始向官方儒教发出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影响迅速增长，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积聚了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却完全被中国化了，并变得非常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种佛教宗派相继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教派，它后来传人日本，又被称为“禅宗”。禅宗强调默坐专念和自主自立，是唐朝之后惟一能够继续蓬勃发展并具有学术性的佛教教派。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这一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来控制，甚至补贴、拉拢寺院和庙宇。 

从长期来看这种控制的企图还是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佛教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针锋相对。僧徒、尼姑完全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这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宗教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介入的影响显得微乎其微。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却并不像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重塑了中国社会。 

在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财政人不敷出；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搜刮农民，大肆实行土地兼并。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也就都落在了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却正在减少。 

唐朝皇帝又勉力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的管理不善和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得许多省份都发生了叛乱。朝廷虽然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公然违抗皇帝的命令，并为争夺这个注定要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而在相互之间展开斗争。最终，907年叛军首领朱温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是四分五裂，由此也就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渭的“五代”时期。最后，赵匡胤这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的统治者相L匕，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得上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族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幽云十六州)，但却也惨遭失败。他的继承者则干脆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已经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满洲的东北领土，也没夺回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则正是到达西方的陆上通道的必经之地。 

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使游牧民族的入侵变得十分容易。“送礼”政策顺利地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但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也就降临了—一他非但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游牧民族对中国北部的大规模入侵。宋朝的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则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省，后来又丢失了整个北边的半个中国，这在后来遭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固然正确，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像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用来印制大量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它们至今才被充分理解(见第9章第2节)。 

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对整个欧亚大陆都具有重大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能。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农业区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外，宋朝新修的水利工程也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中国的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的提高为人口的相应增长提供了保障，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活动而不是以政务活动为中心的大城市。 

比国内贸易大发展更引人注目的是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从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就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其次，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穆斯林是亚洲海上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上商道——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世界主导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事实中：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则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还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直接从事对外贸易，而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可以说，宋朝时的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致命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却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社会产生的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4节)。 

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尽管南宋的疆界只限于半个中国，但其统治却显得格外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则由满族的一支女真人统治，国号金。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共同反对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力量，就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回归到他的统治之下。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国南部以示报复。由于在这期间蒙古人忙于占领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夕匕十一次海战时宋朝才最终火亡。而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则就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族统治；这些游牧、民族并未冈其早期同中国的交往而部分地中国化。这些蛮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人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不久他们就发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政策，还应采用更有利的选择。一个中国顾问陈述了这种选择： 

“既然你们已经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出.产中抽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1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基本类似于中国以前的统治者所建立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在语言、习惯和法律方面与其臣民不一致。他们还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以抗衡可疑的多数中国人。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式宋安抚他们，但这些文入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在朝中任职的外国人的数量表示不满，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已转变成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他们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等各种外国宗教不满(见第12章第4节)。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外来政权的性质和持续时间较短而没有给中国留下深刻的印记。或许，定都北京是其最持久的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满州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进一步推动其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的地主把外国商人们带入中国的所有现银放入他的库存，以中国的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用这种钱你可以轻易地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任何其他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2 

雄才伟略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颇具才干的铁木耳。但铁木耳享位不长，而在他之后的大汗们则都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声色。为了争权夺位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得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是由于起义领袖间的内讧，才使得蒙古人的统治能够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朱元璋)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像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时机，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他于1368年建立了汉族人重新统治的明朝，明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644年。 

四、明朝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内向性 

从推翻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的中国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范例。出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东西显然不是只去死记硬背儒家经典，因而有许多儒家学者都在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一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但他对这两者都不满意，遂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出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把佛教、道教的成分融人儒家，这使得儒家学说更能令人满意，也更能适应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基本上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性本善及其可完善性；他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就会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曾经将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入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学综合体。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悦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外来的前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和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践行他的学说。”3 

自朱熹批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通过对社会存在的学术推理，使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得到加强。这从根本上有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有些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可以归因于新儒学，也可以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同时占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稀缺使得他们能够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则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事实上，中文“贵族”一词的含义首先是体现社会地位的。但实际上，拥有土地则是获得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取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联系密切且互相支持。新到一个省份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会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他就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如果能对官僚和贵族进行严格意义的区分的话，那么可以说明清两代的中国是由这两者联合统治的。帝国官僚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对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从始至终保持合作。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对农村中的贵族统治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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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稳定性的根源 (www.xing528.com)

外国观察家们都被中华文明的久远性与稳定性所深深震撼。19世纪中期在中国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T.T.Meadows根据他所获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对这些特性作出了以下解释。* 

中华民族作为--+同一的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无与伦比，人口也持续稳定增长……其真正原因可归结为三个原则和-种制度……这三个原则是： 

1.以德治国优于凭武力治国。 

2.选拔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实观国家的政治清明必不可少的条件。 

3.如果君主道德败坏、醉生梦死，并由此导致高压的暴政，那么人民有权力处置这样的君主。 

一种机制是： 

公开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制度…… 

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直十分严格且竞争激烈的科举制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因：正是这种科举锏保存了其他各项事业，并使其得以有效运转。这种考试引导着全国上下深谙其中奥妙的父母们直接向他们的儿子灌输经典著作的文学知识，其中就有上述三个原则，和许多其他有利于培养较高精神境界的知识。这种考试为政府招募所有贤能的人，以使政府保持清廉。这种考试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也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并未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来阻挠他提升自身的地位…… 

在正常况下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依靠道德力量进行统治，而不是暴政。军队和警察的数量只够镇压小规模的起义，如果要镇压令人讨厌的愤怒的人民，那么他们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性质上都是绝对不够的。但是尽管政府并不实施暴政，它在形式上和机制上却都是--+纯粹的官僚机构。在一个地区内，地方长官就是绝对的权威；在一个省内，巡托就是自己王国内的国王。冲国古代的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自行收税、弹劾统治者以及限定和停止纳贡的权力，因此他们只有起义的权力。起义在中国传统上是一种宪法赋予的合法手段，人们经常以此种方式来阻止武断而暴戾的立法和行政。 

*T.f.Meadows，The Chinese andTheir Rebellions(Smith，Elder，1856)，PP.23，24，4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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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并能发人深省的事实是，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影响最大的差别。在西方，正如第14章中将要提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不断增多。中国的确也存在着商人阶层，但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都出自中国。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八章第五节所述，中国历史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直到1911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可以说，是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利用新儒学作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并没有立即形成新的帝国，相反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等新技术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约束力太强。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技师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技师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技师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技师同样需要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等。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能够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去操纵国家垄断商品来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对内限制政策的另一个实例是竭力反对海外扩张。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经慢慢移民到了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人，而西班牙人则大概只有1000人。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一次大屠杀，而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数典忘宗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1712年清朝皇帝颁布了一条诏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清朝又发布了另一条布告，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海外华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清朝再次颁布法令，规定了海外华人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者再不许回国。这种政策同西方国家形成了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都在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在15世纪早期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航程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随后明朝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禁海令(见第9章第1节)。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虽然下禁海诏书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却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够颁布禁海令，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由于制度结构上和海外拓张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中国的力量却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如此一来，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伟大的“天朝”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黯然失色，而西方挛族却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毫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持久地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东亚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很不发达，因此游牧民族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但是，邻近中国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它们的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以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是最独立的，基本上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它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人侵前日本的历史。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列岛比起不列颠群岛更加与世隔绝：日本列岛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则只有21英里宽。因此，日本人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即蒙古人的跨海远征。可以说，日本人既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又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其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擅长于借鉴的民族，但由于它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较之其他在人数和发展水平上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来说，它的文化中有更多的部分是它自己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也促进了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日本民族的神。 

6世纪中国文明大规模传人日本，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人日本的佛教成为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则更为重大。他们鼓动变革，最终导致日本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样板将日本改革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唐朝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天皇和国家议会授权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进行统治。所有的土地都以天皇的名义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田赋)和劳务税(徭役)，前者多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实施这些改革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日本帝国的权力——与前氏族组织相比这些变革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但实际上，此时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议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了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科举考试择优录取，但实际上旧贵族仍然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都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双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而在日本它却一直被保持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日本同样采纳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日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也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得十分明晰。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达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_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当新的封建时期到来之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时引进的中国帝国体制，在日本有效地运作了较长时期。但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经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导致其崩坏的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自己留在京都。另一个原因则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贪得无厌，他们无休止地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行为使得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这也就意味着自耕农的税负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在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就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也因此而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贵族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服役期间也不得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于739年被废除。国家的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挂名充任。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则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则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是反过来他们也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经处在各封建领主集团的控制之下，各集团之间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土地而相互争斗。结果，大地主，即“大名”，最终兴起。16世纪初日本的大名已达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七、日本的内向性和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农作物亩产量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贸易也更加繁荣，进而促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绎济n 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海港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存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或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其内外贸易的发展。早在12世纪，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其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后来他们渐渐扩大活动范围，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经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同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不受打断地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会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一个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日本却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人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发展。如果没有西方人出现，日本人很可能会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殖民地6然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列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强制离开日本，其信徒被要求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的外国人都只得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另外，锁国政策还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就开始了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 

最终结果是，日本没有成为近代向外扩张的民族国家；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藩篱”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为了追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同引入了儒家学说和制度。他们采纳了儒家对社会的四阶层划分法——即武士管理者、农民、文士和商人，借用了儒家哲学，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尊卑次序，还在艾斗建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儒家学派——日本人民渐渐被中国哲学的道德准则所影响。佛教虽然仍是大众信仰的主流宗教，但儒教却已慢慢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思想力量。

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为此付出了社会制度僵化陈腐的代价。不过，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相反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帝国的裂痕。因此，在面对19世纪西方的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还能做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推荐读物

第8章的参考书目中已经列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由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参考书目的说明性文章：J.K.Fmrbanks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Washington出版社、1968.年版)。这个参考书目列举了关于官僚国家的崛起、商人的作用和社会阶层的结构和流动性等主题的近期著作。

关于220至1644.年之间中国历史的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是：W.Bingllam所著的The Founding ot the T’ang Dynasty(Waverly出版社，1941年版)；E.A.Kracke所著的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China，960—1067(Harvard，University出版社，1953年版)；J.T.C.Liu所著的Reform inSu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9年版)；C.O.Hucker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1368—1644.(UniversityOf Arizona出版社，1961年版)；E.Balazs所著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Variations onTheme(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54年版)。以下两卷分类别的学术会议纪要中分析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A.F.Wright主编的Studies in Chinese Tha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3年版)；J.K.Fairbank主编的ChineseThought and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7年版)。另一本有用的书是：J.M.MenZel主编的TheChinese Civil Service：Career elz to Talent?(Heath出版社，1963年版)。最后，M.E1vin所著的The Pattfm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年版)一书中分析了为何中世纪时中国在技术上的天赋没有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J.Needham所著的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George Alle & &Unwin出版社，1969年版)中对此也有所论及。对于那些认为Needham的不朽著作太长的人来说，更容易理解但却很可靠的记述是：R..Temple所著的The Genius of China：3000years of Sci.ence，Discovery and Inven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7年版)。主题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读物是：P.Snow所著的The Star Raft：China’s Encoanter with Africa(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88年版)。最后W.H.McNeill所著的ThePursuit of Power(Universitv of Chicago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了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成就。

关于日本，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个方便而通用的参考书目，即J.W.黝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gling.2nded.(Washington出版社，1961年版)。详细阐述的标准书目是B.SilberStein所著的Japan andKorea：A Critical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Arizona出版社，1962年版)。关于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由R.Tunoda et31，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中提供。G.D.SansOm所著的Japan：A ShortCultural History，修订版(Appleton出版社，1944年版)，以及他的A History of Japan(Stanford University出皈社，1958--1964年版)中规范、概括地描述了历史。最好的介绍性的报告是E.O.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Past and Preset的修订版(Knopf出版社，1953年版)。

注释

1.D. J.Nccdham，Science and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Mge Unersity，1954)，pp.1，140.

2.H.Yule，Cathay and the WayThither，Hakluyt Society，Series 2，XXXVII(London，1914)，)pI.154.

3.引自L.C.Goodrich，A Short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per ＆ Row，1943)，p.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