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文明在欧亚大陆的一致形成

罗马帝国和汉朝以后出现的所有情形，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元的双向交流。交流的规模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这种交流进行得非常艰难，但它的存在说明在这个世界上，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互相联系交流的、统一程度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高的王国之中。——小林恩·怀特

正如最初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区分开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的多方面影响，促成了最初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4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在这几个世纪中，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更多地得益于政治原因：中世纪初期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既不像古代时期的帝国那样，只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也不像古典时期的帝国那样，仅仅拥有整块的地区，而是横亘数个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则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其国土从西欧的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腹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留下的印象则更加深刻，其版图东起朝鲜、中国，涵盖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帝国。 

中世纪形成的几个帝国的疆土是如此空前的辽阔，这使得欧亚大陆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重点叙述由于这种交流而产生的新的商业纽带、技术纽带、宗教纽带和知识纽带的性质。 

一、商业纽带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长久存在，促进了跨大陆商业的全面发展。而这两个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得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通过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商道；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商道。其中从中东出发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丁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穆斯林商人多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中有很多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达)，然后以此为根据地，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方季风航至广州，在广州度过夏季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耗时一年半。 

在首批穆斯林于671年来到广州后，他们中有相当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在得到中国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的许可后，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像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任职。到了758年，穆斯林的人数已经多到足以进攻广州，作为应对这一情况的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外贸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中国已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配置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马可·波罗在他于1291年护送一位蒙古公工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搭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引人注目，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中国的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其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口。 

中国的航海活动在明朝(1368—1644年)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获得的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明朝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航海地位。这七次远洋航行在其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上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有28000人澄加，用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路抢劫，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的航程更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当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见地图13)1 

1433年，皇帝突然下诏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的威望，或是为了替明成祖搜捕据称已遁世隐居当和尚的侄儿建文帝。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趁机开始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又恢复了其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可是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是由于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创建出中国人在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建立起了他们主导的西方海上霸权。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政权，其领土包括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的大部分欧亚大陆。14世纪中叶，意大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揭示了蒙古治下和平时期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走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最糟的时候，如果有60个人在这段路上同行，那也会感到如同呆在家里一样的安全。”1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自动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都是沿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来到忽必烈新朝廷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他们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通过两条路线被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抵达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先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运到前一条商路最终到达的那些港口。第一条商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哑人控制，热那亚人负责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坐着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顿河而上，随后可能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经由波斯湾直接去往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是多么的便宜，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商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了多么巨大的利润。 

陆上贸易在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恢复只是暂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1368年立国不到百年的蒙古人就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就此全面崩溃，从而使得中亚再度陷入分裂，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也因此而被中断。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改信伊斯兰教，自然不会再允许欧洲人继续使用去香料原产地的陆上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这使得阿拉伯和威尼斯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因此他们就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避开穆斯林帝国这一障碍的新航道，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二、技术纽带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前阿拉伯人使用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因为它在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由于阿拉伯帆船操纵起来更加灵活，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不久它便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111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布地中海海域。尽管这种三角形帆船是由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人地中海的，但它在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这一发明也使得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2 

培根正确地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每页书分别刻在一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典《金刚经》。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1041至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经中东传人欧洲。1423年，欧洲人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欧洲人用活字印刷厂第一本书——《古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已在用火药制造鞭炮。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使用火药的武器，即“突火枪”，它由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却没人知道它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在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地提到了磁石指南针。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仅被用于风水先生的相地活动。不管怎样，1125年，指南针开始被用于航海——这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人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有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抓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人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n50年，造纸术传人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都被取代。事实证明，造纸术的价值十分显著：如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耗费300张羊皮。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的发明也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并具有深远影响，如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人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肩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吉最后，中国人还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基本上都是经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橘子等，橘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三、宗教纽带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基督教和佛教从古典时期末就开始传播，中世纪继续流传(见第四章第三节)。但中世纪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还要数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见下章)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其创始人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它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www.xing528.com)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后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到750年，伊斯兰教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其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世界的内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人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急剧扩张自然会使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们的心理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固然使他们丧魂落魄，然而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况也并非一片漆黑，因为蒙古人也给予了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以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希望能使蒙古异教徒也像以前的马札尔人和维京人那样皈依基督教。 

教皇派出了两个传教使团，前往坐落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传教士试图劝说可汗皈依基督教，参加教皇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但是由于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传教团没有达到使可汗改信基督教的目的。然而，他们却首次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蒙古社会风俗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可靠信息。他们也了解到，从哈拉和林往东走上20天就会到达中国的神秘领土。中国受到欧洲人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它很富庶，也因为它不信奉伊斯兰教，因此被看作反对穆斯林的可能联盟。 

由于中国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264年忽必烈从哈拉和林迁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如前所述，最早来到首都的欧洲人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交他给教皇的复信。在这封信中，忽必烈请求教皇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来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仅就提出这一要求就断言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打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网罗人才：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也确实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在各部分人之间保持势力平衡。 

四、扩大的视野 

蒙占帝国的建立带来了欧洲人认识世界方面的伟大突破，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其影响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向人们揭示，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可以匹敌，甚至还将超过欧洲。另一方面，这种认识上的突破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让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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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的新世界 

在地中海到中国、再到东南亚这一路线上往返旅行的商人成了中世纪联系欧亚大陆的纽带。以下摘自马可·波罗游记的片段清楚地记述了中世纪人们视野的开阔程度o* 

谈到这个城市(大都，或现代北京)的规模，人们一定知道，它方圆24里，每一面长6里……城内共有12个门，每个门上都有一个雄伟而气势磅礴的城楼……街道笔直宽阔，你可以沿着街道从一端看到另一端，也可以透过一个门看到其他的门。整个城市上下，到处都有美丽的宫殿、数目繁多而豪华的客栈，以及大量精美的房屋…… 

首先让我们谈谈(中国的)船只，这些船载着商人们往返于印度的各小岛之间。它们用杉木制成，只有一个甲板，但却有50或60个船舱，商人们每人一间，悠闲舒适地呆在里面。每艘船只有一个船舵，但有四个桅杆，有时船上还有两个额外的桅杆，人们可以很随意地将它们升起或落下……每艘大船至少需要200个海员(有的船需要300个)。这些船规模巨大，每艘能装载5000到6000篮胡椒。 

日本是东部公海上一个很大的岛屿，距陆地1500里。岛上的居民皮肤白皙，文明开化，很有天赋。他们崇拜偶像，不依赖于任何人。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们拥有数不清的金子。 

如果从印度尼西亚出发，沿南部到东南部之间的航线航行1500英里，你就会到达一个叫爪哇的大岛。岛上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海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方圆3000多英里。它臣属于一个国王，不向世界上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纳贡。岛上居民都崇拜偶像。这个岛极其富庶，盛产黑胡椒、肉豆蔻、松香、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各种香料…… 

当你离开锡兰岛，向西航行大约60英里，你就会到达玛巴省，它号称是印度之都，位于大陆，是印度条件最好的地段……居民都崇拜偶像，很多人崇拜公牛(神牛)，认为牛是一种富有美德的生物。他们从不吃牛肉做成的任何东西，也无论如何不会屠宰牛。 

*H.Yulc编译，The Book of SerMarco Polo(Seribner’s，1903)，Vol.1，pp.423—426；V01.2，pp.249—250，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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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殖民；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应聘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1278年，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班·巴尔·索马曾旅行到伊儿汗围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罩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对其反刘伊斯兰教的援助。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工爱德华一世。巾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伊斯兰教徒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又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被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北上到达西班牙，随后又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到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已至少旅行了7500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他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去中国时，他也随同前往，并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经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他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像别.的石头一样，是从山里挖掘出来的，但却可以像木头一样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去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他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并在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它们修得高于周围地面，以易于排水；在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在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见过的大得多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是如此光怪陆离，以至于显得有些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了个绰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马可·波罗也为同时代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帝国封锁陆上道路之后为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而继续前进。 

推荐读物 

论及欧亚大陆所有各种互动关系的最重要的著作有J.Needham所著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a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4年版)的第一卷；J.H.Bentlev所著的Old WorldEncounters(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3年版)；J.L.Abu-Lughod所著的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A.D.125O—1350(OxfordUniversity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著作描述了海上贸易：G.F.Hourani所著的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 dievo1Times(PrincetonUniversity出版社，1951年版)；P.D.Curtin所著的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4年版)；K.N.Chaudhuri所著的Trade and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年版)。Needham著作的第三部分第四卷阐述了中国人的航海探险精神，包括明代的航海活动。以下书籍对陆上贸易进行了论述：G.F.Hudson所著的Europe and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Beacon出版社，1961年版)；P.Yung所著的The SilkRoad：Islam’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6年版)。C.G.F.Simkin所著的TheTraditionalTrade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9年版)对欧亚贸易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关于技术交流的基本著作是刚刚列举的Needham的多卷本研究成果。

以下作品中论及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家的经历：R.E.Latham翻译的TheTravels of Marco Polo(Penguin出版社，1958年版)；L Olschki所著的Marco Polo’sPrecursors(Johns Hopkins出版社，1943年版)；I.de Rachewiltz所著的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ons(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1年版)；R.Dunn所著的The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mia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描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引人人胜的生活全貌。

注释

1.H.Yule，cd.，Cathay andthe Way Thither，Hakluyt Society，Series 2，XXXVIII(London，1914)，PP.152， 154.

2.Francis Bacon，NovumOrganum，Book I，aphorism，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