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每个文明中都不乏厚古薄今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认为史前时期的人是未沾染上文明的不良影响的“高尚的野蛮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天地之初”，在令人惊叹的人类生存的初期，人间是一个乐园。在印度史诗中就有赞美田园诗般的过去的段落，称颂当时种姓制度并不存在，人类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话。同样，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历数了从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一直到作者所处的悲惨的现时代的人类不断衰落的命运。

人类最初生活在乐园中这一观念是有某些史实根据的，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言，文明时代到来之前的部落成员在获得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方面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经济权利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特征。但是当部落成员变成农民之后，他们就不再享有自由获得土地的权利，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他们的具体义务随地区的不同而变化，但受盘剥的最终结果则是无论到哪儿都一样。在按国家、教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税之后，农民所剩下的只及他们劳动成果的一半或更少，而这则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活。历史学家估计，在全球各个文明中，上层统治阶级仅占总人口的1％一2％。然而，他们不论在哪里都占有整个种族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一悲惨事实说明了为何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农民起义以及沙皇俄国为何被1801至1861年间的1467次起义摧毁、农奴最终获得解放的原因所在。 

文明的到来使得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也会受到内部和外部的一些制约。但是到了文明时代之后，原先的部落首领和头人已被国王或皇帝所取代，被无处不在的官吏，如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员、法官、教士和会计等所取代。同帝国行政机构关系密切的是教会统治集团，该集团的产生也是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被称为“全职专家”的祭司代替了以前曾是“业余专家”的萨满，这为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统治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维持现存的社会制度服务的，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属性。例如，埃及的法老就不仅是其国家的统治者，而且也是“活着的神”。这种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结合给社会现状以强有力的信仰支持，因为很少有人敢冒既在今生遭受当即被处罚的危险，又在来生遭受永久被处罚的危险。 

这种由文明引起的文化变化是根本的和持久的。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是自主的和单一的，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同样的知识、同样的风俗和同样的见解，且其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一个远为复杂的新社会出现了。除了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通晓神秘书写艺术的书吏的文化，知晓上天秘密的祭司的文化，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的文化和懂得如何与沙漠和大海以外地区交换商品的商人的文化。因此社会也不再只有单一的文化，而是形成了所谓的雅文化和俗文化。雅文化传播于城市的学校、寺庙和宫殿之中；俗文化则存在于乡村之中。雅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入学士以书面形式流传；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口口相传。 

各种文明的雅文化和俗文化虽然其具体表现各异，但其本质却很相似。就雅文化而言，它们都以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以及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样的“圣书”为基础。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因此它们主导着教育。任何想要取得成功的人都必须记住大部分经文。这些圣书还被用来向人们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任何拒绝接受官方学说或反对社会制度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不赦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的雅文化中“地狱”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它是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的永久集中营。 

所有文明的俗文化也都基本相同。各地农民都拥有相当多的关于饲养牲畜和种植植物的实践知识。他们都把勤劳看作美德，轻视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所有的农民都想拥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和基本的种田及做工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得到它们，所有的农民都曾经并一直在顽强地抵制外来干涉，不论它是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时政府性质的机构。不过乡村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则正好与农民这种“粗鲁而朴实的利己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不仅乐于帮助邻居盖房子，参加乔迁宴请、丰收节庆和其他社会活动，还总是乐于给予他们急需的帮助和同情。 

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很紧张。一方面，农民有优越感，认为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与城市生活和各种职业完全不一样，从道德上看是“富裕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通通都来自城市，他们的傲慢和专横十分清楚地表明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虽然显贵们实际上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富裕生活的，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自身智力和品德较高的缘故。几千年来，显贵们的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农民的心里扎下了根，致使他们变得卑贱和顺从。 

显然文明的到来对人类的平等来说是一种反动，不过文明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成就。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公平和剥削，历史仍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与工业革命很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了令人痛苦的社会分裂和人类苦难，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却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和生活福利。文明的到来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中一般部落成员过的生活很可能比文明社会中一般农民或城市工人过的生活更完美、更自在，但恰恰因为部落文化是轻松闲适、毫无紧迫感的，才造成它的生产力也是比较低的。因而尽管税吏、祭司和地主的要求是苛刻的，但他们也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各大河流域农村人口的剧增便是生产率得到提高的确凿证据。而且生活标准也随人口的增加而提高。世俗的、宗教的最高统治者和高级官员普遍都能享用到各种食物和酒，并享有华丽的服装和豪华的宅第，这是部落首领们永远都无法想像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员和教士——也能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差不多的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就连普通民众的境况——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单从物质方面来看——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 (www.xing528.com)

因为有了书写这门新艺术，文明社会遂能使知识不断累积并代代相传。各门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也都因此而能在文明社会中扎根、繁荣。富裕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也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供了机会。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印度的泰姬陵和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等杰作便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创造力的结晶。 

这些宝费的成就使少数人得到的收益大大超过多数人得到的收益。归根到底，为雅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重要的是人类的确取得了进步。而也正是数千年中积累的这些进步最终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获得了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和少数人一起受益。 

的确，现在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未能接受教育、患有疾病和受饥饿煎熬。但这种情况远不及14世纪中叶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被黑死病夺去生命的情况悲惨，两者不是一个性质。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因马铃薯疫病而饿死，1876年500万印度人因粮食歉收而死于饥荒。这些瘟疫和饥荒的牺牲者不可能获救，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缺乏克服这些困难所必需的知识。 

今天我们已经拥有那样的知识，因此我们有使自己从数千年的灾祸中摆脱出来的潜力。但可悲的是，这种潜力还远未被人们认识到——不过它确实存在。而它之所以存在则是因为人类不同的文明在过去都取得了进步。因此，让我们还回到题目中所提的问题上：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答案是：在过去它两者都是；而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从过去文明中积累的知识是被用于毁坏的目的还是被用于建设的目的。

推荐读物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写了一些关于文明价值很有见地的书，其中比较突出的有：Chang Kwang—Chih，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年版)，V.Gordon Childe所著的Man Makes Himself(Mentor出版社，1951年版)、R.Redfleld所著的PeasantSociety and Cul ture：An Anthropo logical View to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6年版)、L.A.White所著的TheEvolution of Culture：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 tion to the Fall of Rome(McGraw-Hill出版社，1959年版)以及W.COldschmidt所著的Man’s Way(Holt版社，1959年版)。另外著名哲学家K.Jaspers在他的著作The O@inand Goal of 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53年版)和Man in theModem Age(Doubleday Anchor出版社，1957年版)中所表述的观点也值得关注。其他值得关注的观点来自于W.W.Wagar所著的Building the City of Man(Grossman出版社，1971年版)，以及H.Baudet所著的Paradiseon Earth：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en(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