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历史的连续性与统一性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 

与印度文明的分裂和间断相反，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文化突变不同，中国的发展史上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虽然也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人中国，甚至还建立了某些王朝；但是最后的情况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游牧经济，而是人侵者自己被迅速而彻底地中国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封闭，仅仅受到西北边陲游牧民族的侵袭。中国无需像印度那样，不得不与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在文化上难于被同化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从最初起就都是蒙古人种，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入侵的游牧民族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其整个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民族的同一性在古典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这使得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的人能够互相交流。而印度的情形则截然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就是，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联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统一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的在所有历史阶段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祭拜苍天，但是他所履行的宗教职责始终从属于他的统治职责。因此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中国也没有类似于印度史诗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灵魂的救赎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入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主义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稳固而根本的基础——这一基础还因为中国人在古典时代即实行独特的科举制度(一种通过全国性的竞争考试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固。而与此类似的情形在西方或全球其他地方则过了2000年后才出现。 

上述历史背景有助于厘清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56年)朝廷软弱无力，列国相互混战不休，表面上看采是个多事之秋(见第3章第5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与印度相同，都是由于铁器得到运用。铁器传人中国的时问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铁器发生影响的方式人人都很熟悉。比以往工具生产效率更高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起初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在大河流域地区兴修大批的排水工程、为远距离运输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在西北干旱地区进行的打井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而生产率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并最终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很早就已开始被使用，它通常是以贝壳的形式出现。而此时则又出现了铜币，它日趋广泛地被应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货币贵族，并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向村社头领收取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基础。由于当时新开垦的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被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而日益加大对盐铁生产和分配的垄断。这样一来，诸侯们就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各自封国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非常缓慢，但在其发生的地方，均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周王朝的统辖权。实际上，秦国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措施并从中大受裨益。我们将在本章第3节中来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本章前面所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民族的传统思想，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而又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佛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局势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世俗的特性，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成为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自的哲学学派。当时各种思想都十分活跃，因此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下面我们就来探讨流传了几千年、对中国文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几大思想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并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中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那里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参考手册。 

在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五经”，它们由诗歌、社会礼仪知识以及历史文献组成。这些经典由哲学导师加以研究、利用，比较起来这些哲学导师中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且恒久，以至于在过去20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尊称)于公元前55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下等贵族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所面临的世界却是没有希望的，到处都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机构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列国宫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能够采纳其理想政治见解的统治者。他确实也得到过几个较小的官职，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他转而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最终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并将其充分发挥。他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被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版本似乎成于他去世约100年时。这本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使一个人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反省自我。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相当的幽默感。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也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求国王做一个贤人，并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人。 

孔子在当时那个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仍坚持做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们坚信梦的预兆意义、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却基本上对它们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被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起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此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而另一原因则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并认为道德原则是统治者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还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西汉帝国政府的建立而产生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 

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时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在那之后，孑L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民国总统蒋介石全力主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运用其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地区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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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育 

儒家首先是一个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实用性道德体系。它主要强调信义和社会责任，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原则中看出来：* 

个人 

人无信不立。

信义原则是培养人格的工具。它使人远离异常和乖张，增加人性中美好的品质。用它来要求自己，可以改正错误；用它来要求别人，可以免入歧途。 

家庭 

一个超越常人的人必须做到：当他的父母健在时，尽心奉养父母；当他的‘父母过世后，全心供奉父母。他主要想的是如何在一生当中都不使父母受辱。 

孝有三个等级：最高级是让父母以自己为荣；其次一级是不使父母受辱；最低一级是仅仅能养活他们。 

当父母健在时，对他们表示尊敬和爱戴；当他们过世后，则要对他们表示伤痛和悲哀——这就履行了活着的人的全部义务。 

政府 

好的政府能做到使近的人感到快乐，远的人受到吸引。 

民为贵……君为轻。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当君主喜爱遵守适当的统治原则的时候，他的臣民就乐于听从他的召唤来为他服务。 

如果君主要求他的臣民拥有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必须首先拥有这些品质；如果君主想要他的臣民弃绝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要先弃绝这些品质。 

教育和文化 

要维持一个教育体系，一个难点就是要确保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只有确保了此点之后，教师所教的知识才能得到尊重；保证了这两点之后，人们才知道如何尊重学习。 

学者应当不断追求道德，并寻求在艺术中再现道德。

音乐产生快乐，这种快乐是人性存在所不可或缺的。 

*见M.M.Da,wson，The.Ethicsof Confucius(Pumanl’s，1915)，pp.2—5，167—168，255—257. (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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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从而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儒家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思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在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健硕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人民的肚子……无为而治。” 

与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侍奉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够通过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必须动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同时则需要强迫人民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对待。他们主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等传统美德，而应是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法家的这些原则在为秦国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开始显现。秦国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征服其他诸侯，建立了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其一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政权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激起了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也因之而名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但是胜利了的儒家学者却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一来其他学派渐渐也就被淡忘了；道教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而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它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和政府官员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则发生在1949年，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地处中国西北部渭河流域的秦国的领导人。这一地理位置本身就有助于秦国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易守难攻，秦国的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而且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国的军队由于经常要因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国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国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极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国的力量，使秦国与其他列国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早先马其顿与各希腊城邦的关系。最后，秦国的统治者都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参见地图10)。 

凭借上述有利条件，秦国的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了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们恐惧地称秦人为“野兽”，把秦国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221年时秦王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成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分封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郡县，每一郡县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原秦国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列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并把秦国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此外，秦始皇还通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诸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质而被实践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国家统一的粘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音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成，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概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因此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常常听不懂彼此所操的方言。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却不会说一个汉字。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在整个东亚的影响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当时的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却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正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秦始皇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保存了下来。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却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土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东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好在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了补偿。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秦朝修筑的驿道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各个方向连接到大部分边远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驿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秦始皇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他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他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延绵1400英里。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有100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入学士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诅咒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造成民众奋起造反，以至于公元前207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才四年，秦王朝就覆灭了。不过，尽管秦朝的统治是如此的短命，它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烙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使中央集权制一直存在到20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由秦(China)而来，那是恰当的。 

四、汉帝国 

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不过继秦而起的汉朝皇帝汉高祖则更重实际且更为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起初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起从前周朝的分封国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还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州县之间。后来，公元前127年时，汉武帝又下了一道诏令，规定各封国的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也渐渐恢复，只是社会上已经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此汉帝国繁荣了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汉帝国的领土也和罗马帝国一样辽阔。在建国之初的60年间，汉朝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元气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时期，帝国的疆界急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不过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地区开始由操汉语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也经历了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移居该地区和当地各民族被同化的过程。规模最大的扩张发生在西面。在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见第4章第2节)。

仍是游牧民族的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获得武装自己的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战国时代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栝，一扳扳机，就射出箭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以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经开始初步呈现出现在中国所具的规模。

汉帝国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都与罗马帝国相仿。公元元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而在非洲则只有不到2000万人。 

居于汉帝国最高层的是皇帝，他不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权力，而且还要对其臣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负责。对皇帝本人尊严的强调体现在其日常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在朝廷或神殿里举行主持的长时间的仪式中；体现在为每一种场合所规定穿的龙袍上；体现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监和嫔妃侍候在他身边，有漂亮的马车供他去旅行，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

位居皇帝之下的是两名丞相，他们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和首相。他们经常与皇帝接触，负责政府的实际运作。在他们之下的是九卿，九卿分掌如下职责：宗教礼仪，宫殿警卫，照管御用车马，惩处罪犯，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朝拜和进贡，记录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国家税收，管理帝国财政。 

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往下依次还有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吏承担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养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维护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前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一名官吏。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非常小。不过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这种现象也很典型，它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中国有句谚语，“治大国如烹小鲜：过犹不及”。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分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朝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朝廷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即太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到3000人；而在汉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则已超过30000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举行；通过任何一级的考试均可获得三种学位中的一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但在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能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儒家原则来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其家族势力。结果由此形成的行政制度，在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上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考试制度也有它的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儒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则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人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朝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并驾齐驱，而且在许多领域里都还处于领先地位，其优势则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朝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竹木简。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简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佚应归咎于纸。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则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了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的角度考虑也是一大进步：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朝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史书撰写上。历史著作是一个试图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经里已经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在公元前1世纪时则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此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且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人们通常认为该书的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作为朝廷的史官，司马迁有遍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而在游历期间他还充分地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这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这种方法有其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作品缺乏在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在另一方面，它确实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各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并都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也就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以上天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此虽然中国的史学家也意识到了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他们却又总是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也就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而解释出来的各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汉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都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说法掩盖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各王朝的兴亡的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再来一次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则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普遍具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秩序的重新安定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会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朝廷就会提高赋税。而赋税大部分则又沉重地压在自耕农(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头上。在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日益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由于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赋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收入就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也就愈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财政收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则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会被忽略，从而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就是这种内部动乱和外来侵略的结合，使得摇摇欲坠的王朝最终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就是东汉时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帝国的资源也被耗费殆尽。为了应付危机，汉武帝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财政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则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紧跟着大规模的起义就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内部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天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汉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5年)。王莽原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臣，他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地处理根本性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得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而与此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则使得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并驱使破产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他们洗劫了首都长安，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西汉皇帝的一位远亲刘秀。 

东汉(公元25—222年)的历史基本上与西汉相同。在东、西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随后纳税农民就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也就又一次开始了。最后大规模起义就爆发了，当时的形势与罗马帝国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像。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家族把庄园改造为要塞，实际上在其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所以贸易也就相应地衰落，城市也相应地缩小。公元222年东汉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陷入一个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这一点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十分相似。 

推荐读物 

最好的关于中国的通史是E.0.Reischauer和J.K.Fairbank合著的East Asia：The at Tradition(Houghton.Mifflin出版社，1978年版)；C.0.Hue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tory and Culture(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年版)；以及W.Rodzinsi所著的The WalledKingdom：A History of China from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5年版)。如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细节，可参阅正出版的十卷本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8年版)。 

关于中国的学术和宗教的一手资料的汇编可以参阅W.T.de Bary等所编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年版)。描述最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的书有H.G.Creel所著的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John Dav出版社，1949年版)；以及A.Waley所著的TheAnalects of Confucius(Allen ＆ Unwin出版社，1938年版)。关于现代社会以前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可以参阅M.Loewe所著的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Putnam出版社，1968年版)和J.Gemet所著的Daily Life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StanfordUniversity出版社，1970年版)。最后，还可看J.Spence所著的消遣性作品Emperor of China：Selg-Portrait of K’ang-hsi(Knopf出版社，1974年版)，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1661年以来中国皇帝的作品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