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关系中的利益政治及日本政党政治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各级政府，依一定的宪法和制度，在共同组织和管理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权力、财政和行政关系，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内政府间关系的轴心。在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不论国家的结构形式是怎样的，管理幅度相对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形成的权力、财政和行政关系中，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独立和自主，相反，对中央政府总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就构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优势。中央政府越是集权，它的这种优势就越大。在政党政治下，中央政府的这种优势往往就成为执政党为建立、巩固和发展自身社会支持基础而展开的利益政治的重要资源。日本保守政党，尤其是自民党，在战后日本政治与社会发展中，就是通过对这个重要资源的充分利用，建立起“一党独大”的长期政权的。

明治维新基于日本的政治传统和建立西方式的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在这个集权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虽然名义上都是自治团体，但实质上只不过是国家的地方行政机关，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对地方自治体的组织与运营有绝对权力的内务省控制下展开，没有什么自主权力；地方的具体行政事务也基本上都是在中央各有关省厅的监督下进行。二战后，占领改革一方面把对地方自治体有很大权力的内务省解散；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和有关法律将地方自治体的组织与运营交由地方负责，力图使地方自治体成为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并与中央政府相互制衡的自我管理的地方政府。但是，战后的实际发展表明，这些努力只是在宪法和体制上改进了地方自治体的地位，并没有在实际的政府间关系中，即在权力、财政和行政的具体关系上，改变地方自治体深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传统格局。结果，战后的地方自治体，在政策决定和具体管理活动上，依然深受中央各省厅的监督和控制。所以，日本学者认为，战后日本的地方自治只实现三成，是“三成”自治。出现这种情况与战后保守政党继承战前传统，倾向中央集权有关。战后保守政党所确立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还是实行中央集权，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决定作用的财政预算制度和税收体制都蕴含着强烈的中央集权倾向。⁽⁴⁴⁾

实际上，战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所拥有的比较强的控制力，不仅“得益”于战前的传统和战后的体制，而且也“得益”于战后日本现代化的发展。首先，战后现代化发展对有效地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内在要求，使得中央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指导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这种指导自然要求以中央政府的集权为基础。其次，战后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60年代的高速经济成长，使日本迅速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给地方带来了许多靠自身单独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城市就业问题、城市人口过密问题、农村人口过疏问题和地域振兴开发问题等。这些各地方都面临、但又都无法独自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在客观上增强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财政和行政援助依赖的同时，也为中央政府扩大对地方事务的介入并从中强化其主导地位创造了基础和条件。⁽⁴⁵⁾所以，战后的中央集权，不仅有传统的背景和体制的基础，而且还是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

在战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自治体的干预和控制，主要通过三方面途径：1．行政监督。在地方自治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主要基于委任事务体制，即在具体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中，中央政府的各省厅把有关事务委托给都道府县政府，甚至委托给市町村长处理的体制。据统计，在1974年，中央各省厅委托给都道府县知事的事务达324项，委托给市町村长的事务达81项。战后发展趋势表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事务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中央委托给地方的事务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在1974年委托给县级政府的事务就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多。所以，在事务委托的体制下，地方自治体行政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执行中央有关机关委托的事务。地方接受了中央委托的事务，就必然要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接受中央有关省厅的指导和监督。⁽⁴⁶⁾2．政策制约。地方政策的制定自然由地方行政当局承担。但在日本，在地方政策制定上，法律上具有自治地位的地方自治体所拥有的实际主动权是有限的，从而表现出很强的受动性。地方自治体在制定自己地方政策时，虽然考虑了地方的利益与需要，但在整体上不能超越国家有关政策所确立的“重点”和“基准”；同时，作为战后地方政策核心内容的地域开发和发展的对策，在总体上是依赖国家整个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导向的，没有国家有关政策的作用，地方寻求自我发展的意志往往是很难实现的。3．财政控制。日本实行分税制，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分税制下划给地方政府的地方税收入；二是由中央政府转移给地方的财政收入，这包括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三是地方发行的公债收入。据统计，在1983年，日本都道府县的总财政收入中，这三项收入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7.1％、37.7％和9.8％。⁽⁴⁷⁾这个比例表明中央转移给地方的财政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同时意味着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有很强的依赖性。由于中央转移给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很大部分，属于用于中央指定的特定领域的辅助金，所以，中央在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的同时，也确立了对地方的财政控制。

中央政府在行政、政策和财政上对地方的控制，确立了中央政府在政府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决定了地方政府自身目标的达成和特定利益的实现，不能没有中央政府有效的支持和帮助。为了赢得这种支持和帮助，地方政府就和利益集团一样，必须对中央政府展开积极的“陈情”活动，通过施加压力和影响，谋求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更有利的政策方案。另一方面，在地方自治政治下，地方住民对地方行政的各种直接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对地方政治和行政所具有的直接制约力，客观上也促使处于住民要求与中央政府制约之间的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谋求地方利益，满足住民要求而对中央政府展开积极的“陈情”活动。地方对中央的“陈情”主要围绕着预算要求和政策要求而展开，形式上主要对制定政策与审议政策的中央省厅和国会而展开。但在政党政治下，尤其是在战后自民党长期政权所形成的以自民党为主导的政策决定体制下，自民党所属的国会议员，往往成了“陈情”活动的重要中介，而其中有影响的“族议员”和自民党组织内的有关部会，甚至成了地方“陈情”的直接对象。这样，战后日本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所形成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政策和财政的优势，实际上就转化为自民党建立、发展和巩固自身社会支持力量的重要政治资源。基于这种政治资源，自民党对地方展开的利益政治，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积极吸纳地方利益，积极成为地方利益的表达者和实现者；二是通过国家政策，对地方进行积极的利益诱导。

第一，自民党对地方利益的吸纳和表达。在行政管理中，财政是政府执行政策、实现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动力，甚至可以说是政府命脉。因此，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要求，核心是预算要求。这种每年惯例进行的地方对中央预算要求的“陈情”活动，基本上都走上了制度化，有一套比较正规的手续。但是，要在众多地方“陈情”的竞争中使自己的“陈情”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地方在通过正式渠道“陈情”的前后，往往要做许多私下的促进工作。这种工作主要围绕着执政的自民党议员和自民党组织展开，要么通过自民党国会议员这一中介与有关省厅进行个别交涉；要么直接对政策决定起关键作用的自民党有关部会的“族议员”或有影响议员、自民党执行部（特别是“党三役”）施加影响。⁽⁴⁸⁾自民党各国会议员在培育和发展地方选举地盘中，对地方利益的积极诱导以及与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和议员所建立的“互惠互利”的利益关系，使地方很自然地把有关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作为“陈情”的中介或直接对象。实际情况表明，随着自民党在政治过程中影响力的增大，地方对自民党的直接“陈情”活动也不断增加。⁽⁴⁹⁾在对自民党的直接“陈情”活动中，地方选择的对象是多元的，不仅包括本县选出的国会议员，而且也包括其他选区选出的有影响的议员或与中央省厅直接相关的“族议员”；不仅包括自民党中央机构的执行部，而且也包括自民党县支部联合会（县联）的执行部。地方多元“陈情”，甚至可能在国会中组成对政党有很强交涉力的国会议员联盟。茨城县在争取国际科技博览会的举办权时，就是成功地通过组织起来的国会议员联盟最终达到目的的。⁽⁵⁰⁾对于地方的“陈情”，有关议员都会认真接受，并向有关省厅的课长层转达。由于在日本行政体系中，课长是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所以，国会议员的这种转达有时是十分有效的。市町村一级地方政府，向国会议员“陈情”的内容，除了与中央政策决定有关之外，还有许多是与县级政府的政策决定有关。对于有关县级政府政策决定的“陈情”，国会议员要么通过电话与县政府有关部局联系，要么直接与县知事见面，转达“陈情”。

自民党在吸纳和表达地方利益过程中，除了国会议员或中央机构中有关部会起重要作用之外，自民党的地方组织，即县支部联合会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特殊作用。县联的内部组织与自民党中央机构有些相似，也设干事长、总务会和政务调查会（政调会）等，其中政调会负责收集、综合地方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日本学者中野实以茨城县自民党县联的活动为例，描述了县联综合和表达地方利益的基本活动过程：为了争取来年的国家预算，县联在3月份召开党的大会，并在会上决定党活动的基本方针；到了7、8月份，收集从县所属的各市町村、友好团体、县议会议员以书面形式表达的要求和对县政全局以及党的活动的建议与希望，并让政调会的各部会就提出的要求和希望直接听取意见，然后于8月份将收集的要求事项中的大部分向县政府提出，与此同时，形成对各县状况、国政发展方向和行政动向作综合判断、并就县政现状与将来提出建议的“重要施政大纲”（其中原案由政调会作出），提交给知事。其中有关国政的重点要求，通过地区政调会会长会议和全国政调会会长会议向自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提出。这种“陈情”一般在国家预算编成之前定期进行。在地方多项要求中，什么要求为“重点要求”，并向自民党中央本部和中央有关大臣提出，是由知事、县联中的“党三役”（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县议会议长等多方相互协商决定的。在实现这些“重点要求”的“陈情”活动中，县知事和自民党干部一起共同努力。⁽⁵¹⁾从这过程可以看出，作为自民党重要的地方组织，县联不仅承担了地方利益综合的功能，而且承担了地方利益的表达功能。由于县联既与地方政府和议会有密切的联系，又与自民党中央本部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县联发挥利益综合和表达功能的过程，实际上既是参与地方政策形成的过程，也是为自民党全面吸纳和综合地方利益、制定有效政策创造条件的过程。县联对于地方来说，无疑是地方利益表达的重要中介；而对于执政的自民党来说，却是自民党综合地方利益的重要中介，同时，也是自民党在组织上、政策上与地方保持全面联系的重要中介。

第二，自民党对地方利益的诱导。在日本政治史上，保守政党利用执政的有利条件，为寻求广泛社会支持基础而对地方进行积极的利益诱导的利益政治，在战前就已萌芽，后因军部的强力统治，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到了战后，保守政党对地方利益诱导有了很大发展。这种诱导不仅体现在保守政党所属的国会议员对所在地方选区的利益诱导，而且体现在执政的保守政党在整个国家政策上有意识地对地方进行诱导。随着地方利益诱导的展开，保守政府不仅对选民的压力形成了机敏的反应能力，而且形成了通过强化各种对地方的优惠政策来应对政局危机的政治统治传统。执政党有意识地诱导地方利益并非日本独有，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政治现象，但是与日本相比，它们不仅在具体做法上与日本不同，而且在表现程度上也弱于日本。⁽⁵²⁾

战后地方利益诱导政治高度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1．战前以中央集权为基础、以官僚支配为核心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在战后继续存在和发展，因而战后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拥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为战后地方利益诱导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条件和权力基础。2．战后地方自治的发展，使地方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直接面对选民的压力与要求。在实现地方利益、满足选民要求成为地方行政首长和地方议员在选举中赢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对中央政府形成了积极的利益要求，从而在客观上为执政党地方利益诱导政治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3．战后保守政党面临着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的革新政党对地方基层组织与团体全面渗透所形成的强大压力。革新势力对保守政党地方基础的“侵蚀”，不可避免地要直接威胁到保守政权的统治。为了有效地抑制这种冲击，保住地方的基础，保守政党从40年代末开始就把稳住地方各保守支持势力作为执政的基本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讲，革新政党的压力在客观上促进了战后保守政党推行地方利益诱导政治。

战后保守政党对地方利益诱导的核心，就是积极反映地方利益，重视地方发展。其具体做法就是制定地方优惠政策，提供财政援助，把地方发展列入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在战后历史发展中，与保守政党对农业界、中小企业界的利益诱导相呼应，保守政党对地方的利益诱导也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发展时期。⁽⁵³⁾

第一个时期出现在1949年吉田第三次组织内阁之后。虽然吉田茂的自由党在1949年的选举中获胜，但保守政党已深感到革新政党对地方渗透所造成的威胁。为了保证地方基础的长期稳定，第三次吉田内阁在增加农业辅助金的同时，也扩大了对地方公共事业的投入。当时，政府尽管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但在公共事业项目上的开支却继续增加。在1950年度的政府预算中，与前一年相比，公共事业项目的财政开支增加了69％。在政府的高投入下，全国农村、渔村和中小都市增加了许多道路、港湾、养鱼场、灌溉设施、水库和山林的建设。在增加公共投入的同时，政府还着手制定对地方利益诱导一直保持深远影响的地域开发计划。1950年，战后最初的地域开发法，即《国土综合开发法》订立，并决定选择几个地区作为资源开发、地域振兴的中心。当时，全国有51个候补地区为争取成为这样的“中心”而展开了激烈的“陈情”活动，从而为保守政党进行有效的地方利益诱导提供了重要基础。1952年，《电源开发促进法》通过，随即又引发起一场规模不小的利益诱导热潮。因为，电源开发中，以水坝建设为中心的公共事业的扩大，使得保守政治家在指定地区和建设业者的选择上，拥有许多诱人的资源。

第二个时期出现在1958年到1963年的“安保”危机和随后的高速经济成长时期。“反安保斗争”后，随着整个社会从政治斗争转入经济发展，革新政党借助“反安保斗争”所形成的影响，在积极引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住民运动”的同时，开始在各地方培育自己的地方基层力量，与自民党争夺地方主导权，并逐步引导出战后的革新自治体运动。革新政党的这些努力，无疑对自民党地方选举地盘构成严重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后，自民党就积极推行战后新一轮的地方利益诱导工作。1960年7月，新内阁将自治厅升格为自治省，并发表了以发展地方产业为轴心的地方工业计划；同年10月，通产省发展了地域振兴政策。在这个时期，池田内阁推出的大型地域振兴政策是1962年发表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对产业发展基地的合理分布，使经济落后地区在新的产业带动下得到有效的发展，成为新产业都市。这个计划对地方来说，是十分诱人的，能否从这计划中得益，将直接关系到地方的长远发展。地方对该计划的高度重视，使得自民党各政治家从计划制定到最后立案的整个过程，都一直能够对地方进行利益诱导。

第三个时期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进入70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使自民党政权的统治陷入低潮。面对变动的社会，为了重振自民党的地位，并在新的形势下巩固自民党的统治基础，于1972年上台执政的田中角荣，一上台就推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提出了积极的地域振兴政策。在这背景下，继1970年和1971年分别通过的《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施法》和《农业地域工业导入促进法》之后，国会于1972年又通过《工业再配置法》，同时，政府成立了地域振兴公团。在《工业再配置法》下，日本全国被分成需将工厂移出的工厂过密地区和需将工厂移入的工厂过疏地区。后一地区占全国土地的86.5％，都是远离工业地带的农村地带和人口稀少地带。由于工厂向这些地带迁移，将对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的腾飞产生直接影响，所以，工业再配置运动受到地方的支持和欢迎，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民党在地方的支持基础。从1974年起，地域振兴公团在全国各地开始建设工业团体（工业区），进一步推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战后至今，保守政党对地方发展的政策与财政投入，虽有过起伏，但从总体上讲，保守政党，尤其是自民党一直对地方利益持积极的态度，重视地方发展。从50年代开始，保守政党一直把地域开发和振兴列入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自民党在这之中有很强的政治利益追求，但自民党这方面的努力所产生的后果并非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即不仅巩固和发展了对自民党长期政权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地方基础，而且也使自民党所指导的战后现代化发展在日本社会全面展开，并在总体平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达到比较高的发展水平。

从自民党长期统治的事实来看，自民党以特定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为基础而展开的利益政治，得到的“回报”是比较高的。其中的关键在于自民党的利益政治，虽然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以特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为对象，但它总体上是在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内在要求上展开的。因而，这种利益政治的展开，在给自民党带来直接的政治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对战后日本现代化在不违背日本国情和现实的条件下实现平稳、协调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间接地给主导日本现代化发展的自民党政权带来积极的影响。利益政治的这种“双重回报”，是自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日本长期持续的一个秘密所在。但是，在看到自民党从利益政治中得到高“回报”的同时，还应看到自民党在利益政治中所陷入的难以自拔的腐败，也给其长期政权带来了致命侵蚀。可以说，对自民党长期政权来说，成是利益政治，败也是利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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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决定》，日文版，福村出版，1970年，第176—178页。

(2) 绵贯让治：《高速成长与经济大国化的政治过程》，见日本政治学会编：《五五体制的形成与瓦解》，日文版，1977年政治学年报，岩波书店，1979年，第147—151页。

(3)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治体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第234—235页。

(4) 石田雄：《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日文版，未来社，1961年，第214页。

(5) 间场寿一等著：《解读日本政治》，日文版，有斐阁，1987年，第148页。

(6) 三宅一郎等著：《日本政治的坐标》，日文版，有斐阁，1985年，第114页。

(7) 三宅一郎等著：《日本政治的坐标》，日文版，有斐阁，1985年，第106页。

(8)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276—294页。

(9) 三宅一郎等著：《日本政治的坐标》，日文版，有斐阁，1985年，第114—115页。

(10)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09页。

(11)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07—111页。

(12) 高桥秀行：《日本医师会的政治行动及其决策行为》，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37—264页。

(13)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思想与行动》，上卷，日文版，未来社，1956年，第224页。

(14) 辻清明：《日本官僚制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340—342页。

(15)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决定》，日文版，福村出版社，1969年，第192页。

(16) G．L．柯蒂斯：《代议士的诞生》，日文版，サイマル出版会，第152页。

(17)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14—117页。

(18) 杣正夫：《地方政党的结构与功能》，见日本政治学会编：《现代日本政党与官僚》，日文版，1967年政治学年报，岩波书店，第140—142页。

(19) 杣正夫：《地方政党的结构与功能》，见日本政治学会编：《现代日本政党与官僚》，日文版，1967年政治学年报，岩波书店，第140—142页。(www.xing528.com)

(20) 若田恭二：《现代日本的政治与风土》，日文版，ミネルヴァ书房，1981年，第149—154页。

(21)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决定》，日文版，福村出版社，1969年，第194—195页。

(22) 福冈政行：《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学阳书房，1985年，第37页。

(23) 福冈政行：《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学阳书房，1985年，第30—33页。

(24) 福冈政行：《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学阳书房，1985年，第39页。

(25) 福冈政行：《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学阳书房，1985年，第24—25页。

(26) J．M．拉姆齐尔：《日本政治经济学——执政党的合理选择》，日文版，弘文堂，1995年，第27—28页。

(27) 杣正夫：《国政选举与政党政治》，日文版，政治广报中心，第207—212页。

(28) 参见中野实：《现代日本政策过程》，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21—125页；同时参见猪口孝：《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构图——政府与市场》，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3年，第214—224页。

(29) 辻中丰：《利益集团》，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216—217页。

(30) 辻中丰：《利益集团》，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84—185页。

(31) 参见井山嘉宪：《保守长期政权下的统治》，见日本政治学会编：《五五体制的形成与瓦解》，日文版，1977年政治学年报，岩波书店，1979年，第25—32页。

(32) 绵贯让治：《高速成长与经济大国化的政治过程》，见日本政治学会编：《五五体制的形成与瓦解》，日文版，1977年政治学年报，岩波书店，1979年，第159—164页。

(33) 辻中丰：《利益集团》，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33—134页。

(34) 辻中丰：《利益集团》，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30—131页。

(35)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28—131页。

(36)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80—214页。

(37)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80—214页。

(38)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310—414页。

(39)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72—173页。

(40)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258页。

(41) 福冈政行：《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学阳书房，1985年，第53—54页。

(42) 福冈政行：《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学阳书房，1985年，第54—55页。

(43) 若田恭二：《现代日本的政治与风土》，日文版，ミネルヴァ书房，1981年，第283—287页。

(44) 中野实：《地方利益的表达·媒介和公共决策》，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37—264页。

(45) 阿中二讲：《地域政策与地方行政》，见日本政治学会编：《现代日本政党与官僚》，日文版，1967年政治学年报，岩波书店，第107页。

(46) 阿布齐等著：《日本的政治》，日文版，日本放送出版会，1986年，第181页。

(47) 自治省编：《昭和60年版：地方财政白皮书》，日文版，第9页。

(48) 中野实：《地方利益的表达·媒介和公共决策》，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14—115页。

(49)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94—95页。

(50) 中野实：《地方利益的表达·媒介和公共决策》，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17页。

(51) 中野实：《地方利益的表达·媒介和公共决策》，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24—128页。

(52)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231页。

(53)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238—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