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议员与后援会：日本政党政治概览

自民党构筑自身外围组织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由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建立各种个人的后援会组织。据统计，在1964年，自民党国会议员拥有后援会团体约800个左右。⁽¹⁵⁾实际上，后援会组织包括两种，一种是“资金后援会”，其功能主要是为有关议员候选人或有关派阀领袖筹集政治资金。这种后援会，并非每个自民党议员都有，只有少部分有影响的议员或派阀领袖才有；另一种后援会，则是“选举后援会”。这种后援会基本上是每个自民党国会议员都有，其功能主要是为有关议员争取选票。“资金后援会”一般都在东京都内设有事务所，但集票的“选举后援会”，则主要以各选区为据点。前者以大公司和实业家为核心，主要与各部门、各领域的利益集团相关联；而后者则主要以地方有影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为核心，主要与地方各种民间性的社会组织以及选民相关联。对自民党来说，这两类后援会组织中，最具广泛意义的是选举后援会组织，因为，这种组织在保证自民党的议员候选人在选举中能筹集到一定数量选票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民党对选民支持的组织化。⁽¹⁶⁾

选举后援会的盛行，是日本政党政治本身的必然。在战前，保守政党作为主要由议员构成的“精英型”政党，为保证选举胜利，就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自己“地盘”的传统。当时，人们把提供选票的“地盘”，看作是表示议员候选人地位和社会影响的标志，因为，这种“地盘”，实际上主要是地方名流支持的网络。到了战后，这个地方名流支持的网络，在战后改革和高速经济成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中逐渐解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战后依然没有改变其“精英型”政党性格的保守政党，就不得不寻找新的集票机制来代替解体的“地盘”，于是出现了选举后援会组织。中曾根康宏于1946年在乡里组织的“青云塾”也许是选举后援会组织的最初组织。⁽¹⁷⁾中曾根成功后，人们纷纷仿效，这样，选举后援会组织的设立就蔓延开来，以至于最后不仅保守政党的议员或议员候选人建立自己的后援会组织，革新政党的议员或议员候选人也建立自己的后援会组织。

在战后政党政治中，后援会组织的发展，还与另外两个原因有关：1．在50年代，地方财政比较紧张，为了争取中央财政的支持，地方政治家就通过本地方出身的保守政党议员向中央陈情，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治家逐渐成为保守政党议员后援会组织体系的重要成员，并作为其在地方的代表，为保守政党议员建立与发展选举地盘；2．战后推行中选举区制，在这种体制下，同一选区的自民党议员候选人，在与其他政党议员候选人竞争的同时，也不得不与同党的候选人竞争，这样，自民党议员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就无法依靠党的组织，而只能依靠自建的集票组织，即选举后援会组织。

自民党国会议员普遍拥有的选举后援会，主要是用于选举的集票组织。后援会一般由议员本人组织，并承担后援会活动的经费。后援会会长由后援会选举产生，常由议员本人担任。国会议员所构筑的选举后援会，是一个组织体系，一般由两个层次的组织构成：一是以地方活动家为核心构成的网络组织；二是由选民中的支持者为主构成的后援会基层组织。在这两个层次中，基层组织是网络组织的基础，而网络组织是基层组织得以被纳入国会议员后援会组织体系，并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对于国会议员来说，以地方活动家为核心构成的网络组织更具现实意义。因为，以直接由选民中的支持者为主形成的后援会基层组织，不论怎么发展，总是有限的；而通过地方活动家构成的网络组织去联络直接由选民组织成的各后援会基层组织，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后援会组织体系，就能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多层次地组织选民的支持。所以，一般有影响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以选区内的市町村为单位组织后援会，然后在最高层次上设立统辖全部所属后援会组织和支持者的联合会，从而在整个选区建立起后援会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实际上是围绕着国会议员——县议会议员——市町村长与议员——农协干部·商工会干部——自治会会长组成。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国会议员下属的地方活动家，实际上都是国会议员地盘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县议会议员是地方活动家的领头人，他上接国会议员，下统市町村议员和地方活动家的后援会组织活动，所以，实际上担负着国会议员选举后援会组织体系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县议会议员之所以能被纳入这个体系，并成为国会议员选举后援会组织体系的主要管理者，主要有这样四方面原因：一是组织原因。自民党所属的县议员实际上都主要是自民党的地方组织——县支部联合会的干部，作为党组织中的主要成员，自然有义务为本党的国会议员提供支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自民党中央对其地方组织的人事行政有比较大的发言权，所以县议员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的影响，其中，在中央的国会议员往往能起比较重要的影响作用。二是派阀原因。自民党党内派阀的组成，不限于国会议员，而且还扩展到地方组织，直到市町村的自民党议员。这种扩展与渗透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使地方的议员成为本派阀国会议员在选举中的重要支持力量。在这从上到下的派阀体系中，县议员统领同一派阀内的市町村议会议员，而其自身的行为直接受制于中央。三是体制原因。在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体实行集权统制的体制下，出于实现地方利益的需要，作为地方议员的县议员和地方有关行政官员，必然要依靠国会议员在中央政府中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四是选举的原因。国会议员为了使自身选举地盘组织化，需要县议员的组织和管理；县议员为保证自己在选举中取胜也建有自己的后援会组织体系，县议员帮助国会议员组织和管理选举地盘与组织和发展自己的选举地盘实际上是一致的，而且县议员在为国会议员组织和管理选举地盘中所得到的好处，如选举的政治资金等，也有利于自身选举后援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所以，县议员是有积极性为国会议员的选举服务的。⁽¹⁸⁾基于上述四方面的原因，地方的县议员，一般都与国会议员建立联系，成为国会议员地方后援会组织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县议员在当上议员之前，一般在选区内都有过比较丰富的政治经历，如担任过市町村议员、行政官员、议员后援会的召集人等。这些经历使他们与选民有比较直接的接触和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而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选民的支持票。但是，这些地盘对县议员来说是不够的，他要保证当选，除自己建立的地盘外，还需要通过市町村的议员为其建立与选民的间接关系来扩大地盘。这实际上就是使市町村议员将自己的后援会组织纳入县议员的后援会组织体系；同样，当县议员成为国会议员的后援会组织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时，也就很自然地把拥有的这套后援会组织体系同时变成为国会议员的后援会组织体系。国会议员在某一地区建立起的以国会议员、县议员和市町村议员为轴心的选举后援会组织体系就是这样形成的。⁽¹⁹⁾在这体系中，市町村议员与选民的关系最为直接，其次是县议员，国会议员与大部分选民的关系比较间接。

县议员和市町村议员，在建立自己后援组织时，除通过血缘、地缘、业缘以及人缘直接连络支持者外，更主要的是通过特定地区内的住民组织与社会团体来组织选民，建立地盘。地域住民组织和社会团体中，最为重要的是地域住民的最基层组织，即被称为自治会或町内会的住民自治组织。这种自治组织一般以居住地区为单位组织起来，基本上包括了该地域的所有家庭。自治会或町内会主要为住民承担三项职能：一是作为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行政事务末端，承担行政职能；二是表达住民要求，调整住民利益；三是组织各种社区服务。为履行这些职能，自治会或町内会一般都设立各种下属团体或关联组织，如儿童会、育成会、妇女会、老人会、地域性的防范协会、消防团、交通安全协会、青少年辅导联络会、茶道会、花道会等组织。由于自治会或町内会与住民有着广泛而直接的联系，所以，县议员或市町村议员一般都把自治会或町内会视为组建自己选举后援会组织的关键组织。由于许多市町村议员都有在自治会或町内会担任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自然很容易在自治会或町内会及其有关的团体内，通过这些组织或团体的负责人，建立起自己的后援组织。⁽²⁰⁾除自治会或町内会外，县议员和市町村议员也都十分重视与地区内各种职业团体建立联系，如农协组织、工商业者团体等，并努力通过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使该组织所属成员成为自己的后援组织成员。⁽²¹⁾

市町村议员所组成的后援会，规模大小不一，大的可达数千人。这取决于议员本人的声望、人缘、关系网和拥有的政治资金。在通常情况下，后援会会员名簿上的人数与实际的人数有一定的出入，因为，许多议员往往把不论直接还是间接接触过的选民，其中不乏一面之交的选民，都列入后援会的名簿。结果，有些人虽然名义上是某后援会的会员，但实际上什么活动也没参加，而且最后投票时，也不一定投该后援会所支持的候选人。此外，名簿上所列的人中，有部分人还因住所的变更和其他原因，与后援会中断了联系，据调查，这部分人至少占10％，多时达30％。(www.xing528.com)

据调查统计，在日本各级议员中，一般国会议员平均拥有5到6个县议员的支持者；一个县议员，平均拥有10个左右市町村议员的支持者；一个市议员或町村议员，一般拥有10至20个在基层有影响的支持者，并以他们为核心组织自己的后援会。以此来推算，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国会议员所组织的选举后援会组织体系，一般拥有5个县议员，50个市町村议员，500至1000个在基层有影响的支持者。有统计数字表明，一个国会议员当选平均所需的票数为6万。按这标准，如果国会议员候选人拥有由5个县议员（1万票当选，即能掌握1万张选票）、50个市町村议员（市议员平均筹集到500—600票，町村议员平均筹集到200—300票）组成的后援会组织体系的话，那么他就具备了当选的必要条件。⁽²²⁾

198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全国2883名都道府县议员中，自民党所属的议员有1535名，占半数以上；在全国20410名市议会议员中，自民党所属议员仅2099名，而无党派的议员有11771名，占半数以上；在全国1087名区议会议员中，自民党所属议员有473名，占一半左右；在全国47607名町村议员中，自民党所属议员仅575名，无党派的议员有42175名，占了绝大多数。由此看来，自民党在都道府县议会和区议会中占有优势，而无党派在市议会和町村议会中占多数。但是，在自民党一党长期支配下，地方在行政和财政上对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的依赖，使地方在整体上都倾向于保守化，在市议员中，有50％的无党派议员属于保守体系，倾向于自民党。⁽²³⁾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从自民党一直拥有的四百名左右国会议员组织的后援会组织体系来看的话，那么日本地方议会的议员绝大多数是自民党后援会组织体系的成员，而由这一大批地方议员组织起来的选民数量就更为可观了。从这些数字中，任何人都能体会到各国会议员建立的后援会组织，对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维持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种意义和作用虽然首先体现在自民党各国会议员的当选上，但它最终还体现在自民党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上。

在日本政党政治中，国会议员的政治生命是基于在选举中连续当选而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所以，任何一个成为国会议员的人都努力保住议员的位置。自民党国会议员为了保证在下次选举中再获得胜利，都十分精心地培育自己所拥有的选举地盘，即后援会组织体系。在议会内阁制下，议会客观上面临着随时都可能因政治危机而被解散的危险。所以，实际上，众议院的选举不完全是定期的。这个事实使得国会议员必须时时与自己的后援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国会开会期间，一到周末，除阁僚和部分党的干部外，自民党的国会议员一般都回到自己的选区，一两天后再回到东京；而在东京任职的国会议员，则要一直过着“金归火来”（周五去，周二回）或“土归月来”（周四去，周一回）的生活。所以，自民党内常说的一句话是：心萦战场，时刻准备着。为了加强与选民的联系，增强选民的认同与支持，国会议员在培育地盘中，一般都必须打好这样几个“战役”：一是寄发贺年片和年中慰问信等通信战；二是举行个人报告或新闻发布等宣传战；三是为选民在升学、就业等问题上进行排忧解难工作的照应战；四是参与婚丧等活动的礼金战；五是与进行排球、棒球运动会筹划工作的小孩、妇女接触的公关战；六是举办巴士旅游和技能大会等的娱乐战。⁽²⁴⁾

显然，对国会议员来说，后援会组织体系的培养，除了精力投入外，还要有财力投入。国会议员的这种政治资金大多来自于本人或与本人所属派阀有关的利益团体所组成的资金后援会。所以，有影响的国会议员，除有自己的选举后援会组织体系外，往往还有自己的资金后援会。福井治弘在其《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决定》一书中，列举了1965年的国会议员中设立的这种组织，如爱知揆一议员的“爱知会”，永山忠则议员设立的“新生政治经济研究会”，重政诚之议员设立的“政诚会”等，这些后援会在当时都能筹集一千万日元以上政治资金；而有的后援会能筹到的政治资金十分有限，像逢泽宽议员的“逢泽会”和中山福藏议员设立的“厚生政治联盟”，所能筹到的政治资金不到一百万日元。国会议员除了通过组建资金后援会来培养选举后援会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让选举后援会具有“造血”功能。其办法就是把大企业所属的地方公司编入选举后援会组织体系，使这些公司成为选举后援会的“金库”。田中角荣在其家乡新潟组织的大型后援会组织“越山会”，就把当地的土建业者和土建劳务者工会编入后援会组织，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组织，而且还保证了自己活动和发展的财政基础。⁽²⁵⁾

日本是一个十分强调情与恩、忠诚与服从的社会。所以，国会议员通过各种利益回报和利益诱导精心培育起来的选举地盘，不仅能在选举中发挥有效的支持作用，而且能长时间地维持对有关议员的忠诚与支持。这种忠诚与支持一方面使得国会议员在其长期政治生涯中有可靠和稳固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还使得国会议员能够在退出政治舞台时，把自己的后援会组织传给自己的后代和亲信人物，从而在日本政坛出现许多“二世议员”，如第十六任和第十七任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桥本龙太郎和新进党总裁小泽一郎。在日本各政党中，“二世议员”的比例属自民党最高。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40％左右。⁽²⁶⁾

一般来说，资金后援会主要围绕着财团、企业等利益集团组织的；而选举后援会则主要以选区为基础组织的。这也就是说，利益集团是选举的“金库”，选区内的各后援会组织则是选举的“票田”。但是到了1974年的第十届参议院选举时，国会议员的后援会组织的功能发生了新变化，即像企业这样本来作为“金库”的资金后援会组织，同时也成了作为“票田”的选举后援会组织。在这次选举中，企业成了选举中心，人们预测候选人能否取胜，都视其相关企业的影响力大小。所以，有人把这次选举称为“企业性选举”。⁽²⁷⁾产生这种变化的背景有两个：一是石油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使人们对经济前景不安，对政治失去信心；二是在野党多党化和在野党的发展，使战后的“保革对立”进入“保革伯仲”时代，自民党面临着“保革逆转”的危险。企业作为集票的选举后援会组织，主要围绕着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大企业与关联企业的业务关系、母公司与子公司的隶属关系而展开。以企业为中心的集票组织一出现，就遇到社会各界和各在野党的强烈批评和反对，同时也遭到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批评。虽然1974年出现的这种现象在后来的选举中没有新的发展，但是企业以各种形式成为集票性的选举后援会组织的情况却一直存在。

从自民党与利益集团和后援会组织的关系可以看出，虽然自民党自身的组织比较有限，但以这有限的组织与社会各种力量所建立起的纵向和横向的组织关系，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从而使自民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保持长期优势。但是，应该看到，与其他政党相比，自民党在日本之所以能形成这样大的优势，除与它所基于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有关之外，还与它作为执政党所拥有的雄厚政治、经济资源有关。因为，自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在野党很难拥有的这些资源，通过以利益回报和利益诱导为主要内容的利益政治，来巩固和发展其社会支持基础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利益政治是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