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与财界四团体的关系

自民党在战后日本连续执政长达三十八年，如果加上作为其前身的保守政党的执政历史，这个时间就更长了。在多党制下，这是一大“政治奇迹”。自民党长期执政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多方面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总的看来，对于本身资源有限、又面临战败打击和战后体制转型的战后日本社会来说，自民党长期执政客观上对战后日本社会实现现代化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为长期执政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前后连续的政策和整合有序的社会，都是现代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也是战后日本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正是在自民党长期政权下实现的。

在实行代议民主的议会内阁制下，长期政权是以执政党在依法选举中长期保持优胜为基础的，具体而言，就是长期在议会中拥有半数以上的席位。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一个政党要长期保持这种优势，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要求政党必须拥有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战胜其他政党的实力与基础。正因为自民党拥有这样的实力和基础，所以，它创造出了长期执政的奇迹。从政党竞争的角度看，这种实力和基础，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政党积极而有效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二是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与其他政党相比，自民党在这两方面都占有优势。就前者而言，自民党基于保守主义，确立起了以日本“国家利益”为轴心，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以实现现代化为取向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对于战后日本社会来说，自民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自然要比其他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更具有社会基础，因而，也更具有现实性。就后者言，自民党一方面拥有其他政党所没有的传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自民党拥有在传统的社会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其社会支持力量的优势和资源。在日本政党政治中，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对保证政党在竞争中获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日本政党，不论是保守政党，还是革新政党，都不是“大众型政党”或“国民型政党”，从其规模和结构来看，都属于“精英型”或“准精英型”的政党。这其中的关键是日本政党都是围绕着议会而形成发展的，自身的组织力量十分有限，比较薄弱。在政党斗争最激烈的“反安保斗争”时期，社会党拥有的党员数仅4万，而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党员也仅10万人左右。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日本政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胜利，就必须有政党之外广泛的社会支持力量。在日本，政党主要不是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有针对性的施政方案来吸引大众，从而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而主要是通过对选民有意识的组织以及与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建立密切的联系，来构筑自身广泛而牢固的社会支持基础。日本社会的集团化，为政党在这方面的努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组织起来的选民和有联系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成了各政党的外围组织。⁽¹⁾这样，如何维持和扩展这种外围组织，就成了各政党保持已有的势力，并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自民党长期政权有什么秘诀的话，那最大的秘诀之一，就是比较成功地培育和发展了自身的外围组织，从而长期保持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

在日本，政党的外围组织向政党所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选票；二是政党活动经费。在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都具有独立性，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情况下，政党靠感情和信念来建立和维系自己外围的支持力量是不太现实的，因而，它们更多的是靠相互利益的实现来建立和发展这种外围支持力量。这样，政党往往在赢得外围组织支持的同时，也与外围组织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政党是各种利益组织和有关支持者在政权领域的利益代表者和实现者；而利益组织和有关支持者，则是政党赢得政治权力所需要的社会支持力量，即是保证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票田”和“金库”。在这种关系下，各政党维持和发展外围组织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表达和实现各外围支持组织的利益与要求。于是，政党在为此而努力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借助公共权威及其所主持分配的社会资源，来保持和发展其外围支持组织的利益政治。所以，日本政党政治的实际展开，一方面是政党之间相互竞争、牵制和协调的展开；另一方面是政党与其外围组织进行利益交换、利益综合，并表达和实现外围组织利益的利益政治的展开。与其他政党相比，由于自民党直接掌握政权，所以，在利益政治展开中，它拥有其他政党所难以拥有的制度优势和其他政治资源，从而能够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自身的社会支持力量，保证其统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自民党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而得以长期维持的。

自民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构筑自身的外围组织：一是通过各种层次和类型的组织关系，建立起自民党及其党内派阀组织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二是通过自民党的议员在各选区所组织的后援会组织，在选民中组织起自民党的支持力量。自民党的利益政治就主要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在此，首先分析自民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

对于自民党来说，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是财界团体。自民党与财界有着传统的联系。在战前，作为自民党前身的政友会和民政党就与三井、三菱财阀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二战后，财阀的解体，使财阀和保守政党的正式关系终结，但它们之间依然有密切的联系。战后初期，保守政党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拥有资产的旧财阀资助的，鸠山一郎就是在这种资助下成立日本自由党的。财阀解体后，日本经济界又很快开始新的组合，并在不久之后形成新的财界四团体。新的财界团体在传统关系基础上，重新与保守政党确立联系，并在对保守政党提供政治资金支持中，确立起对保守政党的影响地位。⁽²⁾“反安保斗争”后，保守联合成立自民党，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财界的一大“政治杰作”。因此，自民党从一开始就以财界四团体为自己执政的最重要社会支持基础，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与以劳动工会为依存对象的社会党不同的利益集团支持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财界四团体、农协、中小企业团体和其他各种“友好团体”构成。自民党与财界四团体的关系，前面已有详细分析，在此主要分析自民党与其他利益团体的关系。

第一，自民党与农协。日本战后最大的农村社会组织是全国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它成立于40年代末，几乎网罗了日本全国所有的农民，是日本农村社会最有力的利益代表。农协从基层到中央的整个组织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设立于市町村的基层单位农协；二是设立于都道府县一级的都道府县农协；三是全国性的组织——全国农协联合会、全国农协中央会等。据统计，到1968年底，正式农协成员有593万人（537万户），准农协成员有109万人，全国有三万个基层单位农业协同组合，由农协组织的各种全国联合会达23个。60、70年代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虽然使农村人口有所减少，但到80年代，农协下的人口，仍有550万人。农业协同组合在日本农村担任三方面的角色：农业经营组织；农民运动的组织机构；农村行政的下属机关。由于农协不仅是一般的农民组织，而且还是行政性和经营性的组织，经营的范围包括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信用、借贷、流通、销售等，所以，农协的发展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从而使得农协对日本农村社会有很强的组织和调动能力。⁽³⁾在农协的组织体系中，作为基层组织的基层单位农协实际上是由农家组成的基层组织，是日本农村社会传统的“部落组织”的再版。⁽⁴⁾保守联合后，在农协全国中央的指导下，农协开展了以“聚集农民政治力”为口号的“农政活动”，从而使农协跃为日本社会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这发展趋势下，农协试图成为日本社会的第三大党，1962年，在第六届参议院选举中，农协政治团体推举的候选人有8名当选。但是这个势头，到1963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农协组织虽然最终没有成为日本的第三大党，但它作为农村社会最有力的利益代表，对战后日本政治与社会一直保持有力的作用和影响。

农村社会是日本保守政党传统的政治地盘。战后，农协组织一直与自民党保持密切的关系，是自民党保持和发展农村基础的重要组织力量。战后现代化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地位日趋下降。为了寻求国家对农业经营的保护和帮助，农协组织基于与自民党的传统关系，与自民党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关系：自民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辅助金，并确保米价；农协组织则为自民党犁耕“票田”，提供经费。农协政治活动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每年6、7月举行的“米价斗争”，以自民党议员为中心的“农村振兴议员协会”是这一斗争的核心组织。这种斗争就像日本劳动工会组织每年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春斗”一样，每年举行。参与这种斗争的自民党农村“族议员”，基本上都是以农协为其后援会组织的。正像劳动工会组织的许多干部成为社会党议员一样，作为自民党重要支持组织的农协，也有不少的干部成为自民党的议员。据80年代中期的数字，在日本国会中，这种议员有20多名，在地方议会中，有200多名。另外，很多农协干部同时兼任自民党地方组织的干部。⁽⁵⁾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农协对自民党政权在政策和财政上有一定的依赖关系，并在组织上与自民党联系紧密，但农协在政治上还是具有比较强的独立性，并明确打出了政治中立的旗帜，表示在选举中，农协也支持自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的候选人。⁽⁶⁾这种独立性多少增添了农协对自民党的作用和影响所具有的分量。

第二，自民党与中小企业。在自民党的政治天平上，中小企业经营主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战后日本政治史表明，中小企业主的政治支持稍偏出保守阵营的轨道，自民党的政治天平就会发生倾斜，政权就会面临危机。所以，对于自民党来说，中小企业主的支持和农民的支持同等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自民党看作是由财界、农业界和中小企业界三者联合的政党。⁽⁷⁾(www.xing528.com)

承继战前现代化的理想，战后保守政党一上台执政，就把重振日本经济置于政策的首位。于1946年成立的第一次吉田内阁，为了建立战后日本经济再建、再兴的基础，把有限的政府产业资金投入到煤、电、铁这样大型的企业中，无力照顾中小企业。结果，深受战败后经济危机打击的中小企业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扶助，纷纷倒闭。借此，在野党阵营向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发起了强烈攻击，从而与中小企业主联合形成对抗保守政府的强有力阵营。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保证在1947年4月的总选举中获胜，吉田内阁于1947年初发表了三项中小企业对策：1．建立由民间团体和政府机关双方共同组成的中小企业经营指导体制；2．设立商工协同工会，促进中小企业的组织化；3．强化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援助。这三项措施中第二项措施的核心目的，就是培育作为保守阵营支持力量的中小企业团体，以巩固保守政权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取得结果，保守政党在总选举中惨败，政权落到以社会党为核心的新的政党执政联盟手中。以社会党为核心的片山内阁，响应中小企业的要求，在政府中设立了中小企业厅，并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中小企业政策。从此，战后日本开始了保守与革新阵营共同争取中小企业支持的长期拉锯。中小企业的左右摇摆性为这种拉锯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保守政党基于政权上的优势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厚影响力，在这拉锯中处于上风。1949年，第二次吉田内阁成立，并很快把培育中小企业界的支持置于和培育农村社会支持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此，新内阁推出了一系列中小企业发展对策。这次保守阵营取得成功，并基本奠定了中小企业主与保守阵营之间的利益关系格局。据统计，当时保守阵营中政治家后援会组织成员约有1000万，其中与中小企业有关的成员达310万，占三分之一。在此后的政治发展中，保守政党，主要是后来的自民党，一直比较尽心地守住这份支持力量。每当中小企业主的支持倾向发生偏离，自民党政权发生危机时，自民党就会自觉地反省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并及时地予以调整和创新。这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自民党政权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到了80年代，中曾根康宏还是把中小企业界的支持看作是自民党的顶梁柱之一。⁽⁸⁾

中小企业在战后发展中，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成立过各种各样的利益组织，如1950年成立的“中小企业团体联盟”，1957年成立的“日本中小企业政治联盟”，1960年成立的“全国商工会联合会”和“全日本商店街联合会”以及1961年成立的“全国中小企业团体总联合会”等组织。其中，1957年成立的“日本中小企业政治联盟”是中小企业界为使自身成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并直接参与政治而努力的产物。该组织成立后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促使国会于1957年通过“中小企业团体组织法”。由于参加1959年参议院选举时，出现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该组织陷入危机，并最终解体。此后，中小企业就主要围绕着不同地域和不同产业来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中，有不少组织与自民党中的中小工商业振兴议员团、中小企业对策委员会和全国组织委员会有公开的支持、合作关系。⁽⁹⁾

第三，自民党与友好团体。为了确立稳固的社会基础，自民党除了维持和发展与财界、农业界、中小企业界比较稳固的“友好关系”之外，还积极通过党内的各派阀、各委员会以及有影响的议员，与其他领域的利益集团以及在社会变化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利益集团建立“友好关系”，从而使自民党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拥有比较稳定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至于自民党有多少友好团体，有各种统计数字，佐藤诚三郎和松崎哲久对1979年到1984年的五年时间内自民党友好团体增减情况作了统计后，得出的数字是1225个团体。⁽¹⁰⁾

在战后日本政治发展中，自民党是在不断吸收随社会变化和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利益集团中，充实和扩展自己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它最终与1225个团体所建立的友好关系，不是一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佐藤诚三郎和松崎哲久将这个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并分析出在各个时期自民党与友好团体建立关系所侧重的不同领域。第一个时期是自民党成立前。在这个时期，作为自民党前身的保守政党，主要在农业、林业、基础产业以及与自治省、大藏省、文部省的有关团体领域内发展友好团体，同时还与青年、妇女组织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个时期是从1955年至1964年。这个时期自民党主要在由农业中新发展出来的加工业和流通、金融产业所组成的有关团体以及生活产业、中小企业、机械情报产业等有关团体中发展友好团体。第三个时期是从1965年至1974年。在这个时期，自民党把发展友好团体的重点放在环境卫生、法律事务、公共安全、社会服务等领域。第四个时期是从1975年至1984年。这个时期自民党在水产、运输、医疗卫生、通信、雇佣对策等领域发展了不少友好团体。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自民党发展友好团体的重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断地在新的社会发展领域中建立自己的基础和影响。⁽¹¹⁾下面以自民党和医师会的关系为例，说明自民党与友好团体的关系。

对于自民党来说，友好团体，既是一个直接的支持力量，但同时也是一个压力团体。这在日本医师会与自民党的关系上体现得比较明显。日本医师会虽只有成员10.7万人左右，但却是自民党一直关注的友好团体。作为友好团体，日本医师会及其政治组织——医师联盟，虽标榜政治中立，但在选举中，所推荐或所支持的候选人，除医疗系统的议员外，主要是自民党的候选人，而且，在政治资金的提供方面，也以自民党为重点。据统计，日本医师会在1983年一年时间里筹集到15.49亿日元资金，其中13.69亿作为政治献金提供给自民党的政治家或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政治团体。但是，作为压力团体，日本医师会的“陈情”，却也给自民党政府带来不少压力。这种压力可以从日本学者高桥秀行对日本医师会历史的总结中看到。在他看来，日本医师会的历史是与官僚机构，主要是和厚生省对立、抗争的历史。⁽¹²⁾在这种对立和抗争中，自民党有关部会和“族议员”自然是日本医师会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象。与其他压力团体相比，日本医师会作用和影响所取得的结果比较显著。

在日本，政党与有关利益集团的关系，从形式上看，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对政党而言，利益集团，既是友好团体，同时也是压力团体；对利益集团而言，政党是利益集团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但是，如果从整个日本政党政治来看，利益集团对政党所具有的意义，要超过对政党所提供的支持本身。因为，在各政党组织都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与各政党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实际上承担了日本政党作为社会与国家“中介物”所应该承担而实际上无法承担的职能。所以，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认为，日本利益集团的作用弥补了日本政党在政治职能上所留下的真空。⁽¹³⁾就自民党来说，这些涉及广泛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接通了自民党与社会各领域的联系，另一方面在为自民党组织选票时，也为其建立起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从而为自民党履行了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履行的对社会基层组织和调动的职能。

日本利益集团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由于不少日本高级官僚退职后都到与任职时所从事工作有关的企业、团体中担任干部和顾问，所以，利益团体的主要干部大多由退职的官僚担任；二是在日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利益集团的许多活动是通过人际关系的非正式途径进行的，个人间的情谊，有时要超过组织的影响力。⁽¹⁴⁾这两个特点，对自民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基于执政党的地位及其与官僚一体化的关系，自民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与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建立广泛的联系，并使这些利益集团对自民党有一定的依赖性；二是自民党在与利益集团交往时所面临的压力，往往是除了正式的组织压力外，还有各种各样通过人情关系传递来的压力，这样，对自民党来说，这些友好团体，不仅是正式的压力团体，同时也是非正式的“陈情团体”。后一种压力往往使自民党在决策和管理中失去公正，并可能走向腐败。自民党所面临的“陈情压力”，实际上除来自各种利益团体外，还来自自民党议员的个人后援会组织。对于后者，自民党也是不能不重视的，因为，对于每个自民党议员来说，后援会是他们政治生命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