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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党政治:派阀政治与自民党决策

时间:2024-04-1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派阀政治对于自民党长期统治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由派阀联合而成的自民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是以派阀为基础进行的。既然是组织,就会有利益和要求,派阀也有特定的利益和要求;而且,这些派阀实际上都是以自民党所属的政府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党的核心干部为中心组成,所以,派阀政治的存在对自民党的政策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在自民党执政期间,众议院的选举一直实行中选区制。

日本政党政治:派阀政治与自民党决策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是日本政党政治的基本写照。党内分派在战前保守政党中就存在,这既与战前保守政党的性质、体制有关,也与日本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集团主义有关。战后自民党,是不同保守政党的聚合,传统和现实都赋予它派阀性的特征。自民党是一个派阀联合的政党,它的政权是一个派阀联合的政权。在长期“一党独大”的支配中,自民党掌握的政权在不同派阀之间更替,“模拟”出了政权在不同党派间轮流更替的政治景象,从而不仅保证了长期支配统治的弹性,而且在不断的“政权交替”给选民带来新的激励和新的希望中,保证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尽管派阀的存在对自民党来说具有很多的弊害,自民党自身也想予以解除,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派阀的存在,才使得自民党长期支配成为可能。(56)可见,派阀政治对于自民党长期统治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由派阀联合而成的自民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是以派阀为基础进行的。自民党内的利益协调、人事安排、资金收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派阀为单位的。虽然派阀属于党内非正式组织,但实际上都高度组织化了,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事务所,独立会计运作,并配有专门的职员。(57)这种组织化是与它们在党内党外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与影响相适应的。既然是组织,就会有利益和要求,派阀也有特定的利益和要求;而且,这些派阀实际上都是以自民党所属的政府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党的核心干部为中心组成,所以,派阀政治的存在对自民党的政策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

自民党成立时,在党内各种正式机构和组织纷纷建立的同时,各种非正式组织,即派阀,经过重新组合也相继出现。虽然,自民党成立不久,面对派阀政治所引发出的种种问题,感到要使自民党走向现代化,必须解散派阀,1957年岸信介首先举起了派阀解散运动的旗帜,但是,这场运动经历几番反复之后,最后不了了之,派阀政治在自民党内安然无恙地存续了下来。人们把从1955年自民党成立至自民党最后失去长期支配政权这三十八年时间的派阀政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小派阀时代(1955年—1978年);一个派阀(即田中派阀)突出时代(1978年—1987年)和大派阀时代(1987年—1993年)。(58)自民党派阀政治能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除与保守政党的政治传统有关之外,关键还在于党内党外的体制为其提供了存在的必然性和良好的体制环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民党总裁公选制度。总裁公选是保守联合,成立自民党时就确定下来的党内基本制度。在议会内阁制下,政府总理一般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这样,在自民党内,总裁公选自然成为各派阀抗争的焦点。(59)因为,赢得了总裁地位,也就基本上赢得了政府总理的地位。在自民党内,一个人要当上总裁,除他必须是国会议员之外,最为关键的是要得到公选的主要表决者——国会议员的多数支持。因此,在党内组织自己的派阀并在选举时与其他派阀联合,就成为总裁争夺战的关键。第一次总裁选举于1956年4月举行,由绪方竹虎与鸠山一郎竞选,由于绪方竹虎在公选前突然去世,鸠山一郎“不战而胜”,成为自民党第一任总裁。鸠山一郎不久后隐退,于是同年12月举行第二次总裁选举,由岸信介、石桥湛山、石井光次郎三位候选人竞选。第一轮投票,岸信介居首位,但票数没过半数,不得不与得票位于第二位的石桥湛山决一高低。结果,在第二轮投票中,石桥湛山与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马的石井光次郎势力结合,击败岸信介,成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当上首相。借此,自民党派阀原型形成,并展开了延续至今的派阀政治。(60)

第二,众议院选举制度。在自民党执政期间,众议院的选举一直实行中选区制。在中选区制下,每一选区至少可当选两个人。1986年第38届总选举时,出现了只有两个当选名额的选区。(61)自民党要保住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须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过半数的席位。为了争夺选举中的多个名额,自民党在有关选区都派出了多名候选人。这样,在正式的竞选中,自民党推出的各候选人,为了争得席位,不仅要与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争高低,而且要与本党的候选人争天下,从而使选举由政党间竞争转化为候选者个人间的竞争。在这样情况下,候选者个人的实力成为取胜的关键。这种实力,除个人能力外,主要的还是来自其所属派阀在资金、后援会组织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持。面对中选区制形成的选举办法,自民党所属各议员要想连任,就必须投靠强有力的派阀团体。一旦成为有实力派阀的核心成员,不仅有可能成为选举的候选人,并在选举中获胜,而且有可能在获胜后,获得党内、议会和政府内阁中的一官半职,因为自民党内部的职位分配是以派阀为单位进行的。

第三,以派阀为单位分配职位。作为执政党,自民党基于在政治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每次大选获胜后,手中自然有许多重要的职位要进行分配,如内阁阁僚、国会正副议长、政务次官、国会内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干事长、政务调查会长、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副总裁等。对于那些颇具政治野心的当选议员来说,获得一官半职,是当选议员的一个重要目的,他们对其中的职位往往是渴望已久。这些职位不完全按“适才适所”的原则分配,而主要以派阀为单位进行分配。这种职位分配模式客观上就使得自民党所属议员必须走进派阀,依赖派阀。(62)在以派阀为单位分配职位的情况下,派阀核心人物的政治影响力的大小,是其派阀成员获得什么重要职位的关键。于是,派阀核心人物的能力越强,派阀汇集的成员往往越多,从而派阀的势力也就越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派阀可以垄断所有的职位,因为,不论哪个派阀掌权掌政,它都要获得其他派阀的支持,过分的派阀对立,实际上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所以,职位分配一般按派阀均衡的原则进行,保证每一派阀都能获得一定的职位。至于怎样均衡,标准是什么,这就比较复杂。例如,1987年竹下登执政时,总务会长之外的30个职务,按派阀的规模作如下分配:竹下派、安信派、宫泽派各7名,中曾根派5名,河本派、二阶堂派各2名。(63)

第四,允许派阀成为集金单位。在政党政治下,政党活动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资金。在日本,政党的政治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社会的捐献,主要是财界,二是党费。(90年代政治改革后,政党的政治资金又多了一个来源,即由国家提供的政党助成金)在自民党的政治资金中,前者收入占了50%;而在社会党政治资金中,前者只占了2%左右,党费所占比例比较大。自民党能从财界筹得大量政治资金,除它与财界之间固有的密切政治关系和利益关系之外,还因为它的集金结构是多重的。自民党实行“党”、“派阀”和“政治家”三重集金结构,这与社会党实行“政党”、“政治家”两重集金结构以及民社党、公明党、共产党等一元化的集金结构显然不同。在自民党这种集金结构下,派阀实际上成为重要的集金单位,而在社会党,派阀虽然存在,但它没有集金的功能。(64)派阀能自主地获得政治资金,自然也就有了稳固的存在基础和较强的活动能力。在派阀政治下,“派阀集金”与“政治家集金”实际上是统一的。80年代以后,与“党集金”增加的速度相比,“派阀集金”增加的速度更为可观。1986年,以党的名义形成的政治资金第一次跌到50%以下,而派阀和政治家所集的政治资金超过“党集金”,居领先地位。(65)由于政治资金的多少对议员或候选人的选举十分重要,所以,自民党的实力者就能通过所筹集的政治资金来培育自己的派阀,继而以派阀为单位进一步集金,维持和发展派阀。派阀成为集金单位,不仅保证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活力,而且保证了其在党内的影响。集金能力越强的派阀,就能在党内网罗越多的支持者,从而在党内形成越强的影响力。在1983年的统一地方选举和参众两院选举中,自民党五大派阀共集得政治资金79亿日元,其中中曾根派集得22.3亿日元,居首位,依次是福田派16.1亿,河本派15.4亿,田中派9.6亿。选举结果,中曾根第二次出任首相。(66)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派阀政治在自民党内的存在,有其很强的体制基础和组织基础,并在党的政治运作中起多方面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派阀实际上成了自民党权力的基本单位。(67)此外,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权力斗争,(68)尽管这种权力斗争主要不是围绕着路线方针展开,而主要围绕着执政党所拥有的重要职位的“分赃”展开,但权力斗争过程中各种利益的交错、各种主张的对立以及决策中心的转移,都不可避免地对自民党具体政策的形成产生影响。派阀,一般都以自民党有影响的政治家或国会议员为中心形成,但在许多时候,派阀的作用是通过其组织来实现的。

派阀虽然是非正式的党内组织,但实际的组织化程度却很高。以80年代后期存在的五大派阀为例,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以其核心人物的名字来称呼各派阀,如中曾根派、竹下派等,实际上这些派阀都有自己正式的组织名称,竹下派为经世会,安信派为清和会,宫泽派为宏池会,中曾根派为政策科学研究所,河本派为新政策研究会。各派阀内部都设有分管总务、资金、政策、宣传等部门,如中曾根派的政策科学研究所内设有会长、会长代理、副会长、事务总长、座长、公关干事、政策委员长等职。按惯例,各派阀每周定期要开一次由所属议员出席的总会,一般在开总会的前天或当天上午,派阀核心人物和派阀少数干部先开一次核心会议,其名称各不相同,有的称常任干事会,有的称干部会或干事会。这核心会议是决定派阀方针的重要机关,核心会议方针决定后再向总会说明。各派阀所设立的事务总长,属派阀的重要人物,不仅负责派阀内部的总务,而且负责与其他派阀的协调工作。鉴于此,竹下登执政时,在党内设立了事务总长会议,起到了协调派阀关系的效果。(69)派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与派阀规模的扩大有关。在60年代,派阀的平均规模在40人左右,最大的派阀也只不过50人左右,但到了80年代,派阀规模有了很大发展,几个大派阀的规模都在80人左右,其中竹下派最多时达到120人。鉴于派阀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这些派阀发展趋向政党化,一派一党,它们是“党中党”。(70)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派阀再怎么政党化,毕竟是派阀,这是其功能和性质决定的。派阀是以一定的个人为核心形成的,派阀的维系,很大程度是靠利益的维系与成员的忠诚,所以一个派阀的核心人物一旦消失,派阀就很容易解体或转型。这意味着派阀再怎么组织化,它最终还是以个人为核心存在和运作的。

组织化的派阀与党内正式组织或机关所形成的制度化联系,是派阀作用于自民党政策决定的重要基础。在自民党内,基于派阀的组织和活动所形成的派阀政治,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自民党内以派阀为单位进行的政治活动;二是派阀之间的权力斗争。从这两方面考察派阀政治对自民党政策决定的影响,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人事安排对政策决定的影响。政策决定的主体是人,人的能力、价值观念以及人际关系都对政策决定形成直接影响。自民党是以派阀为单位进行职位分配的,每次分配,既是派阀之间权力较量与妥协的结果,也是派阀间平衡的结果。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1.决策核心指导者,从党的总裁、政府总理到各部会的委员,不是按照“适才适所”的人事原则进行安排的,也就是说,什么人干什么事,不是从有利于政策决定、政治领导的要求出发进行安排,而是从个人意愿、派阀意见和权力平衡出发进行安排。这就不免要影响到整个政策决定主体的能力与素质。2.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和环节的人事安排基本上都以派阀为单位进行,就使得政策决定的各个过程和各个环节多少都要遇到派阀间的人际关系问题,从而使政策决定过程复杂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面增大。

第二,派阀多元利益表达对政策决定的影响。派阀在党内的势力越大,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多。派阀势力的大小直接体现为网罗的“人才”多少,而其背后则体现为拥有政治资金的多少。有了充分的政治资金,才能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笼络各种“人才”,从而在党内拥有主导地位。众所周知,派阀的钱主要来自财界及社会其他利益集团的政治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大多是长期化的。(71)对于它们的政治投资,派阀所能给予的回报,自然是通过政治权力争取它们所要的利益。这样,任何派阀的存在,实际上都代表着一定利益团体的利益,并积极地将这些利益综合进政党的政策,从而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决定产生影响。

第三,派阀与省厅的关系对政策决定的影响。派阀综合各种利益后对政策决定的影响,并不是在政策审议或决定时才开始的,实际上在政策提出和草创时期就已开始,主要通过派阀中具有大臣经历的议员或“族议员”来实现。因为,具有大臣经历的议员或“族议员”所拥有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都对有关省厅有很强的影响作用。据统计,在80年代前期的五大派阀中,各派阀中所拥有的具有大臣经历者的人数分别是:田中派15个,铃木派16个,福田派15个,中曾根派17个,河本派比较小,因而在这方面也较为逊色,只有13个。这些派阀在当时的18个省厅中各有侧重,这与它们在有关省厅所保持的传统地盘有关。田中派的主要关系省厅是大藏省、通产省、邮政省和建设省,中曾根派则在文部省、通产省和农林水产省等有比较强的影响力。(72)

第四,派阀间权力斗争对政策决定的影响。虽然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在国会的审议与表决中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但这并不表明自民党的政策形成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在这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派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民党执政时期,从党内的政策决定机构的人员安排到政府的政策决定机构的人员安排,基本上都是以派阀为单位进行的。因而,这些机构内的各成员,实际上都是不同派阀的代言人,自然要在政策决定中为自己的派阀争取利益。由于自民党内的主要政策决定机构的审议都实行全体一致原则,所以,虽然基于大小派阀所进行的人事安排,大派阀在决策组织内有其影响力的优势,但在具体的政策决定中,并没有规则上的优势。这对于都希望在政策决定中实现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各派阀来说,它们都可以与其他派阀形成抗衡和讨价还价的态势。因而,自民党政策形成的各个过程和环节,多少都包含着派阀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妥协。不论政务调查会的审议和总务会的决定,还是内阁会议的决定,派阀之间如果事先达不成协议,最终的决定都很难形成。从这意义上讲,自民党的政策决定过程,实际上是在派阀间的权力斗争与妥协中进行的。

第五,通过政权在派阀间的转移影响政策决定。在长期一党支配中,派阀是自民党政权实现自身稳定交替的载体。每当自民党政权面临危机或困难,自民党就往往会使政权在自己的派阀间进行转移,从而经过改造后以新的面目出现。所以,曾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说:自民党准备有很多的投手(棒球中的投手),一个不行了,换一个就好了。(73)每一次的更换,都客观上给自民党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回旋空间,因为,通过政权转移,自民党可以比较自如、比较顺理成章地修正或发展自己的政策,从而使政策在总体上具有弹性,显示出较强的应变力。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政权从岸信介传给池田勇人,自民党从政治时代走向了经济时代;随着政权从池田勇人传给佐藤荣作,自民党领导的高速经济成长从只重视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的全面开发;随着政权从佐藤荣作传给田中角荣,自民党的政策从全面的综合开发转向日本列岛的改造。在这整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政策转变,都产生了比较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反应。所以,田中角荣说,一个内阁要是能解决一个悬案就好了,这样自民党政权就能不断地朝前走。(74)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派阀政治对自民党保持长期统治所起作用的秘密之所在。

客观地讲,派阀政治并非自民党特有的政治现象,其他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于自民党来说,派阀政治是其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没有了派阀政治,也就没有了自民党。所以,自民党尽管一再想消除派阀,但每一次的努力都无功而返。虽然派阀政治在自民党党内体现出了种种非合理性,但它能长久地维系下来,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它对于自民党统治来说,又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自民党通过派阀政治,使长期政权得到有效的维持和发展;但同时,派阀政治所引发的腐败以及派阀间的斗争,又使自民党走向分裂和衰败。这是派阀政治给自民党统治带来的最大矛盾,也是自民党统治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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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议员”研究——执自民党政权牛耳的人们》,日文版,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第275—277页。

(2) 若田恭二:《现代日本政治与风土》,日文版,ミネルヴァ书房,1981年,第48页。

(3) 中久郎编:《国会议员的构成与变化》,日文版,政治广报中心,1980年,第478—488页。

(4) 同上,第346—347页。

(5) 三泽润生:《政策决定过程的概观》,见《现代日本的政党与官僚》,日文版,1967年政治学年报,岩波书店,第17页。

(6)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400—401页。

(7)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01—104页。

(8)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99页。

(9) 参见中川一郎:《日本国“政府”研究——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地位》,日文版,ぎょせい,1994年。

(10) 的场敏博:《自民党政策决定过程》,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56—157页。

(11) 中邨章、竹下让编著:《日本的政策过程》,日文版,梓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12) 中邨章、竹下让编著:《日本的政策过程》,日文版,梓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13) 参见中川一郎:《日本国“政府”研究——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地位》,日文版,ぎょせい,1994年。

(14) 藤本一美编:《国会机能论——国会的结构与运营》,日文版,法学书院,1990年,第100—118页。

(15) 村川一郎:《日本国“政府”研究——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地位》,日文版,ぎょせい,1994年,第232页。

(16) 矢岛孝一:《国会》,日文版,行研出版局,1987年,第82—91页。

(17) 中野实:《日本政治力学——谁决定政策?》,日文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第122—123页。

(18)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23—125页。

(19) 藤本一美编:《国会机能论——国会的结构与运营》,日文版,法学书院,1990年,第97页。

(20)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280—281页。

(21) 中野实:《日本政治力学——谁决定政策?》,日文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第127页。

(22)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288—289页。

(23) 猪口孝:《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构图——政府与市场》,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3年,第178—180页。

(24) 猪口孝:《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构图——政府与市场》,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3年,第180—186页。

(25) 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议员”研究——执自民党政权牛耳的人们》,日文版,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第22页。

(26)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96页。

(27) 同上,第263页。

(28) 同上,第98页。

(29) 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议员”研究——执自民党政权牛耳的人们》,日文版,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第25页。(www.xing528.com)

(30) 同上,第26—27页。

(31) 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议员”研究——执自民党政权牛耳的人们》,日文版,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第27页。

(32)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92页。

(33) 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议员”研究——执自民党政权牛耳的人们》,日文版,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第120—132页。

(34) 中野实:《日本政治力学——谁决定政策?》,日文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第93—106页。

(35)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78—82页。

(36) 樋渡展洋:《战后日本的市场与政治》,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32—62页。

(37)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178页。

(38) 福井英雄等著:《日本政治的视角》,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87页。

(39) 黑川修司:《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的政治行动》,见中野实编:《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12页。

(40)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69页。

(41) 的场敏博:《自民党政策决定过程》,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71—173页。

(42) 大岳秀夫:《现代日本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日文版,三一书房,1980年,第180—181页。

(43) 的场敏博:《自民党政策决定过程》,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63—165页。

(44) 黑川修司《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的政治行动》,见中野实编:《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12页。

(45) 黑川修司《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的政治行动》,见中野实编:《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12页。

(46) 大岳秀夫:《现代日本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日文版,三一书房,1980年,第185页。

(47) 同上,第184页。

(48) 的场敏博:《自民党政策决定过程》,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73页。

(49) 大岳秀夫:《现代日本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日文版,三一书房,1980年,第188页。

(50) 同上,第187页。

(51)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197—203页。

(52) 参见越祯三编:《经济团体联合会十年史》,日文版,经济团体联合会,1963年。

(53) 参见黑川修司《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的政治行动》,见中野实编:《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

(54) 大岳秀夫:《现代日本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日文版,三一书房,1980年,第187页。

(55) 黑川修司《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的政治行动》,见中野实编:《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214页。

(56) 中村照雄:《政党与派阀》,饭坂良明等编:《政党与民主》,日文版,学阳书房,1987年,第230页。

(57) 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日文版,岩波书店,1984年,第217页。

(58)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223页。

(59)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49页。

(60) 中村照雄:《政党与派阀》,饭坂良明等编:《政党与民主》,日文版,学阳书房,1987年,第231—232页。

(61) 同上,第232页。

(62) 中村照雄:《政党与派阀》,饭坂良明等编:《政党与民主》,日文版,学阳书房,1987年,第234页。

(63)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221—222页。

(64) 岩井奉信:《“政治资金”的研究——利益诱导的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日本经济新闻社,第102—103页。

(65) 同上,第104—106页。

(66) 中村照雄:《政党与派阀》,饭坂良明等编:《政党与民主》,日文版,学阳书房,1987年,第233—234页。

(67)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209页。

(68)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决定》,日文版,福村出版社,1970年,第191页。

(69)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212页。

(70) 村川一郎:《日本国“政府”研究——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地位》,日文版,ぎょせい,1994年,第289—292页。

(71) 的场敏博:《自民党政策决定过程》,见中野实:《日本型政策决定的变化》,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第167页。

(72)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日文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242—243页。

(73)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209页。

(74)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支配的结构》,日文版,岩波书店,1989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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