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政党组织与社会融合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别是多方面的，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日益脱离国家或政权直接的、全面的权力控制，而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态存在，并对国家和政权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是日渐独立的社会，在依自身规律发展中，日趋多元化，并对国家产生多元的利益要求。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下，国家既不能像传统社会那样，直接依靠强力将社会统合进自己的权力和秩序范围，也不能像传统社会那样，用单一的意志代替或否定多元的意志。为此，代议民主制应运而生。代议民主制，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是社会履行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国家活动的重要机制；而从国家的立场出发，是使社会统合进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规范，并与国家保持协调运动的有效的社会统合机制。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因而，在代议民主制下，对于国家的社会统合来说，政党政治本身的存在就具有很强的社会统合功能。这其中的原因有两方面：1．政党是代议民主制运行的实际主体，没有政党，代议民主也就无法实现，因为广泛的利益，不通过一定组织的代表，是无法得到有效表达的。同时，政党为履行自身的职能，实现一定的目的，在选举和代议中所进行的活动，对社会具有很强的动员功能，因此，亨廷顿视政党为代议制下的动员工具。⁽⁶²⁾这种动员所形成的广泛政治参与，虽然可能给国家制度带来压力，并导致危机，但从政治的长远发展来看，它有助于国家对社会的统合。2．在现代社会，政党既是作为一定社会阶层或集团的代表机关而存在，同时也是作为一定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的表达机关而存在。⁽⁶³⁾所以政党本身的存在，在代表一部分社会利益的同时，实际上也就统合了这部分的社会。因而，当不同的政党聚集到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议会舞台上时，实际上，也就等于多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在国家这个层面上聚合，从而产生出一定的国家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国家来说，政党是国家统合多元社会的重要媒介。

因此，当我们看到战后自民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国家体制和权力，对社会进行统合时，还应看到自民党作为多党政治中一个主要政党而存在本身，对社会所起到的统合作用。自民党能在国家统合社会中成为指导力量，实际上，是以其自身对社会统合作用的发挥为基础的，因为，它只有使自己成为社会的广泛代表，才能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成为执政党。政党组织的特性以及政党政治运行的内在规律性，决定了在代议民主制下，作为一定社会阶层或集团利益代表的政党，凭其自身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对社会的组织和影响，客观上都具有统合社会的功能。统合力越强的政党，越能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优势。在战后日本推行的民主体制下，不仅自民党，其他政党，也都具有社会统合功能。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日本社会和政治发展历史中，并不是政党一出现，政党自身就完全具有这种功能。实际上，战前的政党就不完全具备这种功能，其中的原因有：1．在战前帝国体制下，主权归属天皇，作为政党活动舞台的议会不是权力的中心，法律上仅为天皇的辅佐性机构而存在。2．战前政党，不论其组成人员，还是其所依靠的社会核心力量，都是中央与地方的各级议员、官僚以及社会各界的名流，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倾向，因而，“一般市民做梦也别想与政党形成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们要是对一定的政党表示支持的话，只能通过地方名流。”⁽⁶⁴⁾3．战前的有限选举使得政党在政治上没有必要对社会作最大范围的社会动员。战前的选举在很长时间里，不是普遍选举，而是有限选举，大正时代，经社会各界努力，虽实现“普选”，但这“普选”还是相当有限的。在有限的选举下，政党要赢得选举，没有必要在组织上和宣传上作最大范围的社会动员，从而也就限制了它的社会统合功能。4．战前的政党政治不健全，主要体现为帝国体制对保守政党限制和对社会主义政党的绝对压制。由于并不是社会各阶层、各阶级都能组织政党，并借此参与政治生活，因而不论是那些受限制或受压制的政党，还是整个政党政治，都很难具备健全、完善的社会统合功能。

所以，从总体上讲，战前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实际上不具备有效统合社会的功能。在战前帝国体制下，天皇的集权专制，是用强力将社会统合进天皇制国家的秩序范围内的。到了战后，随着政党组织发展的自由化，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政党在代议民主制中主导地位的获得，政党就逐渐开始成为社会统合的重要力量。在这过程中，战后民主改革所推进的日本社会民主化发展，是战后政党的重要基础。由于传统的惯性，战后政党在复苏和再建中，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形态。但是，战后民主改革和公职处分对旧议员、官僚和地方名流所形成的强大冲击，很快就使复苏的政党不论在组织上还是在社会基础上，都严重弱化。由于战后刚复苏的政党，在组织上和观念上，都形不成对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有效指导和组织，所以，在战后政党复苏的过程中，各种各样政党大量涌现，1946年选举时，参与选举的政党达三百多个。对于战后发展的总体趋势，旧的政党显然缺乏比较明智的判断，依然按旧的思路思考新的问题，所以，受到民主改革冲击的政党，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并没有立即向大众政党转化，依然在旧的社会地盘上“耕耘”。当时，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政党努力与官僚结合，从而走上了通过“政党官僚化和官僚政党化”来改造和发展政党的传统的发展道路。这样做虽然一时渡过了危机，并强化了政党的执政能力，但它在总体上还是没有适应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到了50年代中期，日本政党才正式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以议员为中心的传统政党向“大众政党”转化。战后政党的社会统合功能正是在这种转化中开始发展的。这种转化主要是围绕着大众动员和密切政党与利益团体关系这两方面的努力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政党扩大了自身的社会支持基础，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社会统合功能。

第一，大众动员。保守联合是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转折点。保守联合的一个重要动因是社会党的统一。战后，社会党一直作为城市劳动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政党形态出现。虽然它成立之后，内部就一直存在左派和右派的矛盾，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所以，分裂后的社会党再度统一，不论对当时正处危机的保守政党来说，还是对站在工人阶级对面的财界资本家来说，都是一大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联合达成，从而形成自民党与社会党“两党并立”的局面。鉴于社会党明确的阶级性，自民党一成立，就感到强化自身组织的必要，意识到在“两党并立”的局面下，如果不建立起自己广泛而巩固的社会基础以及健全的组织体系，而仅仅靠传统的地盘，就很难保持对社会党的绝对优势。所以，自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就提出了对自民党组织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组织活动纲要》。⁽⁶⁵⁾实际上，自民党所针对的社会党，虽然在意识形态和利益表达倾向上，鲜明地站在城市劳动者的立场，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是在政党组织上，和自民党没什么两样，也属以议员为中心的政党。社会党到了60年代，党员总共才四万人左右，其中各级议员总数约四千，平均十名党员中，就有一名是议员；而且，即使是这样的水准，还包含了从1957年开始的以发展党员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组织化运动的成果。

尽管社会党在组织上也不是大众性政党，但其立场和利益倾向鲜明的阶级性和城市社会的大众性，还是刺激了自民党想成为最有广泛代表性政党的决心。为此，《组织活动纲要》提出了要把自民党建成“国民政党”的目标。《纲要》认为，不以依共同的政治意识组织起来的国民为背景的“纯议员政党”，是孤立于大众的“赤条条政党”，其组织自然十分虚弱。要克服此弱点，党的组织活动就要和一切活动（人们的自由与生存）直接相结合，直至进入家庭的厨房。同时，面对以全国工会总评议会为主力发起的，实为阶级斗争的工会政治斗争，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动，在各种经济团体和产业机构内扩大党的活动，并勇敢地走进工会组织。⁽⁶⁶⁾1959年，自民党大会对这新的组织纲领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作了总结。根据这份总结报告，在新的组织纲领出台后的三年时间内所取得的成果有：第一年（1956），在50％的城市地区建立了党支部；第二年，努力吸收青年入党，并开设了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央政治大学院；第三年，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实行地方组织员制度，争取党员500万的运动得以展开。根据这次大会宣布的数字，此时自民党有支部2200个，党员150万，其中青年党员11万，地方组织员6100名。自民党在这新基础上，提出了1959年组织发展的七大目标：1．建立基层组织，具体措施有：完善支部组织，在每部落、町建立班组织；开展500万党员登记活动，使潜在党员达到1000万；建立自主财政，保证党费的交纳。2．完善组织领导队伍，强化组织领导机关，组织领导和地方干部到中央政治大学院等机构研修。3．开展日常活动，具体内容有制定劳动对策，特别是培养自由民主的工会组织；实现中小企业组织化；强化文化运动等。4．强化青年及妇女组织，如推进各种形式的青年国民运动；与青年团体合作，设立府县学生部等。5．强化农村、中小企业的组织建设，具体对策有：建立农村党组织，宣传党的农业政策；强化地方组织员；举办各种讲座，通过电影、幻灯等手段向农村进行宣传活动；与农业团体建立合作关系，与青年团、妇女会、农协青年部联手工作。6．确立有关地方选举、参议院选举的综合选举对策。7．确立新党团，加强党的统一与团结。⁽⁶⁷⁾

自民党成立后几年所推出的一系列大众动员计划，在日本政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根据有关资料，要实现这些计划，全国需要2万名左右的地方组织员，但到了1960年初，全国仅有1.3万名左右的地方组织员在活动。⁽⁶⁸⁾所以，尽管自民党非常努力，但最后所取得的成果和预计的目标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这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组织扩大，受到党自身各议员为选举而组织的后援会的严重挑战，很多社会力量被后援会所吸纳。据统计，各种各样的自民党后援会的会员，在全国就有1000万左右。⁽⁶⁹⁾但是，应该看到，自民党在组织发展上的这些努力，还是使自民党对社会基层的渗透和统合程度大大提高，密切了自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联系，强化了自身组织力和领导能力。尽管自民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最后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如果把这种发展和后援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自民党在总体上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十分广泛的。

面对自民党的大众动员和组织强化运动，作为反对党的社会党也不得不把一直挂在嘴边的“走到大众中”的口号付诸实施。“走到大众中”口号的基本精神是：为改变日本劳动者组织率仅30％的局面，必须到未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特别是中心企业的劳动者中去，启发并唤起他们的阶级意识；同时，到农村中去，积极做至今还依附于保守派的农民的工作⁽⁷⁰⁾。为此，1957年，社会党开始了涉及多方面领域的组织化运动。为了强化党员的发展以及党组织和大众团体之间的联系，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被赋予了任命中央组织员和地方组织员的权力。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有四个：1．使党员数最少增至10万；2．使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支持模式转为以“党为中心”的支持模式；3．强化党在“未组织起来”的大众中的影响，特别是强化党与劳动同业工会、农民团体的联系与合作；4．为了强化这种联系与合作，在争取“支持团体”的同时，在同业工会的外部团体中培育党的细胞。⁽⁷¹⁾这些构想是积极的，也是现实的，但由于主观的原因，这场运动最后所取得的成果远比自民党取得的成果少。到1959年底，中央执行委员会只任命了8个中央组织员和158个地方组织员。⁽⁷²⁾这样的格局就使得社会党最后还是无法完全进入一直想进入的农村，只能在传统的都市地盘活动。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产业工人的增加，所以，社会党在传统地盘所获得的支持率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支持者的绝对数却大为增加，在60年代，社会党能获得1200万张左右的选票。⁽⁷³⁾这个数字表明，社会党在城市劳动者中，还是有比较强的统合力的。

基于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大众动员是战后日本政党普遍推行的发展战略，所以，不仅自民党、社会党进行过大众动员，其他的政党也进行过类似的努力。战后成立的公明党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十分积极的。公明党是一个宗教性政党，它利用创价学会这一宗教组织，建立各种外围群众团体，如青年政治联盟（1968）、主妇同盟（1968）、劳动妇人会（1968）、日本女子和平联盟（1969）、日本民主劳动协议会（1968）等。这些大众性组织的成立，为公明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公明党最后拥有的党员比社会党还多。⁽⁷⁴⁾

表5-1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主要政党的组织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各政党在党员数方面，与60年代的情况相比，都有比较大的变化，自民党从150万增至220万，社会党从6万不到，翻至12万。这其中的变化，除与战后政党的建党观念从“议员政党”转向“大众政党”有关外，还与参议院选举中的比例代表选举制推行所产生的客观推动有关。从总体上讲，这一趋向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政党组织对社会的统合。

表5-1　各政党的实力与组织状况

出处：《朝日年鉴》1991年版。国会议员数是参众两员议员的合计。地方议员数是根据《政治经济总览》的统计。

第二，密切政党与利益团体的关系。这实际上是战后政党进行大众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吸收党员所取得的成果相比，各政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显著些，所产生的效果也更明显些。所以，各政党在无法非常有效地在党员数的扩大和组织的深化上做文章时，都还不断地在密切与利益团体的关系上进行努力。

在战后，日本社会的集团化、组织化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这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与日本集团化的社会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战前的战时体制对社会基层实行组织化有关。⁽⁷⁵⁾与传统的社会集团化不同，战后的社会集团或组织，主要基于业缘、地缘和政缘所组成，加上集团本身所具有的独立自主性，因而都有比较明确的利益要求。在多元组织化的社会中，政党密切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政党组织对社会的统合。

基于历史传统以及政党自身的性质，战后各政党都以与自身有传统关系的组织为基础，构筑了以政党为中心，联系各种社会支持团体的政党与社会关系网络。自民党成立后，首先与财界的四大组织，即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1946）、日本经营者联盟（日经联，1948）、日本商工会议所（1945）和经济同友会（1946）结成紧密的制度化关系，从而形成了日本政治权力中的党、官、财三位一体的格局。与此同时，为了稳住传统的农村地盘，自民党通过手中的权力和拥有的财政资源，紧紧拉住战后农村最大的组织——农业协同组合，据调查，作为全国性农村组织，农协的大多数领导人是自民党的支持者，⁽⁷⁶⁾由此，自民党在政治上得利不少。建了“金库”，耕了“票田”之后，自民党在大众动员运动过程中，还与各种“友好团体”建立了密切关系。据1966年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在自民党的“友好团体”中，实业家团体以及此类的联合体137个，农林渔业关系团体66个，社会福利团体49个，青年学生团体31个，文化团体20个，妇女团体8个，地方自治体7个，农业金融团体5个，劳动关系团体4个，合计327个团体。⁽⁷⁷⁾与其他政党相比，自民党在构筑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各种团体关系的网络中，有很强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利用国家财政的分配，对各种利益团体进行拉拢和诱导。

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他政党在这方面也不愿轻易落后，它们也都力所能及地建立起与社会各种团体的关系网络。社会党的传统地盘是产业工会。1952年成立的日本劳动工会总评议会，是产业劳动者中的最大组织，下属二十多个产业工会，1953年所属成员达327万，是社会党最主要的支持力量。⁽⁷⁸⁾在60年代，社会党的党员中有60％左右属于总评议会所属的劳动工会。⁽⁷⁹⁾因而，它对总评议会既有依赖关系，也有一定的指导关系，人们曾称社会党为总评议会的政治部。⁽⁸⁰⁾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以反安保斗争为中心的大众运动中，社会党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1958年，在反对警职法修改运动中，社会党以总评议会、中立劳联、护宪联合等7个团体为基础，再联合各种文化团体、妇女团体等66个团体，组成“反对警职法修改国民会议”。1959年，社会党在指导和参与反安保的大众运动中，又在“反对警职法国民会议”基础上，组成更大的国民组织——“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这些努力扩大了社会党的社会影响，使社会党成为与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相对立的革新势力的核心力量。60和70年代，社会党和其他在野党在地方自治体中领导的住民运动和革新自治体运动，使社会党与地方自治体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一些地方自治体的“执政党”。社会党一直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自己成为以“产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各劳动者阶级利益代表的“协同战线党”。⁽⁸¹⁾虽然由于社会党内部的矛盾以及战略上的问题，社会党的这个目标至今还没实现，但社会党当时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客观上还是强化了与社会各劳动阶级的联系。当然，社会党和其他在野党一样，由于都属日本社会的“万年野党”，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上都比较有限，因而，无法像自民党那样，通过广泛的“利益还原”与各种各样利益团体建立联系。这些在野党主要在自身关系的范围内建立与各利益团体的联系。

日本是一个集团性很强的社会，各政党的大众动员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各利益团体所形成的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比较容易对社会形成长久和广泛的统合作用。然而，不能过高估计这种作用以及各政党在这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因为，这些政党毕竟最终都没有完全成为真正的“大众政党”；另外，在日本社会和政治舞台中，不支持任何政党的大众也有相当的力量，无所属议员和政治家也总保持一定的比例，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但是，从整个政治体系讲，战后日本各政党以及在本质上属于多党制的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本身的存在，对于日趋多元化的战后日本社会所起到的有效统合作用，不能忽视，更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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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田雄：《现代政治的组织与象征》，日文版，みすず书房，1978年，第95页。

(2)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

(3) 铃木正幸：《近代天皇制的支配秩序》，日文版，校仓书房，1986年，第110—115页。

(4) 辻清明：《战后改革与政治过程》，《战后改革》（3），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7页。

(5) 大内力：《战后改革与国家垄断资本》，《战后改革》（1），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24页。

(6) 大内力：《战后改革与国家垄断资本》，《战后改革》（1），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3页。

(7) 大内力：《战后改革与国家垄断资本》，《战后改革》（1），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6—7页。

(8)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42页。

(9)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36页。

(10) 参见猪口孝：《日本——经济大国的政治运营》，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11) 矶村隆文：《日本型市场经济》，日文版，日本评论社，1982年，第72—73页。

(12) 同上，第85页。

(13) 猪口孝：《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构图——政府与市场》，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3年，第8—9页。

(14) 同上，第18页。

(15) 岩井信奉：《日本的政党与官僚》，饭坂良明等编《政党与民主》，日文版，学阳出版社，1987年，第282页。

(16)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33页。

(17) 渡边治：《现代日本支配结构分析——基轴与周边》，日文版，花坛社，1988年，第20—21页。

(18) J．A．A．斯托克温：《现代日本的政治变动》，日文版，木铎社，1985年，第232—234页。

(19) 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自由社会日本——政策解说》，日文版，1974年，第58—59页。

(20) 政党政治研究会：《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74页。

(21)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与政策决定》，日文版，福村出版会社，1970年，第35—36页。

(22) 同上，第9页。

(23) 同上，第10页。

(24) 高桥明善：《自民党农村支配》，见白鸟令编《保守体制》（上），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77年，第137—138页。

(25) 同上，第139—140页。

(26) 同上，第144—145页。

(27) 若田恭二：《现代日本政治风土》，日文版，ミネルヴァ书房，1981年，第205—209页。

(28) 同上，第21—27页。

(29)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200—214页。

(30) 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7页。

(31)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90—214页。

(32)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369页。(www.xing528.com)

(33) 同上，第369—370页。

(34) 同上，第371—373页。

(35)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与政策决定》，日文版，福村出版会社，1970年，第182页。

(36) 福井英雄等合著：《日本政治视角》，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87页。

(37)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36—37页。

(38) 石田雄：《现代政治的组织与象征》，日文版，みすず书房，1978年，第285页。

(39) 政党政治研究会：《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475页。

(40) 高桥彦博：《保守的智慧与革新》，日文版，花坛社，1991年，第225—230页。

(41) 吉田茂：《回想十年》，第四卷，日文版，新潮社，1957年，第79—80页。

(42) 渡边治：《战后政治史中的天皇制》，日文版，青木书店，1990年，第43—46页。

(43) 同上，第36页。

(44) 同上，第44页。

(45)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38页。

(46) 同上，第39—40页。

(47) 参见岩尾裕纯：《天皇制与日本经营》，日文版，大月书店，1992年。

(48) 铃木正幸：《近代天皇制的支配秩序》，日文版，校仓书房，1986年，第149—151页。

(49) 公文博：《面向日本型企业社会的劳动者统合》，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247—253页。

(50) 渡边治：《现代日本社会的权威结构与国家》，见藤田勇编《权威的秩序与国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219—220页。

(51)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30—131页。

(52)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29页。

(53) 参见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自由社会日本——政策解说》，1974年。

(54)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31—136页。

(55)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45—46页。

(56) 中野实：《日本政治力学——谁是政策的决定者》，日文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第156—158页。

(57) K．E．加尔德：《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研究——危机与辅助金》，日文版，文艺春秋，1989年，第106页。

(58) 同上，第146页。

(59) 白川真澄：《日本国家的支配结构》，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55页。

(60) 秦和彦：《战后教育与国家支配》，见《现代日本支配结构》，日文版，新地平线，1984年，第176—177页。

(61) 同上，第179页。

(62)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86页。

(63) G．萨廷：《现代政党学》，日文版，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64) R．A．斯卡拉皮诺、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党与政治》，日文版，岩波书店，1962年，第22页。

(65) 升味准之辅：《自由民主党的组织与机能》，见日本政治学会编《现代日本政党与官僚》（1967年《政治学年报》），日文版，岩波书店，1967年，第55页。

(66) 同上，第55—56页。

(67) 高原真男：《保守政党的组织活动》，见《思想》，日文版，1956年6月号，第94—95页。

(68) 安达幸一他：《自民党的组织者》，见《中央公论》，日文版，1960年4月号，第102页。

(69) R．A．斯卡拉皮诺、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党与政治》，日文版，岩波书店，1962年，第104页。

(70) R．A．斯卡拉皮诺、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党与政治》，日文版，岩波书店，1962年，第115页。

(71) R．A．斯卡拉皮诺、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党与政治》，日文版，岩波书店，1962年，第115页。

(72) 同上，第116页。

(73) 深田肇：《日本社会党建设论》，日文版，田畑书店，1976年，第34页。

(74) 村上重良：《公明党》，日文版，新日本出版社，1970年，第131—140页。

(75) 石田雄：《现代政治的组织与象征》，日文版，みすず书房，1978年，第116页。

(76) R．A．斯卡拉皮诺、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党与政治》，日文版，岩波书店，1962年，第110页。

(77)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与政策决定》，日文版，福村出版会社，1970年，第185页。

(78) 杣正夫：《国政选举与政党政治》，日文版，政治广报中心，1977年，第261页。

(79) 深田肇：《日本社会党建设论》，日文版，田畑书店，1976年，第32页。

(80) 同上，第30页。

(81) 同上，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