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的社会统合战略

众多的事实观察和理论研究，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的统一与有序，是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原发性现代化国家是这样，后发性现代化国家也是如此。社会的统一与有序，除取决于社会本身的结构状况和文化传统的同质度和统合力外，就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具体讲就是政府的力量。这样，强有力的政府实际上成了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事实上，不论同质度多么高的社会，都必须通过政府的有效组织和领导，才能达到高度的统一和有序化。这个过程实际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政府积极作用于社会；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政府的认同。所以，这里不仅有权力的关系，而且还有文化、精神的关系。一般来说，政府或国家通过制度的规范、利益的整合、权力的影响和信念的传播，将社会统合成一个有机共同体的过程，就是社会统合的过程。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意志和影响起主导作用。

日本的发展正是基于有效的社会统合而展开的。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化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统合，一次是明治维新，其核心力量是以天皇为首的权力和权威体系；另一次是在战后新体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其核心力量是政党，也就是自民党。虽然战前的统合结果，因国家在侵略战争中失败，旧帝国体制瓦解，天皇权力体系崩溃和权威衰败而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战前在天皇权力与权威下，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统一国家、统一民族和统一文化，却为战后新的社会统合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战后的社会统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任务不仅要维持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和信心，而且要使社会从旧的秩序体系走向新的秩序体系，并产生出新的发展活力。

战前的社会统合，实际上是借助旧的权威力量和权力体系而进行的；而战后的社会统合，则是在完全否定旧体制、旧权威，在所接受的“外来”民主体制下展开的。前者主要靠权力、权威来统合；而后者则主要靠制度和体制来统合。然而，尽管战后的社会统合所基于的社会、历史和制度条件都比较特殊，但它毕竟没有脱离日本这个社会，也没有割断日本的历史。所以，战后的统合还是有战前的基础和条件可以借用的。这就决定了战后的社会统合是在新的社会体制与传统力量共同作用下进行的。

战后日本社会统合的主导力量是自民党。作为执政党，自民党是一个传统政党，因而，它拥有其他政党所没有的深刻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而基于与体制内的官僚和体制外的财界所形成的“一体化”关系，它则占有了其他政党所无法占有的丰富的权力资源。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基础，赋予了自民党一定的统合权威；而丰富的权力资源，则赋予了自民党强有力的统合力量。此外，自民党长期连续执政在日本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自民党战后社会统合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在战前，基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信仰而形成的强力统合，具有很强的实效性。到了战后，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民主理念的导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强力统合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战后初期，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现代化尚未成熟，国家在战争中的失败使旧的权力和权威体系几乎完全崩溃的社会来说，没有一定的强力，社会统合是无法顺利实现的。强大自民党的出现，已多少包含着社会统合对这种强力的要求。但是，自民党对社会的统合是无法像战前的天皇统治那样，直接依靠强力来实现。在这种“两难”中，自民党选择了立足传统、依靠体制、面向未来的社会统合战略，从中形成社会统合所需要的权力、权威和共同信仰，并使直接的强力统合转化为间接的强力统合，从而保证了统合的合法性。自民党的这种统合战略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权威主义。日本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组成的社会。这个中心的核是家族，从家族逐渐扩散出来的是各种社会集团，最大的社会集团就是国家。所以，人们又称日本为家族主义或集团主义的社会。家族的组织和统合是通过家长的权力与权威实现的，家长的权力与权威基于“孝”的伦理而形成。这种权威模式扩展到社会集团以及国家，就形成了以“忠”的伦理为基础，以绝对权威、绝对服从为特征的权威主义。日本战前的天皇制国家，正是在这种“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³⁸⁾由于天皇制国家实际上是家族组织形式和秩序规范的扩大，因而，天皇统治下的臣民对天皇权威的认同，不仅出自外在的制度法则，而且也出自内心的道德法则。正是基于这种“深入人心”的权威力量，战前日本社会成为一个高度的统一体，并培养出了具有为以天皇为首的国家而献身的精神的国民。

日本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战前天皇的绝对统治，使得源于家族社会和家长制的权威主义，成为日本国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在战后，虽然民主改革从大至国家统治模式，小至家族结构，都对传统的权威结构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但是日本国民归属集团、依赖权威的传统性格并没有因此消失。这就为战后推行权威主义的社会统合提供了重要基础。战后日本权威主义的社会统合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天皇权威统合；二是企业权威统合。

在战后改革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是天皇的战争责任以及天皇制的存废问题。出于日本人特有的民族情结和历史文化情结，战后复苏的各政党，除共产党外，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十分暧昧的态度。它们在各自提出的战后变革方案中，都没有明确表示要对天皇制进行彻底改造的意思。⁽³⁹⁾社会党在说明为什么主张形式上保留天皇制时，表示这主要考虑到国民的感情；⁽⁴⁰⁾而保守政党则毫不掩饰地声称，维持天皇传统权威，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秩序。吉田茂在《回想十年》中，对此表达得十分明确，他说，“不管世道如何变化，父母、兄弟、长幼之序，先辈后辈之先后，社会上下之礼仪要是丧失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得不到保证，国家安定也将不可能。依据我国存续已久的历史观念和传统的精神，皇室是我民族的始祖、宗家。这不是理论，而是传统的事实。对皇室的尊崇，是人伦之义，社会秩序之基础。所以，我国的民主主义，要不以此观念、精神为基础，就无法确立。”⁽⁴¹⁾基于这样的政治与社会态势，占领改革领导者与当时日本社会各政治势力达成了妥协，让天皇作为一种“象征”予以保留。这样，最后仅废除了天皇的权力，但保留了天皇在日本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权威。保守政党“维护”下来的这个政治资源，到了自民党时代，就成了统合战后日本社会有力的权威资源。在自民党统治的三十八年时间里，自民党一直视形势的需要，在各种重要的或重大的场合，以各种形式利用这种“象征”性的权威力量来影响国民，统合社会，巩固自身的统治。⁽⁴²⁾

自民党战后统治所依靠的另一个权威力量则是企业权威。企业权威是基于战后高速成长中“企业国家”的出现由传统的天皇权威转化而形成，它是日本社会统合的“新基轴”。⁽⁴³⁾在50年代，自民党的社会统合主要依靠天皇的“象征”性权威；进入60年代，随着“企业国家”的出现，自民党的社会统合就从主要依靠天皇权威，转向主要依靠企业权威。⁽⁴⁴⁾

日本学者宫本宪一根据国家财政支出的方向，把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很高的美国称为“军事国家”，而把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很高的英国称为“福利国家”，与这两个国家相比，日本财政支出的重心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公共事业支出，所以称日本为“企业国家”。日本这种财政支出战略的选择，一方面与日本战后走非军事化道路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日本急需在战后重新实现现代化发展有关。在这一战略下，日本在战后，尤其是进入60年代后，产业高速发展，并迅速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体系。产业高速发展迅速带来两大社会变化：一是企业就业人口激增，农业人口激减。从1955至1975年的二十年间，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了824万人，占就业人口的比率从37.9％激落到12.6％，与此相反，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同期增加近二倍，所占就业人口的比率从34.2％增至51.7％，产业劳动者成为日本社会的“多数派”。⁽⁴⁵⁾二是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结构体系的完善，日本社会以大企业为中心，形成了大企业——下属关联企业——地方社会的利益分配体系，从而为建立新的稳定支配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⁴⁶⁾

基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上述两方面变化，进入高速经济成长阶段后，自民党的社会统合战略自然就从天皇权威转向企业权威，即依靠企业的组织体系以及劳动者对企业的高度归属意识和忠诚感来统合社会。企业权威的形成，除和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关之外，还与天皇权威的影响有关。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天皇制的影响下，基于日本传统的集团主义，近代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家族主义的经营传统。这种传统在战后企业中得到了延续，而在这种传统下发展出来的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和企业福利，使劳动者对企业产生了很强的归宿感；⁽⁴⁷⁾二是天皇制培养出了极富献身意识和忠诚感的产业劳动者。在战前，日本的产业工人在确定自己的劳动价值与社会地位时，并不是从自身的权利与处境出发，而是从帝国的发展出发。他们认为工业的发展是帝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而作为“国家工业基础的劳动者”的劳动，由于推动了工业发展，因而是“神圣”的。⁽⁴⁸⁾在战时体制下，这种为国家和天皇而奋斗的劳动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战后，随着天皇权威的崩溃，产业劳动者就很自然地把这种献身意识和忠诚感从天皇、国家这个大集团转向企业这个小集团。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战后企业权威的形成深受天皇权威存在与变化的影响，但维系企业权威的长期基础，则是共同构成天皇权威和企业权威的日本社会传统的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

在使社会统合从以天皇权威为主统合转向以企业权威为主统合过程中，自民党最基本战略措施体现在社会与企业两个层面上。在社会层面，在“国民所得倍增”和“社会综合开放”的口号下，使日本社会从战后以安保为中心的政治时代进入以高速成长为标志的经济时代。在企业组织层面，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努力：1．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和完善，强化企业活力和对社会的支配力；2．通过对企业内工资上升水准确定的介入和制度化的工资调整制度的确立，调和劳资关系，平衡社会分配；⁽⁴⁹⁾3．通过农村的现代化和教育制度的改造，扩充企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培养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准技术工人。⁽⁵⁰⁾(www.xing528.com)

在战后日本社会发展中，天皇权威统合与企业权威统合，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内在的互补性。因而，自民党往往视形势的需要，综合地使用这两种统合权威，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第二，经济主义。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对社会的统合难免出现这样的景象，即将社会统合与自身执政联系在一起，使社会统合不仅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出发，而且从自民党的政权稳固出发。这种联系使社会统合深受自民党意志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应该看到，这种作用和影响并不妨害社会统合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一致性。因为，自民党的意志深受作为战后保守阵营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界、实业界的影响，而它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都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为至高无上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下，它们都以现实主义的政策和措施，来统合战后日本社会。⁽⁵¹⁾这在自民党的经济主义统合战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经济主义统合战略形成于战后60年代。从形成背景和过程看，它一方面是为配合社会的权威模式从天皇权威向企业权威转换而提出的；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日本迅速从不稳定的政治时代走向稳定的经济时代而提出的。

50年代，日本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日美关系都不确定，保守政党内部形成了吉田茂的经济立国潮流和鸠山一郎、岸信介的再军备、改宪的“逆流”的交错。⁽⁵²⁾保守联合后，改宪、再军备的“逆流”占上风，从而引发了50年代末期反安保斗争的不安定年代。这场斗争不仅影响了自民党执政，而且也影响了战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为了迅速把社会统合到现代化发展方向，在财界作用下，自民党迅速改变执政战略，使原先主张改宪和再军备的政权转向推进经济成长的政权，全面推行经济主义的统合战略。在这统合战略下，日本战后社会发展就从政治时代进入经济时代。从自民党执政的整个进程来看，经济主义的统合战略，实际上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强国富民动员，二是利益诱导。

明治维新提出的现代化基本目标是“富国强兵”。这个奋斗目标高度统合了战前日本社会。它虽然最后不仅导致了军国主义，而且使日本不得不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现代化过程，但它的动员毕竟使日本国民形成了强烈的现代化倾向。到了战后，急于从战争失败中重新振作和急于摆脱战后危机与困境的愿望，强化了战后日本国民的这种倾向。自民党“强国富民”的经济主义的统合战略，在政治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倾向。它不仅能满足战后日本国民的基本愿望，而且也有利于战后现代化的发展。以“强国富民”为目标的社会动员与战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动员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的，从战前仅仅限于国家的强盛，扩展为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进步；从战前要建立一个“兵强马壮”的社会，转向建立一个富强平和的社会。因而，“强国富民”的动员比战前的动员更具统合力。正因为如此，自民党在其所有的政策中，都有意或无意地把最终的落脚点放在民生上。⁽⁵³⁾“强国富民”动员在战后60、70年代，带来了安定的政治和高速成长的经济。

经济主义统合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利益诱导，即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辅助措施来诱导各种社会利益，从而达到统合的目的。当然，在自民党的统治下，这种诱导往往与自民党自身政权巩固联系在一起，因而这种诱导实际上带有争取选民支持的倾向。利益诱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推动企业的发展，对企业进行利益诱导，如提供低息贷款，大笔公共投资等，这种诱导在战后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二是对社会的利益诱导，这出现于战后的7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引发的高度社会动员，带来了两方面后果：一是各种社会利益要求涌现。强烈的发展动机，使社会各领域都对政府形成明显的利益要求；同时，经济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自主地位和主体意识，使其对权利的维护和实现更加积极、主动，从而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要求。二是高速经济成长所引发的公害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等不断引起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使自民党政府时常面临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危机。面对日益活跃、日趋独立自主的社会，自民党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从70年代开始推行利益主义的诱导战略，即通过提供各种各样的巨额辅助金、补偿金、进行各种事业的投资、发放低息贷款等经济手段，⁽⁵⁴⁾广泛满足社会各领域对利益分配的要求，从而稳住地方，化解社会运动，买通民意和民心。⁽⁵⁵⁾日本学者把自民党这种利益诱导的政治，形象地称为“顾客指向政治”。⁽⁵⁶⁾在这种政治下，政府的利益诱导时常超越经济规律，而按照政治需要进行。⁽⁵⁷⁾这种使社会有关各界受益的利益诱导，到了80年代中期，带来了自民党在选举中的巨大胜利和新的政治安定时代。60年代高速经济成长积累起来的大量财政资源，为70年代开始推行利益诱导战略提供了重要基础。⁽⁵⁸⁾尽管这种诱导难脱自民党为自身政权谋求政治利益的色彩，但它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协调社会利益，平衡地区开发，全面推进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第三，教育主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推行“教育立国”的现代化道路，战后现代化发展依然沿此道路进行。教育是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因而，在社会统合中往往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战后，在教育立国的战略下，自民党很自然地将教育作为社会统合的重要机制，推行教育主义的统合战略。

战后初期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战前完全由国家统制、培养军国主义的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推行民主教育，从而在推翻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教育统制体制的同时，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行政、教育政策等方面都进行民主化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消除国家对教育的支配与影响。就在战后改革推行“民主教育”的过程中，保守政党的政府就推出比较专制的教育路线，如对在日朝鲜人，压制其民族教育，实行“日本国民的同化教育”，并在全国大学中，以各种借口解聘“共产主义教授”。基于这种倾向，占领统治一结束，保守政党就在建立“独立”的日本体制名义下，重新全面确立国家对教育的支配体制。当时作为首相咨询机构的“政令改正咨询委员会”在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设想：1．编定国家统一教科书，教育委员会实行任命制，强化文部省机能，使其成为有关教育行政的最高审议机关，强化和扩展国家对公立教育的支配。2．引入系统的教育内容，中学以上，普通课程与职业课程分设。3．公立的职业教育应培养战后经济再建和发展所需的人才。这些设想后来基本上都付诸实施，从而确立起国家具有很强支配力的新教育体系。战后保守政党就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进行有效的社会统合，其具体策划者是文部省官僚和自民党文教部会。这种教育统合主要围绕着两个中心展开：一是国家主义的民众统合；二是能力主义的民众统合。

国家主义的民众统合，就是通过教育体系向民众灌输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基于日本的历史与传统，这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不外是：爱国心，守卫国家的气概，国防义务观念，天皇制的拥护，公共意识形态和秩序观念等。⁽⁵⁹⁾这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在吉田茂政权时就已开始，吉田茂当时还就爱国心教育发表了谈话，予以强调。自民党成立后，继续进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并予以发展。这种教育的最基本机制，就是以历史教科书为中心的教科书国家检定制度。直到80年代，自民党还在不断强化教育的行政指导。

能力主义的民众统合，是从60年代开始全面展开的，它与企业权威统合、经济主义统合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态势。能力主义的基本理念就是教育要为经济的高速成长培养各种各样具有不同技能和能力的人才。1962年，文部省发表了题为“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的白皮书，提出了“为了将来的经济发展……教育也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部门”的主张，1963年，经济审议会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中人的能力开发的课题与对策”的报告，明确了教育应彻底推行能力主义。基于“人的能力开发论”和“教育投资论”，在60年代，公共教育按照经济主义的合理化和能力主义的多样化的原则展开，国家依据学生的情况和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增设各种职业高校，使教育内容多样化，另一方面使战后“单线型”的学制转为“复合型”的学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使教育培养与实际的社会需要高度吻合。⁽⁶⁰⁾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种能力主义教育中，教育不仅重视了人的能力开发，而且还重视使开发出来的能力产生社会效果。为此，能力主义教育还有意识地引导人们把自身的能力开发与对社会和国家的奉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提出了“胸中日之丸，手中好技术”的新的国民形象。⁽⁶¹⁾这种能力主义与当时的企业权威主义、经济主义相结合，对国民起到了很强的统合功能。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权威主义、经济主义和教育主义，实际上相互之间内含着十分紧密的有机联系，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使战后保守政党的社会统合战略既有很强统摄力，又有很强的适应性，从而能有效地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统合。当然，随着日本社会的逐渐成熟、现代化国家的达成以及民主化的全面展开，社会统合也就逐渐从以国家权力主导的统合转向以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主要机制的自行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