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探讨政党支配的社会基础

在现代社会，作为国家和社会中介物而存在的政党，必然是一定社会利益的代表。从政党政治意义上讲，只有代表了一定社会利益，从而获得该利益主体广泛支持，政党才有可能在政权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对政党来说，这种支持力量就构成它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日本，众所周知，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因而，又被称为“农民政党”；而作为最大在野党的社会党的社会基础则是城市劳动者。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政党以一定的社会力量为基础，表明政党与该社会力量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政党就完全是由该社会力量所构成，因为在政党政治下，政党寻求社会支持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是从政党竞争的战略来考虑的。所以，自民党虽以农民为其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本质上讲，也就是说从阶级性质上讲，并非农民政党，它最多只能算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

在日本战前、战后现代化发展中，自民党及其前身政友会和民政党是最主要的指导力量。自民党在战后连续三十八年的长期支配统治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史上少有的。因此，从总体上讲，日本社会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政党支配，实际上就是自民党的支配。在考察自民党支配与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时，人们就很自然地会从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出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农民为主要社会基础的自民党能够有效地指导现代化发展。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前面提到的事实，即自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虽然是农民，但其本质不是农民政党，而是明治维新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日本，自民党与农民的关系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其中深受日本社会发展的现实与传统的影响。从日本政党政治发展史可以看出，自民党是战前主要政党发展以及最终联合的产物。⁽²⁰⁾这之间经历了自由党与立宪改进党（进步党）时代、两党合并后的宪政党时代、政友会和民政党时代、一国一党的大政翼赞会时代和自民党成立前的自由党与民主党时代。虽然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从最初出现的自由党与立宪改进党到最后的自民党，被统称为日本政党中保守政党的发展，在组织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变迁过程，但是其核心脉络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相反，而是代代相承。⁽²¹⁾在非工业化时代，最初政党与农民所结成的关系，也被代代继承了下来，直到战后的自民党时代。

保守政党与农民所形成的传统关系，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党形成的社会条件，二是政党的组织基础。战前政党是在日本社会现代化刚刚启动时形成的，整个社会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农村社会是当时社会的主体。这就客观上决定了战前政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政党的组织情况看，早期政党的规模是比较有限的，这与当时理论上认为“议会制下，政党应以议员为中心组成”有关。⁽²²⁾虽然这个理论很快就被放弃了，政党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但政党并不因此而成为大众政党，相反，它依然是由诸如知识分子、实业家、旧武士组成的精英型政党。从表面形态上看，这样的政党应该是超越农村社会的，但实际并非如此，相反而是以农村社会为基础。这一方面与政党所属议员的构成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党的竞选需要有关。当时政党的所属议员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人：一是来源于地方政治家，所占比例约四分之三；二是来源于实业家和官吏，而所谓的实业家大部分也同时是地方政治家。⁽²³⁾地方政治家在地方上所具有的影响，使得地方，在当时主要体现为农村社会，成为政党的主要支持地盘。每次选举，通过具有很强集票能力的农村村落（部落）组织中的名流和有权势者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支持组织，是各候选人竞选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日本文化中强烈的集团性、农村社会的高度组织性以及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地元主义”和利益诱导等各种体制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使得保守政党与其在农村的选举地盘的关系，不断地得到延续和发展，并保持到战后。

战前日本农村的地方行政实行町村——部落（村落）二重结构。町村是国家行政控制的末梢，町村的政治与行政以部落（村落）为单位展开。每一部落所形成的部落会是部落农村的自治团体，主要由部落内地主和上层农民主导。由于町村一级行政常常将公共行政事务转移给部落会，部落会实际上也就承担起了行政功能，从而成了国家公共权力对农村控制的重要中介。⁽²⁴⁾所以，部落会对农村社会具有直接的组织和调动功能，而部落名流和有权势者对部落会的领导，赋予了部落会很强的传统权威力量。因而，各政党通过名流和有权势者，以部落会为基础所组成的农村选举地盘自然是十分巩固的，能长久保持。到了战后，虽然农地改革使地主、上层农民以及有权势者对部落的支配秩序瓦解，但町村——部落的二重行政结构并没有完全改变，因而，战后保守政党通过用于代替地主和有权势者支配秩序的地方公共行政组织，依然保持住了农村地盘。另一方面，从战前地主和有权势者支配秩序下解脱出来的部落社会与战前相比，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因而，它们想通过地方公共行政组织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愿望也更加强烈。⁽²⁵⁾这种倾向也保证了部落与它所支持的政治家、官僚或议员之间的传统关系得以维持和发展。因为，这些政治家、官僚或议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某种政治优势所形成的“利益还原”（即对有关地区及其选民的支持给予利益回报），是它们实现自身利益和要求的重要基础。

“利益还原”，是保守政党确保所属地盘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因为这能起到诱导选民支持的作用。在战后，贯穿于中央、县、市、村公共行政机构的官僚体系是利益还原的渠道。上层政治家通过对作为利益还原中介的行政机构的操纵，往往形成包括市町村政治家和政府主要公务人员在内的系列化的利益还原渠道，其中地方政治家和政府重要公务人员是使公共行政权力成为政党利益还原中介的重要力量。通过这样系列化的利益还原渠道，保守政党就能有效地影响、调动和支配农村社会。⁽²⁶⁾利益还原一般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个人层面，二是政党层面。

所谓个人层面，就是指当选议员为确保自身的支持地盘，而对自己的后援组织或后援地盘的利益予以关心和照顾。这方面的利益有两大类：一类是后援地盘的公共利益，如道路的铺设、垃圾收集站的修建、儿童公园的建立、公共汽车线路的开通等。为了此类公共行政利益的实现，议员就必须出面与有关行政当局交涉、协商，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和影响。⁽²⁷⁾另一类是后援会中选民的个人利益，对于这类利益，议员往往作为一个有影响、有权威的人帮助选民解决问题，诸如居民间纠纷的调解、夫妇争吵的仲裁、就职和升学的顾问、地域性儿童或妇女组织的照顾关心以及婚丧礼仪的主持等。对于集团性很强的日本农村来说，这种个人性的利益还原能使支持的组织和地盘与被支持者保持极为密切、也极为忠诚的关系，以至于被支持者能将自己所属地盘和组织，作为一种政治资产传递给自己的儿子继承，从而在日本出现了二世议员、三世议员这种议员世袭现象。⁽²⁸⁾这种继承性对保守政党的长期执政多少起到维持的作用。

在长期推行的中选举区制的选举制度下，竞选主要是围绕着个人，而不是围绕着政党展开的，因而，竞争的个人拥有稳定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管怎样，个人总是代表一定政党出现的，在党派背景不同的个人竞争中，党派的因素往往能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党派的政治倾向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对其自身的发展以及所属议员在竞选中的获胜都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出现了政党层面的利益还原问题。基于历史和传统，战后形成的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很大一部分在农村，因而，自民党执政后，利益还原的一个重要流向自然是农村。自民党对农村的利益还原主要体现在对农村利益的保护上，具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政策保护，这主要体现在对米价以及农产品市场的保护；二是提供财政补助，从吉田时代开始，战后政府在实现粮食和农产品自给自足的口号下，向农村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助，1964年，日本政府的农业补助金水准在发达国家中达到了最高纪录；三是下放权力，即把原先由政府管的事务，下放给农业生产的最大组织——农协。这种管理事务的下放，带给农协的不仅是权力，而且还有许多利益。这些农业保护措施，在保证战后日本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保证了自民党政权的最大支持地盘。⁽²⁹⁾从图5-1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相互关系。在米价不断上升的同时，自民党在农村所获得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上升。当然，这种上升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从绝对倾向上看，随着城市化，自民党所依赖的农村总地盘是在不断缩小的。

图5-1　保守政党在农村的基础（1945—1986年）
出处：时事通信全国舆论调查：《昭和国势总览》，第一卷，东洋经济新报社，第134页。(www.xing528.com)

从保守政党利益还原的倾向可以看出，自民党在总体上是代表并保护农民利益的。但是这种保护，对于自民党来说，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即利用稳固而广泛的农村地盘，达到长期执政目的的手段。因此，自民党代表并保护农民利益，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因此而反对现代化。恰恰相反，自民党在根本上是倾向于现代化的。早在战前的政友会和民政党时代，作为自民党前身的这两个保守政党，就都把产业立国视为日本发展的战略。战后的自民党完全延续了这种战略。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不是战后时期的创新，而是有效地继续执行早在19世纪就已采取的方针。”⁽³⁰⁾所不同的是战前保守政党虽然以农村为自身最主要的地盘，但并不把农业发展作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是轻视农业；相反，战后的自民党则把农业发展作为战后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予以重视，⁽³¹⁾从而既保证了自身的地盘，又保证了现代化的稳定发展。所以，如果从自民党的长期一贯的战略来看，自民党依靠农村，保护农民，其目的正在于现代化本身，因为，依靠农村稳固的支持所形成的长期稳定的统治，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正因为在自民党的整体战略中，依靠农村、保护农民利益只是一种执政的手段，而不是执政的目的，所以，自民党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不是单纯地从狭隘的农民利益出发，而是从现代化发展对农村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去保护农村社会和农民利益，从而在客观上保持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乡相对平衡。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在战后的发展中，自民党不仅没有阻止会使自身社会基础逐步缩小的城市化过程，反而在诸如“社会开发”、“日本列岛改造”以及“山村振兴”等计划下，推进和完善城市化过程。同样，也正因为保护农民利益仅仅是一种保持长期执政的手段，所以当社会的发展不得不需要政府部分解除这种保护时，自民党政府也没有因农村的利益而逆这种社会发展趋势而动。例如80年代中期，依据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变化，推行新保守主义的中曾根政府，缩小了对农业的财政补助，在农产品市场开放上采取了一些行动，以利于经济的整体发展。

如果说自民党依靠农村，保护农民利益，是基于历史的传统关系和现实的统治战略需要的话，那么自民党从根本上倾向于现代化，则基于其内在本质。自民党从本质上讲，不是农民政党，而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一方面表现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对此，前面已有多处分析到；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它与财界的关系上。

正如自民党与农民之间有传统的关系一样，自民党与财界之间也有传统的关系，而后一种关系，实际上更为直接与密切，而且有时往往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战后保守联合的经历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农村与农民是自民党长期一党支配的社会基础，而财界则是自民党统治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对于财界来说，自民党政权，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产阶级政权性质那样，是财界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管理国家事务的共同委员会”。作为资产阶级管理国家事务的委员会，自民党正是借助财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有力的支持而得以长期执政的。

在自民党长期统治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中，农村和财界实际上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农村是自民党的“票田”，而财界则是自民党的“金库”。从自民党成立过程来看，这个“金库”在自民党尚处萌芽状态时，就开出了支票。在保守政党联合，成立自民党时，财界仅保守联合的工作费就提供了十亿日元。⁽³²⁾实际上，早在自民党出现之前，财界向保守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已经形成传统。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各个业界或企业向党的实权者提供的政治资金，二是各个业界或企业向党的派阀提供的政治资金。⁽³³⁾财界政治投资所要换回的自然是经济利润；而保守政党手中的权力和政策导向，则为他们利润的实现提供了种种方便和保证。保守联合前夕，财界为了避免多渠道、多对象政治献金可能造成的不法行为对政党及财界自身的影响，于1955年1月组成了“安全的献金团体”——经济再建恳谈会，从而使财界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一体化和组织化。该组织1955年成立后到1960年的五年时间里，向自民党提供资金累计达37亿日元，仅1960年这一年，就达14亿日元。⁽³⁴⁾由于这种公开的党、财结合遭到舆论的批评，再加上经济再建恳谈会建立后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组织并不能使财界向政党提供资金一体化，财界往往在这正式献金之外，还要私下单独献金，从而客观上反而加重了财界的负担，所以，到了1961年3月，经济再建恳谈会解散，代之而起的是由自民党组织、财界支持的国民协会。该组织成立于1961年7月（1975年改组为国民政治协会），它既是自民党的宣传机构，同时也是自民党收集政治资金的机构，对于财界来说，则是财界向自民党献金的窗口。这个组织的成立，比较成功地使财界向政党献金一体化，因为财界向各派阀和议员的献金，都必须通过国民协会这一组织。⁽³⁵⁾这个组织一直延续至今。据统计，自民党1989年总收入的308亿日元中，有145亿是各企业通过国民协会这个窗口向自民党提供的，占了全部收入的47％。此外，由各派阀组成的政治团体所获得的政治资金也共达79亿日元。⁽³⁶⁾这些数字已充分说明了财界对自民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虽然，在日本政党政治中，财界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并非仅仅提供给自民党，事实上也向其他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其中包括社会党。但是从财界与自民党的关系、财界的政治倾向以及财界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的绝对数额来看，谁都无法否认财界是自民党保持长期统治的重要支柱。自民党依靠财界的支持而成立，同样，也依靠财界的支持而保持长期支配地位。

与其他政党相比，自民党一党支配的社会基础，主要由最基层的农村和高层的财界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不断发展的都市中，自民党就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虽然自民党在都市所进行的培育都市社会基础的发展战略不是十分成功，但现代化和都市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的“新中间阶层”以及该阶层主张维持现状的“生活保守主义”，在客观上为自民党在80年代再度走向鼎盛，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³⁷⁾

在考察和分析自民党长期支配地位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时，除了要充分认识到自民党支配所具有的比较优越的体制基础和比较稳固的社会基础之外，还要充分看到自民党所拥有的丰富的权力资源，因为这种资源对于自民党支配地位的维持和支配成效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