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体制基础与支配

日本战后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改革时期。这场改革是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重要的前奏曲。改革大约历经十年时间，到1955年结束。⁽⁶⁾这也就是说，改革基本告一段落的标志是“五五体制”的确立。而“五五体制”的确立，也就是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确立。显然，战后政党支配是以战后改革为基础而确立的。

战后这场改革是占领当局领导，日本政府操作的改革，是一种“外压型”的改革。在占领当局领导下，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使日本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为此，改革围绕着彻底解除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再建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而展开。虽然，占领当局在这场改革中起主导作用，但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占领当局的每一项改革意图都是通过日本政府实施的，因而实际的改革方案往往是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不断交涉、协商的结果。⁽⁷⁾这就意味着这场“外压型”改革最终确立的体制是以民主为理念，以日本现实为基础的体制。在议会制下，保留经过改造的天皇制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种理念时兴而基础现实的新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是战后政党支配得以顺利而有效展开的重要体制基础。

战后这场体制改革涉及广泛，是一个整体性的体制改革：在政治领域，从宪法修订开始，对司法、行政、立法等领域的主要体制以及地方制度进行改革；在经济领域，实行以财阀解体，农地改革和劳动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领域，进行了以民法修改为基轴的家族制度改革；在文化领域，实行以教育制度改革和广播法修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些领域的体制改革，总体取向是积极的，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从而决定了改革所确立的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制与战前的有很大差别。但应看到，由于时代条件和具体形势的限制，并非所有领域的改革都十分彻底，这就使得战后新体制难免存在着延续战前体制的倾向。这样，战后实际形成的体制，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保守的成分。这种两面性，客观上使战后体制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适应性，从而为以这体制为基础的战后政党支配，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和更多的体制资源。这里不可能对政党支配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作全面描述，只能通过对体制特征的总体把握来认识战后日本为政党支配所提供的体制基础。战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总体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主主义。战后改革所确立起来的体制多少都带有民主主义的性格，这与战后改革推行“全面的民主主义”有关。这种“全面的民主主义”就是要在日本实现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因而，这种改革在建立新体制的同时，也使战前完全从属于国家和天皇的日本社会和国民得到一种解放，从而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支撑日本战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和国民正是在这基础上逐渐获得发展的。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的社会和国民的出现，使得战后民主化过程，能在开始之后，得到一定的维护和发展。因此，尽管战后改革后期以及改革结束之后，战前体制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复，但都没发展到完全排斥民主主义，反对民主主义的地步。另一方面，全面的民主改革，也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在民主的维护和发展上，形成相互促进、制约的关系，从而保证了战后体制的民主主义特征。例如，战后财阀的解体，独占性垄断行为的禁止，旨在消除农民寄生地位并使其获得自主性的农地改革，使得像战前那样的专制统治失去了经济基础；而家族制度的废除和获得一定自主性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则为战后民主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样，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制衡和有效监督，使得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反民主倾向，无法直接得到有力的政治支持。这种民主主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生长的活力和空间。

但是，应该看到，由于这种民主改革不是自发的，而是借外力强行导入的，再加上日本社会对传统具有很深的继承性，所以，战后体制的民主主义特征还是比较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不单纯是战后统治阶级统治政策和手段的保守性和反动性所造成的，它还有很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例如，在国家支配体系中担负十分重要功能的“企业社会”的形成，除与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政策诱导和行政作用有关之外，还与日本人观念中传统的集团主义有关，⁽⁸⁾这种集团主义使日本人对集团具有很强的从属性。而日本民众中“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倾向，则是限制体制民主变革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基础。⁽⁹⁾战后体制民主主义特征的有限性，使得战后体制在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同时，又带有比较强的集权和保守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对战后政党政治产生影响。如果说战后体制的民主性是战后政党支配的体制基础的话，那么战后体制中民主主义特征的有限性，则是战后自民党一党长期支配的体制基础。

第二，国家主导。日本学者猪口孝在分析日本政治经济体制时指出：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重要区别。日本的情况属国家主导。⁽¹⁰⁾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主导，是日本战前就已形成的传统，这种传统赋予了日本现代化发展以国家主导的性格。到了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这一性格，反过来促使政治、经济体制走向国家主导。当然，战后的国家主导与战前的国家主导有着很大不同。

战前国家主导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天皇绝对权力的统治，二是以国家垄断和财阀支配为核心的统制经济。天皇绝对权力统治的形成，则与日本社会试图借助传统的权威力量实现国家统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的变革战略有关。由于这种统治直接源于日本的家长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家族国家主义，因而，它具有十分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基础。社会民众对天皇表示高度认同，从而在赋予其高度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整个社会完全从属于天皇和国家。战前国家主导的经济基础，即以国家垄断和财阀支配为核心的统制经济的形成，则与明治维新之后，每隔十几年就要进行一场战争的历史发展有关。战争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和支配为基础的，因而，每一次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集中，在客观上都使得随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市场体制受到冲击，相反却使国家垄断和财阀支配得到加强。到了二战前的军部独裁时代，这种支配发展到了顶点。这时，统制经济在战时体制下展开，借助强有力的军事独裁，形成了全面否定市场体制，完全由国家垄断资本和财阀势力支配的体制。⁽¹¹⁾战前的这种统制经济培育出了日本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家权力的性格。

战后民主改革对战前国家主导的两大基础形成了有力打击：宪法的修改和议会内阁制的确立，使天皇失去了实际的统治力，以天皇为核心的旧帝国体制彻底崩溃；而财阀解体和垄断禁止法的颁布，以及非军事化的国家发展方向，则使得统制经济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然而，这些变革并不意味着战后政治经济体制就因此丧失了国家主导的特性。战后经济的恢复、社会秩序的再建以及高速经济成长，都使得战后政治经济体制不得不回到国家主导的轨道，而战前延续下来的官僚力量，则为这种回归提供了主体力量。但是，战后国家主导已不同于战前的国家主导：1．它不是靠战前那种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体制而实现的，而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通过行政权力的集中而实现的。因而，战后的国家主导在行政上的意义要远远强于在政治上的意义，而战前的情况则完全相反。2．它不是以国家垄断和财阀支配而形成的统制经济为基础，而是以“使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改革有效化的‘民主主义’市场制度”为基础。⁽¹²⁾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但并不否定或抑制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到了80年代，新保守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张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这一新倾向对国家主导产生了弱化作用，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国家主导。(www.xing528.com)

国家主导的核心就是强调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强有力的政府是以有效而稳定的政党制度为基础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是为适应战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

第三，官僚本位。在日本，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具体运作中表现出了官僚本位的特征。和国家主导一样，这种官僚本位的特征在明治时代就已形成。从日本社会发展的逻辑过程讲，官僚本位是国家主导的基础。因为，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官僚是实现国家主导的具体担当者。官僚成为明治时代国家活动的核心主体，除与明治时代国家体制有关之外，还与明治维新领导者把具有管理和组织能力的官僚看作日本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力量有关。美国学者伯纳德·西尔弗曼在分析战前日本政治特征时，把从1860年到1945年的日本政治发展分为1860到1909，1910到1929和1930到战败三个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日本政治特征分别是：官僚绝对主义，有限多元主义和官僚权威主义；⁽¹³⁾而并不反对这种分析判断的日本学者猪口孝，则把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归纳为“官僚的包括型多元主义”。⁽¹⁴⁾事实也确实正如日美学者所分析判断的那样，不论战前、战后，官僚都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起关键作用。

战后占领当局“间接统治”对官僚的需要，不仅使战前的官僚势力在战后得以延续，而且也为战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战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展开，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官僚势力在战后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战后官僚借助战后公职处分对政党和旧政治势力的打击之机，向政党和议会的涌入，打通了政府行政与政党政治之间的体制隔阂，从而在保证行政权力主导地位的同时，开始作用于政治权力。

在战前官僚本位的政治体制下，日本政党虽然曾作为反对以官僚为核心的明治政权体制的反体制势力而存在，但很快就在妥协中与官僚势力走到一起，并在大正时期的政党政治时代，形成了官僚政党化和政党官僚化的传统。这种传统被战后的自民党所继承，并有所发展，其标志就是自民党的核心官僚化。据统计，自民党议员中有30％左右的议员属于官僚出身；而在自民党长期执政中，由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担当首相的时间占了整个执政时间（到中曾根时代）的三分之二以上，⁽¹⁵⁾其中有商工所出身的岸信介、大藏省出身的池田勇人和大平正芳、运输省出身的佐藤荣作和内务省出身的中曾根康宏等。在官僚在战后政治经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党的官僚化和官僚的政党化，无疑为自民党一党长期支配提供了雄厚的权力资源和体制条件。

第四，同盟依赖。在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世界市场把国内的发展与国际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一国政治经济体制对社会的指导与制约功能，就必然深受其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影响。在日本，这种影响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体制的最初确立和成长是在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下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全面展开，日本很快就纳入冷战的总体战略部署中，成为西方世界实现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战略的支配作用，使得日本战后体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着内在的依赖性。另一方面，日本战后体制改造的总体原则，除了民主化之外，还有非军事化。所以，体制改造解除了日本正规军备体系，使日本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国家。这就使得日本在占领结束成为独立国家后，不得不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安全问题。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现实，日本在1951年底与美国等4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和平条约的同时，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而与美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以便使日本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统治有一个安全的国际政治和军事保障。战后历史表明，“安保体制”是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因为，一方面这一体制保证了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稳定。在50年代，这种内在的关系体现得最直接，到了60、70年代，在“安保有用”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经济主义化的日美同盟，在客观上也保证了国内政治支配的安定。⁽¹⁶⁾另一方面，这一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国内政治经济体制运作的成效。因为，有这种军事和政治同盟的存在，日本就将战后有限的财力投入到经济和社会建设，⁽¹⁷⁾从而在美国军事和外交的保护伞下，实现“一国繁荣”的发展战略。

对于自民党来说，战后政治经济体制对日美安保同盟的依赖性，不仅确保了它能够在比较稳定的体制下，专心实现经济高速成长的战略构想，而且为其保守主义政治统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因此，在战后的发展中，日本政府，也就是自民党政府一向十分重视日美安保体制的维持和发展。不管自民党领导层怎么变化，但在这一点上，前后都是比较一致的。⁽¹⁸⁾自民党在1974年版的政策解说中，明确表示“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并解释道：“我国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防卫支出水准最低的国家，然而，我们不仅维持了和平与安全，而且获得了持续的繁荣。这其中，我们不能忘记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及其所起的重大作用。如果日美安保条约不存在，那么国民就自然会对安全保障产生不安，国家的再建和今日的繁荣也就不可能实现。”⁽¹⁹⁾在80年代，中曾根上台后全面修复日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再度显示出自民党对日美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视，而自民党多少也因此而进入再度鼎盛时期。

从上述四个主要特征可以看出，不论是体制的结构形式，还是体制的功能，也不论是体制的历史定位，还是体制内含的价值取向，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战后政党支配，尤其是自民党一党支配，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外，从战后体制的这些特征反观体制本身，多少也能看到这套既不完全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同时又根植于日本历史和现实的体制，还是具有比较强的现实性的。这种现实性保证了体制的活力和效能。所以，从战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自民党对战后现代化发展比较成功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战后初期保守政党和官僚在占领改革中和占领改革后建立和发展了一套具有日本特色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