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战后社会中的地位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化发展，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为界，可分成战前阶段和战后阶段。众所周知，战前阶段的现代化发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它是随着军国主义的破产而失败的。尽管如此，战前现代化发展还是为战后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基础条件，如统一的国家、独特的权威模式、日本化的各种体制结构和强烈的民族认同与现代化意识，这些基础条件为战后日本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战后现代化发展是在一个新的体制，即以民主为理念的体制下展开的，而战前的现代化却是在以专制为理念的帝国体制下展开的。战后的民主理念也决定了战后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战前的不同，战后追求富裕、民主、和平，而战前则追求富国强兵。战后民主理念和新的体制，是在占领改革中确立的，而其承担的主体是在战后复兴的政党。战后的政治背景和体制条件，都决定了政党是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指导力量。

第一部分的历史考察表明，日本的政党是在现代化启动后产生的，是日本社会有意识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在战前现代化发展中，政党出现后，虽然随着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对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加深，但它始终不是现代化的指导力量。这其中除与战前帝国体制专制性有关外，还与基于不成熟的阶级与社会而形成的日本近代政党本身的局限有关。在战前的帝国体制下，天皇制国家对政党的态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敌视阶段、无视阶段、合法化阶段和消解阶段。从日本实际的历史过程来看，只有到了政党被帝国体制承认，并赋予一定的合法性，政党才作为一种直接的领导力量对现代化起一定的指导作用。虽然在以天皇为主导，官僚、军阀为核心的帝国体制下，这种指导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但对于战后政党政治发展来说，它还是为战后政党指导提供了经验，奠定了一种历史基础。事实证明，战后政党对现代化的指导，尤其是自民党对现代化的指导，在行为方式、政策构想等方面，都保留了很深的战前痕迹。

战前体制之所以无法使政党真正上升为现代化的指导力量，关键在于决定这个体制的明治宪法，一开始就没有留给政党任何体制空间。明治宪法的支柱是“天皇主权”，即天皇意志是国家最高的、也是绝对的意志，对于现实的政治，天皇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明治宪法虽然赋予议会在体制中的合法地位，但并不是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即使这样，明治宪法也没有让政党成为议会活动的中心。明治帝国宪法确立的权力结构形态是：天皇→官僚→军阀→政府→议会→政党，显然，政党在这种权力结构形态中的地位是极低的。在这种宪法和体制的条件下，日本政党不突破这种地位就无法真正有效地指导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事实表明，日本政党自身是无力突破这种地位的。

日本政党上升为现代化的指导力量，是在战后民主改革中实现的。占领军的民主改革，从外部强行用西方民主体制取代旧的帝国体制，从而使日本由天皇主权国家向国民主权国家转换。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国的主权属于国民。随着主权的转移，作为代表国民意志机关的议会也就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样的体制和权力结构下，作为议会活动主体的政党就自然开始上升为社会的指导力量。

与此同时，随着主权转移与战后新的政治动员展开，日益活跃的社会、集团和个人，在追求利益、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广泛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将政党作为最主要的途径或手段，从而使政党地位的上升在获得体制基础的同时，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基于这种社会基础，战后政党的复活，不仅表现为战前已有政党的复活，而且表现为大量新党的涌出。政党在战后社会中地位的确立，是以其在政治舞台上地位的确立为前提的。

战后占领改革的历史表明，虽然在占领改革时期，政党在体制内以及社会中的指导性地位已在法律上和政治理念上确立，但占领时期的“间接统治”，使重新复活并拥有重要政治地位的政党，只是作为占领当局的代理者对战后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占领当局对日本“间接统治”的需要，作为战前体制核心力量之一的官僚，并没有在民主改革中被摧毁，相反，却得到有效的保存和强化，⁽¹⁾从而在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中，成为社会发展的实际指导者。这股力量的存在，使政党在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指导者。政党只有到了占领统治结束，并与官僚势力形成有力的同盟关系之后，才真正拥有对战后日本现代化的指导地位。

战后政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所受到的最大冲击是占领改革时期的褫夺公职处分。1946年2月28日，公职处分公布，进步党有93％的议员，自由党有96％的议员，协同党的全部议员和社会党58％的议员涉及其中。这种处分，一时使政党的实力受到打击，影响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但同时却使简单复活战前政党而形成的战后政党得到一定的改造，具体体现为，在这场处分运动中受冲击最小的旧官僚势力开始加入政党，进入议会，并成为政党的新领导者。这些官僚虽属旧体制的官僚，但却是明治维新后为现代化需要而建立的新官僚培养体系培养出来的新官僚。所以，旧体制中新官僚向政党的涌入，不仅巩固了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政党对战后日本现代化的指导能力。此时，以币原、吉田茂、芦田均为代表的官僚向政党的涌入，并成为政党的领导者，为后来政党与官僚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基础。“吉田学校”的形成，正是这种进一步发展的具体体现。所以，可以这样说，战后代议民主制度的确立，赋予了政党在战后现代化中的指导地位，而官僚向政党的大量涌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党官僚化，却在客观上赋予了战后政党的指导能力。(www.xing528.com)

然而，政党的指导地位和指导能力不能直接产生实际的效果，它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政府起作用，而在以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下，有效政府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政党本身形成的有效的政党制度。这正如亨廷顿所说，“在现代化国家中，建立政府意味着建立一个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将新集团纳入政治的有效的政党制度”，⁽²⁾对于已经具有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度的日本政治来说，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政党制度。

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政党制度的最终选择，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选择，对于日本来说，它就是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内在要求的选择。

日本战前现代化发展，是在以天皇绝对权力和权威为基础的绝对主义下展开的，因而，战前现代化发展是一种国家主导性的发展。在这种发展形态下，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权力和权威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日本血缘上的“家族主义”、地缘上的“部落主义”、业缘上的“集团主义”和基于这些“主义”所扩展出来的政治上的“家族国家主义”，⁽³⁾使得这种依赖性不仅具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而且还有深层的文化意义。然而，战后的民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种“权威主义制度”的。⁽⁴⁾因而，随着民主改革的展开，以天皇为顶点、以家族为基础的旧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也就纷纷解体，进入权力和权威体系再建的过程。因而，战后现代化发展在占领结束之后，就自然形成了对建立新的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的要求。因为，对于日本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追赶型”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强有力的政府、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日本社会现实和传统的要求，天皇制在改革中得以保留，但保留下来的仅仅是权威，它原有的权力转向政府。此时政府中，权力担当者除了官僚，就是政党（军阀势力已被解除）；而战后初期官僚与政党的相互接近，则为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权提供了条件。由此，问题的关键就转向如何在多党的条件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党制度，从而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政权。在这方面，与战后现代化发展利益关系最直接、也最密切的财界起了关键作用。

在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财界与政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战前的现代化发展中就已形成传统。这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战后改革中，财阀的解体和垄断的禁止，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较强的打击。但是，随着占领政策重心从政治与社会改革，转向经济复兴，并逐步结束间接的占领统治，那些被解体的大企业和财阀又逐步以新形式得以复活，⁽⁵⁾并通过战后建立的四大经济团体，重新对政界产生作用和影响。而战后政党，尤其是保守政党的官僚化以及政党对财界的依赖，使得这种作用和影响更为直接和全面。这种作用和影响的主要结果是保守阵营实现联合，产生出自民党。

从战后初期日本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来看，财界为建立稳定政权，对政党的统治结构有过两次大的选择，最初选择体现在建立以社会党为中心的联合政权上。面对战后初期日益激化的劳资对立和不断上升的社会党，财界深感与其建立保守政党单一统治政权，倒不如建立保守与革新势力联合的政权，这样一方面能缓和不断激化的劳资冲突，使动荡不安的政局和社会形势趋向平衡，从而为战后经济复兴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条件；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如果能在这种势态下，形成英国式两党轮流执政的稳定局面，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结局，而且这种结局与当时民主改革的方向也是相吻合的。为此，财界向政党积极呼吁。最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以社会党为主体的政权确立。由于社会党很快因党内的危机而解体，结果，保守与革新长期轮流执政的设想，最终没有化为现实。此后，吉田茂的连续执政以及在这个时期与财界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使财界全面倾向于保守政党。因而，当保守阵营面临因政治危机而趋向分化的危险以及社会党统一所形成的强有力挑战时，财界为保守联合而“竭尽全力”。针对当时冷战形势和日本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保守联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政权牢固地掌握在保守政党手中，从而使日本的发展，在国际上能继续留在西方阵营，在国内有一个连续稳定的政权。这个选择导致了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形成。

虽然从战后历史发展来看，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出现，是日本战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选择，但是，就自民党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能不说这是财界在战后日本政治发展中所创作出的一件“政治杰作”。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出现，不仅使战后最初十年不断变幻的政党政治和政局告一段落，而且使战后政府获得了强有力的权力主体，从而使日本国家主导的“追赶型”现代化发展有了强有力的指导力量。所以，“五五体制”确立后，日本也就完全从“天皇支配国家”转向“政党支配国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政党支配，实际上就是自民党的一党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