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五五体制与政治转型

1993年8月6日是值得在日本政治史上记上一笔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两件事，对日本政治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在众议院议长选举中，原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当选为议长，这是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个女议长；二是在参众两院的首相选举中，由非自民党的八党派联合推举的候选人——日本新党党魁细川护熙当选为首相，从而结束了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统治局面，自民党也因此第一次从执政党转为在野党。对这新局面的出现，日本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热情，认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的崩溃，实际上也就同时宣告了“五五体制”的终结。自民党的彻底失败，从表面上看，与自民党内部分裂有关，但实际上，是与自民党整个机体的腐败密切相关，因为自民党分裂的直接起因是自民党因自身腐败而陷入的全面政治危机。1992年8月，东京佐川急便公司曾向当时的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提供五亿日元政治献金一事被揭发，随即引发自民党内部危机，尤其是自民党中竹下登派的内部危机。竹下派是自民党内的大派阀，人数超过百人，金丸信是该派阀总会会长。金丸信东窗事发后，竹下派就因会长的人选问题，急速分化，形成了小泽一郎派和反小泽一郎派。最后，由反小泽一郎派的小渊惠三出任会长。为了表示对抗，小泽俱乐部与羽田孜于1992年12月组成新派阀——“21世纪改革论坛”，即羽田派。由此，竹下派分裂，自民党的“竹下派支配”时代结束，新的政治分化组合开始。然而，在同一时期，成立于1992年5月的日本新党，在细川护熙领导下，以积极的政治改革旗号，表现得十分活跃，预示着新的发展势头。1993年6月，因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在野党与执政党矛盾激化，在野党提出了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自民党羽田派对不信案投了赞成票，不信任案在议会中通过。于是，宫泽解散议会，从而迎来了1993年夏天的众议院选举。在宫泽于1993年6月18日解散议会的当天，原任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的武村正义发表离党声明，并于6月21日成立“新党魁党”。第二天，羽田孜及该派所属议员也全面离党，并于23日成立“新生党”。在这种形势下，众议院选举于7月18日举行，选举结果自民党大败，仅得223个席位。虽然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但自民党在议会中还是第一大党，按理讲，依此实力，还是完全能够组成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新政权，然而，选举后的整个形势超出自民党的预想。自民党虽然还想极力控制住形势，保住政权，但面对人心所向的大势，曾支配日本社会长达三十八年之久，至今依然拥有最强实力的自民党回天乏术。结果，由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社联党、日本新党、新党魁党和民主改革联盟组成的“非自民八派”取得政权，细川出任首相。

上述过程表明，自民党最后是败在自己的手里。日本舆论就从金丸信事件到自民党分裂，再到自民党最后失去政权这一过程，作出这样很简单，但却不失深刻性的结论：“‘五五体制’终结的最大功臣是金丸信和小泽一郎。”⁽⁴¹⁾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在日本连续执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自民党来说，金丸信事件、自民党的自我分裂和政权的最终丧失，并非一个偶然的过程，相反，在这过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只有揭示出这种必然性，才能认清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最终崩溃的真正原因。

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是在占领改革中确立起来的。占领改革的基本设想是：在日本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然而，这种设想一开始就向现实妥协。首先是向日本固有的传统妥协。这一方面体现为天皇制作适当改造后保留，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予追究；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基本上延续旧体制的传统，即依然由以官僚为主体的中央省厅作为新的政治体制中心，并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战前的官僚队伍，从而便于占领时期的“间接统治”。所以，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虽然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已不同于战前，但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妥协，它还是在许多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了战前的体制。日本政治评论家森田实指出：“保守联合以后，日本形式上确立议会民主主义国家，但最终完成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⁴²⁾其次是向美国的国家战略妥协。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世界形势很快就从“热战”转向“冷战”。在冷战格局中，美国是“西方自由世界”领头国。因而，对于美国的总体国家战略来说，不论从地理的战略位置上讲，还是从东西方冷战在政治上相互遏制的战略需要上讲，日本都无疑是美国的重要“桥头堡”。所以，冷战开始后，美国在日本的民主改革，就逐渐退缩，解除公职处分，并要求日本再军备，从而最终催发出以保守力量为主导的“五五体制”。

所以，战后最终形成的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既是西方民主政治与日本传统政治妥协的产物，也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实际上是由三个支柱支撑着：一是日本国内从战前延续下来并经过战后再建的“党、官、财”，或者说“政、官、财”三位一体的体制支柱；二是将日本作为远东重要据点的东西方冷战战略所构成的战略支柱；三是战后日本社会急于复兴和发展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对强有力领导权威的渴望和认同，为自民党在日本的长期统治所提供的社会支柱。60年代后，自民党现实主义的高速经济成长政策，使这个社会支柱得到有效的巩固和发展。对于自民党来说，这种社会支柱的支撑点在农村。在这三大支柱支撑下，自民党的统治是十分稳定和牢固的。虽然，在这三十八年的统治过程中，这三大支柱，不是这个支柱，就是那个支柱，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动摇，但由于不是三大支柱同时动摇，所以，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还是能够得以比较稳定地延续和发展。

正因为这“三大支柱”的形成并非偶然，所以，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的最终崩溃也并非偶然。如果一定要说其中有偶然性的话，那最多只是体现在这“三大支柱”差不多同时发生动摇或倒塌上。然而，这“三大支柱”的同时出现动摇或倒塌，实际上是社会和历史长期变化和发展的结果。基于对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形成的分析，结合自民党自身发展状况和90年代初日本以及国际社会发展状况，就会清楚地看到，导致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崩溃和自民党保守统治终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社会“冷战”时代的结束。80年代末，随着东欧国家的剧变，尤其是作为与美国对峙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作为二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中一极的“东方世界”，逐渐消失，冷战时代结束。形势的这种变化使得作为战后东西方冷战产物的战后日本保守政治统治，对于“西方自由世界”来说，失去了其存在的战略必要性；同时相对于冷战后重新掀起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日本战后保守政治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对于自民党“一党独大”的长期统治来说，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柱”，而且意味着它还不得不面临冷战后，苏联、东欧等国政治改革、制度转型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自民党的保守统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基础大幅削弱。

第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在冷战战略体系下所形成的美日同盟关系，是战后自民党长期统治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因为，这种同盟关系，一方面使日本被彻底纳入西方国家体系，并成为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峙的“自由世界”的一员；而“自由世界”的反共倾向为自民党在国内推行保守政治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支撑。另一方面，这种同盟关系，也使得日本战后在军事上得到美国的有力庇护，从而能够全力推行自民党的高速经济成长政策，并从中获得日本国内社会的合法性支撑。所以，自民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日美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岸信介不惜全力开辟日美关系新时代，即使在80年代，中曾根也将修复和发展日美关系作为其施政的基轴，并使自民党在战后再度出现鼎盛时期。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日美以冷战为核心的政治军事同盟开始动摇，于是日美关系中长期被政治关系所掩盖的经济关系全面涌出，美国对日政策也因此开始转变，从而使日美关系由原来的同盟、伙伴关系，在一定领域内变成竞争和对抗关系。在这种新的关系中，使日本经济走向现代化并能在与美国经济竞争中胜出一筹的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自然成了一向标榜民主的美国的攻击目标。同时，竞争和对抗所形成的日美经济摩擦，也时常给自民党带来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这些因素对自民党的政治能力构成了严重挑战。

第三，日本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进入80年代，基于高速经济成长的实现，日本社会发展就逐渐从经济时代转向政治时代，政治发展和文化进步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这种时代变迁，除与自民党领导战略的转变有关之外，更与日本社会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因为，这种变迁的主要社会基础有两个：一是随城市化发展不断扩大和成熟的社会力量，二是随现代化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而日益壮大的“中间阶层”。因而，80年代后，自民党统治所面临的不仅有新的社会发展要求，而且有新的社会主体。这种新的社会主体与以往的相比，更具有自主意识，并日益独立于政治生活。80年代，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推行的自由主义更刺激了这种社会主体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发展。日本国民的民主意识也在这种新的社会主体作用下发生变化。超党派的“住民运动”的出现和新的不关心政治阶层的扩展，证明了这种倾向的存在；而现在流行的“生活主权的确立”，“为生活者的政治”，“生活者优先”的政治口号，则反映了都市化社会市民的最新政治要求。⁽⁴³⁾这种倾向的出现，客观上表明政治时代已不像经济时代那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权威。面对这样的形势，自民党虽然在发展战略上也从经济时代转向政治时代，但它所追求的更多是在国家的军事和外交层面上的转化，而在最实际的政治生活层面，如代议民主的发展、地方自治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和政党政治的发展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比较有限。所以，虽然这种战略转化也曾在80年代赢得过比较广泛的社会支持，但是随着政治时代的展开，新的政治发展要求所形成的政治动员与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无法有效地容纳这种政治动员之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加剧，以至于自民党不得不走上最后将葬身其中的政治改革之路。

第四，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动摇。自民党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自民党的这一社会基础也在不断流失。城市的发展，使农村的劳动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同时，农村旧的社会组织也不断遭到破坏，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在农村所得到的支持票自然大幅下降。然而，就是在这城市化后有限的农村内，自民党的根基也是不牢固的。因为，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国际化，国际社会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不断加剧，自民党不得不将农民的利益暂时搁置一边，有限地开放日本农产品市场。自民党的这种选择，虽然暂时渡过了危机，但却失去了农民的信任。自民党早已意识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的地盘将逐渐缩小，所以，从70年代末开始，就实行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都市战略”。80年代以来，自民党的成功，正是在确保农村地盘的同时，扩大城市地盘的成果。⁽⁴⁴⁾然而，80年代开始的财政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和消费税的推行，很快就使自民党在城市扩展的地盘，因财税政策遭到大多数市民的反对而萎缩；而自民党腐败接二连三地被揭露，更使得自民党在城市，甚至在乡村失去其支持的地盘。⁽⁴⁵⁾所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已处于完全动摇状态。

第五，自民党的腐败。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民党政治腐败事件接二连三地被揭露，是自民党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原因。金丸信事件和政党的分裂，实际上都是自民党自身长期无法解决的金权政治和派阀政治的再度爆发，而这次爆发却使自民党失去政权。自民党的腐败不仅严重损害了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应有的形象，从而失去了选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且严重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使日本落得“腐败大国”的名声。⁽⁴⁶⁾自民党的“超级腐败”，源于其所拥有的“党、官、财”三位一体的“超级权力”。这种“超级权力”，不仅使多党制下应有的政党轮流执政停止，而且架空依宪法而形成的国家体制，使合理的政治过程形式化。因此，自民党的腐败，在使自身的领导权威和统治能力逐渐丧失的同时，实际上也使整个国家政权的统治能力衰败。自民党后来想通过政治改革摆脱困境，但即使这样一个最后机会，也无力把握住，党内的派阀抗争使政治改革陷入混乱状态，⁽⁴⁷⁾从而彻底失去民意和民心。所以，尽管自民党最后依靠老资本还保持议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不管怎么努力，它还是无法阻止政权的转移。非自民党党派最后之所以都共同选择这种非常不稳定的多方联合政权，而不选择与自民党一起组织比较稳定的联合政权，其原因就在于各派都意识到自民党政治已失去其时代的合理性，因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结束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的时代。

自民党长期统治时代的结束，是自民党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的必然，同时，也是日本战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民党长期统治推进了战后日本现代化的发展，然而，正是这种现代化的发展使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终结成为历史的必然。自民党失败的最终关键原因，在于它无法随领导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历史的辩证运动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自民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辩证运动中被淘汰的。这里不否认外部环境变化和发展对自民党统治的影响，但从自民党领导战后日本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最关键的还是自民党自身。如果自民党能克服金权政治和党内的派阀斗争，那么自民党的支配体制也就不会因“体制支柱”的严重僵化而陷入最后那种“金属疲劳”状态；⁽⁴⁸⁾也就不会因丧失民心民意，而在政治舞台上被完全孤立。

当然，正如历史的运动是辩证的一样，对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在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应该是辩证的。尽管这一体制最终走向腐朽，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这一体制在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60、70年代，自民党推行的高速经济成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从而使日本从战败国跃进为世界经济大国，挤进发达国家行列；80年代，自民党提出新的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即在经济大国基础上实现政治大国和生活大国的目标，则为日本在本世纪末乃至下一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日本战后的现代化历程以其成功的一面，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经验：一个有领导能力的政党是后发性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自民党“一党独大”支配体制的瓦解，标志着“五五体制”的终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民党以及自民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对日本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就因此而同时终结，相反，它们都依然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尽管“五五体制”的终结在战后日本历史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并不表明“五五体制”终结后，日本社会就完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实际上，随“五五体制”终结而开始的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就政党政治而言，它是从“一党独大，多党共存”向“多党统治”转型的时代。

1993年8月9日，细川联合政权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战后政党轮流执政的恢复。为了给公众新的形象，细川政权高举改革大旗，并在过去自民党一直遮遮掩掩的战争问题上，明确表示要深刻反省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细川内阁的积极姿态赢得了75％的支持率。然而，这联合政权仅存续了八个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细川护熙在私人借债和买卖股票上出现疑点。细川退阵后，联合政权各派，在相互协商之后，同意继续维持这样的格局，而且在这种格局基础上选出了新生党党首羽田孜为首相。然而，首相产生后，新生党联合众议院中的日本新党、民社党、自由党和改革会组成新统一会派——“改新”，这一举动引起社会党强烈反对，结果社会党脱离联合政权，从而使羽田孜最后所组成的只是一个少数党政权。羽田内阁形成后所得到的支持率仅51．6％。这个极不稳定的政权在二个月后，就被自民党的不信任案赶下了台，代之而起的是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相，由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即新党魁党）组成的联合政权。该政权成立于1994年6月30日，是社会党继1947年6月成立的片山内阁之后，第二次执掌政权。此间，社会党经历了四十七年的在野党生活。这个政权的出现也同时表明，自民党在在野党位置上呆了一年多后，再度成为执政党。

从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支配体制解体，到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权出现，前后仅一年左右时间，但经历了三个多党联合执政内阁。这时期内阁的不断变化以及政党力量的不断分化组合，表明日本政党政治在“五五体制”终结之后，正式进入一个改组、再建的转型时期。至于其最终的方向和结局，是很难预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政党政治发展中，自民党的作用和影响将长期延续。因为，“五五体制”解体后，新的政党政治的发展，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自民党的轨道。细川的新党虽然不是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但是曾属自民党田中派的细川护熙所依靠的基础却是自民党的基础，而他最后在政治上所出现的疑点，更表明他与自民党之间存在着一时难以消解的延续性。⁽⁴⁹⁾羽田孜的新生党则是直接从自民党中分离出来的，尽管面貌“焕然一新”，但“体内”流的还是自民党的“血”。社会党作为“万年野党”，一向与自民党对峙，并曾轰轰烈烈地领导了革新势力与自民党的保守势力相对抗，然而，一上台，就改变其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基本政治方针，在1994年9月的临时党大会上，作出了“自卫队符合宪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必要”的声明，并对一向反对的日本国旗和国歌表示接受，从“抵抗政党”转向“政权党”，⁽⁵⁰⁾并步入自民党时代所形成的日本政治发展轨道。

由此可见，在今后日本政治发展中，虽然政党政治的结构形式和功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可能出现多党统治或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是这种变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日本政治的基本格局，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五五体制”终结后的政党政治转型，实际上主要是政党政治制度结构和政党结构的转型。这种转型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日本政治的发展，但不可能使日本整个政治形态以及基本的政治精神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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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党政治研究会：《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616页。

(2) 秋元律郎：《多党化现象与保守政治》，白鸟令编：《保守体制》（下），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77年，第69—76页。

(3) 政党政治研究会：《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628页。

(4) 三宅一郎、三口定等：《日本政治的坐标》，日文版，有斐阁，1986年，第149页。

(5) 饭坂良明、冈泽宪芙等：《趋向联合政治的潮流》，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第48页。

(6) 秋元律郎：《多党化现象与保守政治》，白鸟令编：《保守体制》（下），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77年，第77—78页。

(7) 中村记一：《住民运动》，白鸟令编：《革新势力》，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第110—121页。

(8) 参见和田教美：《80年代——政治的解读》，日文版，PHP研究所，1980年，第一章。

(9) 内田健三、白鸟令、富田信男：《保守回归》，日文版，新评论，1981年，第16—17页。

(10) 升味准之辅：《占领改革，自民党支配》，《日本政治史》（4），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430—431页。

(11) 升味准之辅：《占领改革，自民党支配》，《日本政治史》（4），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430—431页。

(12) 内田健三、白鸟令、富田信男：《保守回归》，日文版，新评论，1981年，第17页。

(13) 同上，第22—23页。

(14) 白鸟令、岩见隆夫：《乱联立的时代》，日文版，芦书房，1984年，第49页。

(15) 政党政治研究会：《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680—681页。

(16) 米原谦、土居充夫等：《日本政治的思考》，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32页。

(17) 薮野佑三：《先进社会=日本政治》（二），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0年，第171页。(www.xing528.com)

(18) 这概念最先由三口定提出。见米原谦、土居充夫等著《日本政治的思考》，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33页。

(19) 薮野佑三：《先进社会=日本政治》（二），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0年，第162页。

(20) 历史学研究会编：《转换期的世界与日本》，《日本同时代史》（5），日文版，青木书店，1991年，第95—96页。

(21) 同上，第134页。

(22) 同上，第142页。

(23) 山田浩、北西允、市川太一、高田和夫：《战后政治的历程》，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0年，第224—225页。

(24) 历史学研究会编：《转换期的世界与日本》，《日本同时代史》（5），日文版，青木书店，1991年，第164页。

(25) 历史学研究会编：《转换期的世界与日本》，《日本同时代史》（5），日文版，青木书店，1991年，第246—247页。

(26) 日本经济计划厅编：《2000年的日本》，科技文献出版社，第3—11页。

(27) 米原谦、土居充夫等：《日本政治的思考》，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84页。

(28) 森田实：《政权更替》，日文版，时事通信社，1993年，第152页。

(29) 谷川和穗：《战后长期保守政权的终结》，见《自民党改造案》，日文版，读卖新闻社，1972年，第280页。

(30)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79年，第349页。

(31)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79年，第354页。

(32) 同上，第357页。

(33)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79年，第366页。

(34) 同上，第367页。

(35) 田中善一郎：《自民党体制的政治指导》，日文版，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465页。

(36) 居安正：《政党派阀社会学》，日文版，世界思想社，1983年，第292页。

(37) 高畠通敏：《日本政治结构转换》，日文版，三一书房，1994年，第341页。

(38) 同上，第341—343页。

(39) 吉田善明：《政治改革的宪法问题》，日文版，岩波书店，1994年，第2—3页。

(40) 同上，第4—9页。

(41) 读卖新闻社政治部：《政治再编开幕》，日文版，读卖新闻社，1994年，第15页。

(42) 森田实：《政权更替》，日文版，时事通信社，1993年，第191页。

(43) 森田实：《政界大乱——自民党解体·新党创生》，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第200页。

(44) 高畠通敏：《日本政治结构转换》，日文版，三一书房，1994年，第46—47页。

(45) 高畠通敏：《日本政治结构转换》，日文版，三一书房，1994年，第343页。

(46) 森田实：《政界大乱——自民党解体·新党创生》，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第196页。

(47) 同上，第176—178页。

(48) 读卖新闻社政治部：《政治再编开幕》，日文版，读卖新闻社，1994年，第13页。

(49) 小野耕二：《日本政治的转换点》，日文版，青木书店，1994年，第183—184页。

(50) 日本经济新闻社：《联立政权研究》日文版，日本经济新闻社，1994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