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时代到政治时代：日本政党政治

在70年代，自民党的整体态势处于衰退之中。1976年第34届众议院选举对自民党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以至于到了1979年第35届众议院选举时，还无法恢复元气，再度失败，并引发更为激烈的党内派系斗争。因此，当时的政治评论家在预测80年代日本政治时认为，进入80年代，自1955年保守联合以来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将进入终结期，代之而起的将是联合政权时代，朝野伯仲时代也将因此进入第二期。⁽⁸⁾这并不完全是政治评论家的主观猜测，因为当时的整个政治形势已明确地体现出这种倾向。自民党在1979年的再度失败，使早已希望建立联合政权的在野党，对在80年代出现的“朝野逆转”也更具有信心。所以，它们在1979年选举之后，就迅速着手准备80年代的选举，为此，各党就选举联合、政权联合等问题迅速展开对话。1979年12月，公明党与民社党达成协定；1980年1月，社会党与公明党达成协定；与此同时，新自由俱乐部和1978年从社会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民主联合也达成合作意向。⁽⁹⁾70年代以来的整个政治形势似乎在告诉人们：盛极一时的自民党将跨不过80年代的门槛。

然而，底气十足的自民党不但跨过了80年代的门槛，而且迎来了80年代的“艳阳天”。被此景象“惊呆”的人们惊呼：“保守回归”。自民党在1980年就出现了“时来运转”。该年6月日本迎来了日本宪政史上少有的参众两院同时选举。由于这次选举关系到参众两院格局，加上竞争的双方都希望选举的结果能出现自己所希望的“逆转”，所以选举竞争十分激烈。自民党暂时将党内的派阀斗争搁在一边，全力竞选，身为自民党总裁的大平正芳首相，在竞选中因心肌梗塞而亡。自民党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终于挽回了大选举的胜利。在众议院，自民党增加了36席，共获284席，重新取得议会多数；而一心希望在80年代掌握政权的在野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损失最少的民社党也损失了3席。在野党的失败，使自民党走出低潮，露出东山再起的气象。⁽¹⁰⁾

自民党的这次胜利，除与全党的共同努力、团结奋战有关之外，还与另外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民党自1976年选举失败以来，福田赳夫和大平正芳两内阁，都显示出了改革的倾向。福田赳夫提出了自民党再建的改革设想；而大平正芳则提出了“保守改革”计划。⁽¹¹⁾由于两内阁任期短，再加上自民党并非处于绝对优势，这些计划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但是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为自民党重塑了形象。二是在野党阵营的分裂和混乱。面对自民党联合一致的紧逼，在野党不但没有紧密已有的联合，相反，却解散了这种联合。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三党的联合，在选举前解散，并在强调各自独立性中，相互批评对方；而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相互攻击，也随着选举的展开趋向白热化。于是，选举还没有开始，在野党尚不具备政权担当能力的事实就在国民面前暴露无遗。⁽¹²⁾所以，自民党这次胜利，既有历史的偶然，如大平首相的死使选民对自民党产生同情，但更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

自民党在1980年选举中胜利后，迎来了铃木善幸政权。虽然铃木政权一开始就确立了“和的政治”的信条，提出了行政改革和财政再建的方案，并表示了不惜以政治生命为代价推行行政改革。但是，由于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铃木政权整个政治倾向很快开始右倾，重启改宪和再军备运动，参拜靖国神社，放弃自民党在洛克希德事件后提出的确立政治伦理、净化政界的目标，轻视议会政治的精神和原则。⁽¹³⁾这种倾向引起在野党对自民党的激烈批判。其中改宪问题、军费预算增加问题和由于洛克希德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伦理问题，成为在野党攻击自民党的焦点，同时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1982年10月铃木辞去职务，中曾根康弘内阁成立。尽管中曾根没有全盘继承铃木的政策方针，但铃木右倾所造成的政治被动局面和国民对自民党的怀疑和失望，是一时难以消除的，再加上中曾根内阁在洛克希德事件的处理和政治伦理的确立上表现令人失望，结果，在1983年的第37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再度败北，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最后不得不与新自由俱乐部联合组成“自由民主党·新自由国民联合”，以这种联合会派的形式，在议会保持相对的多数，从而组成第二届中曾根内阁。当时的学者认为，自民党的这次失败将导致第二次“朝野伯仲”时代的出现。⁽¹⁴⁾

中曾根内阁成立后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国民的信赖”，为此，中曾根上台后，迅速着手政治伦理的建设，他第一步就是公开阁僚资产，其后制定《政治伦理纲领案》；同时，中曾根还就行政、财政和教育的三大改革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为迅速恢复日美同盟作出了有效努力。由此，一个有活力、符合日本社会发展方向和世界潮流的自民党内阁，逐渐展现在日本人面前。于是，在1986年7月的第38届众议院和第14届参议院同时选举中，自民党取得了巨大胜利。自民党在选举中获得300个众议院议席，比解散时拥有的250个议席增加了50个。后来“无所属”的四个议员的加入和新自由俱乐部解体后的全员回归，使自民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增至310席，成为日本议会史上空前的最大多数会派。与此相反，社会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少了25席，仅拥有85席，是建党以来最少的。其他各在野党的众议院席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¹⁵⁾自民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一升一降，使所谓的“第二次朝野伯仲时代”很快画上了句号，继之而起的是“自民党再安定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八六体制”。“八六体制”是基于自民党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得到广泛支持和认同而形成的，因而，虽然“八六体制”是“五五体制”的延续，但与“五五体制”又有新的不同：“五五体制”成立之初，人们所希望的是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而“八六体制”成立之初，人们所希望的是自民党作为实力优越的政党能持续支配的体制。⁽¹⁶⁾

从战后历史发展来看，自民党在80年代再度走向兴盛，是“五五体制”确立后，自民党“一党独大”的长期统治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当探究其成功和兴盛的原因时，就会发现这种延续和发展，不是简单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基于自民党对战后保守政治作重大变革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这次变革的意义，不亚于进入60年代时，自民党为从“反安保”斗争时代向高速成长时代转换而进行的变革。因为，这次变革和前一次变革一样，不仅带给自民党长期稳定的政权，而且使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这次变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从经济时代走向政治时代；二是在国家发展的政策上，从保守主义走向新保守主义。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就是这两方面重大变革的集中体现。

自民党在80年代的变革，并非简单地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相反，它是基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就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发展而言，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有效干预的基础上，都普遍迎来了高速经济成长时期，并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下，走上现代福利国家的道路。然而，70年代石油危机所导致的各国经济和财政的不景气，使人们对战后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国家干预政策表示怀疑；与此同时，基于战后高速经济成长而日益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也开始寻求新的自主发展空间，从而出现对政府干预的抵触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市场和社会功能、改革福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新保守主义”登场：在美国，开始了里根时代；在英国，开始了撒切尔夫人时代。在战后几乎与资本主义世界同步发展的日本，也没有跳出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过程。“中曾根时代”的出现，正是对这种发展趋势响应的产物。另外，就日本自身的战后发展来说，日本战后的现代化目标，不仅是要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更主要的是要成为日本人一直梦想的世界大国。为此，自民党在战后就确立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先把日本建成世界经济大国，然后，在此基础上，把日本建成世界政治大国。60年代的高速成长和70年代的中速成长，使日本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即成为世界关注的经济大国。因此，实现第二个目标，即把日本建成世界政治大国，自然就成了80年代自民党的主要任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是新保守主义与新的国家发展目标有机结合的产物。

正是基于这种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日本社会发展基本要求的保守政治的变革，自民党在80年代获得了广泛支持，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当然，自民党作为战后保守政治的主导演，能在经历了70年代的危机之后再度兴盛，除其为日本在20世纪末的发展选择了比较合理的发展战略和途径之外，还与日本社会在高速经济成长之后，趋向保守主义有关。⁽¹⁷⁾日本学者把这种社会的保守主义倾向，称为“生活保守主义”。⁽¹⁸⁾“生活保守主义”相对于工业时代的“生活革新主义”而言，形成于工业化社会。在战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和劳资关系的缓和；劳动方式的改变和工作方式的自由化与个人化；中间阶层的扩展和技术与信息地位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变革和余暇时间的增多，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保守倾向。因为，在这些变化下，人们对能力主义的认同超过了对体制变革的认同；⁽¹⁹⁾人们对生活的认同超过了对工作的认同；人们对精神的认同超过了对物质的认同。⁽²⁰⁾从这意义上讲，自民党在80年代的兴起，除有其很强的政治基础之外，还有其很深的社会基础。所以，80年代的“保守回归”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中曾根时代”前后延续了五年，而自民党在这个时代的执政路线，实际上从田中之后的三木武夫政权时代就开始萌芽，到了大平正芳政权时代开始形成，而中曾根时代以及中曾根之后的自民党政权，都没有完全越出这基本路线。因此，可以说，“中曾根时代”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的基本精神，贯穿80年代日本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路线的现实性以及自民党在80年代的绝对领导，使该路线对80年代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日本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趋向，具体体现如下：(www.xing528.com)

第一，从经济主义政治时代走向大国主义政治时代。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清算。一是对“福利国家”的清算，⁽²¹⁾二是对60—70年代日本实行的经济主义政治的清算。⁽²²⁾前者，对于日本来说，就是要使日本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有活力的福利社会”，从而避免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后者，则要使日本社会在80年代，开始从经济时代走向政治时代。

60年代高速经济成长和70年代的中速经济成长，是以自民党推行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利益优先的政治路线作为基础的。这种经济主义的政治，虽然把日本培育成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但由于把目标单纯地固定在经济发展上，所以，并没有使日本社会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政治显然不能持续不变地作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指导，因为它可能不仅限制了日本政治的发展，而且也限制了日本文化的进步；而没有政治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日本即使有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是难以成为世界大国的。1979年，大平正芳在执政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战后二十多年来，我国专心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是自明治以来，以欧美为榜样的上百年现代化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对于人与自然的调和，自由与责任的均衡以及根植于精神深处的生存意义未必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急速经济成长所带来的都市化和以近代合理主义为基础的物质文明自身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经济中心时代走向重视文化的时代。”⁽²³⁾中曾根上台执政后，明确表示应以80年代为战后日本发展的转折点，重新设计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提出了在国际和国内的两大目标：在国际上，以“维持紧密的日美关系”为中心，承担起作为“自由世界一员”的责任；在国内，要通过行政、财政和教育的改革，把日本建成“文化繁荣，福利健全的国家”，为此，要改变60、70年代的经济主义政治。⁽²⁴⁾

实际上，改变60、70年代经济主义的政治，把政治的中心从经济发展引向文化进步和政治发展，引向如何把日本建成真正的世界大国，是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因为，自民党领导日本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要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更重要的是要使日本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成为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和文化大国，在80年代以前，自民党就已注意到这个战略目标转移的问题，但限于条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到8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二十多年的经济成长，已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另一方面，整个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政治诸方面都处于从战后经济成长时代向新的时代转型的过程中，这两方面的背景，为自民党在80年代实现战略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从80年代的具体政策指导的转换来看，即从新保守主义的出现来看，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生活大国的战略目标转移，不仅与新保守主义没有冲突，相反，为新保守主义的推行提供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招牌。因为，政治的中心从经济转向政治发展与生活进步，与新保守主义的减少政府干预、改革福利和扩大社会自由空间的政策主张，有着政策指向上的一致性。

基于这种战略转移，在自民党领导的作用下，日本从经济时代向政治时代发展的倾向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在外交上，修复日美同盟，强化美、日、韩的三国安全保障体制，并表示日本列岛愿成为日美同盟中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2．在国际上，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积极以一种“大国”的姿态承担“国际责任”。为此，有意识地展开国际援助，在日美同盟中，承担防卫责任，并努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影响力的成员。3．在军备上，增强防御力量。在日本看来，增强军备，扩展日本防御力量，不仅是作为西方国家一员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作为“承担大国责任”所需要的。为此，有关日本军费预算不能超过GNP的1％的规定被突破，军费逐年增加。4．在内政上，通过行政改革和企业的民营化，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倾向下，赋予日本社会发展更大的自由空间。

第二，从“一国国家的日本”走向“国际国家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日本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开国运动”，但日本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国际性的国家”，因为，日本虽然向世界开放了，吸收了世界先进的东西，同时也走进了世界舞台，但日本的努力所追求的并不是贡献国际社会，而是最大限度地谋求日本自身的利益。战前的军国主义自然不用多言；战后的现代化发展，依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这除与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发展水平有关之外，还与日本相对封闭的集团主义文化传统有关。1983年，中曾根内阁的临时行政调查会的咨询报告，把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发展看成是“追赶型的现代化”。在这种“追赶型的现代化”发展中，日本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国繁荣主义”路线。这种“一国繁荣主义”，不论是对日本自身的现代化全面发展，还是对日本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国内，“一国繁荣主义”体现为在效率第一主义下，搁置福利、医疗、教育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以企业为中心的成长为发展的优先原则。这样做虽然使日本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高速经济成长，并成为高度效率化和管理化的企业社会，或者说企业国家，但最终没有使日本成为一个福利比较健全的国家。与此同时，在资本第一主义下，日本人实际上在工作、职业、利益等方面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从而使日本的整个社会发展包含有种种非理性、非现代的成分。在国际上，大企业不顾他国的生态环境，把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生产点移置海外，并对发展中国家的森林、渔业等资源大肆获取，⁽²⁵⁾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和反感。“一国繁荣主义”所带来的这两大方面后果，无疑对日本的长期发展和实现“世界大国”的梦想是有很大影响的。面对8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大转换以及日本的长远发展目标，日本意识到必须使日本从“一国国家”走向“国际国家”。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正是这种转型的基础。所以，中曾根上台执政后，明确表示：“日本要向世界开放”，应成为“国际国家的日本”，“应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在这种新的价值观指导下，日本通过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国际义务的承担和国际交往的密切与拓展，开始逐步朝着成为对国际社会有贡献，对全球发展有帮助，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观念，并在全球构架内发展自身的“国际国家”方向发展。实际上，日本为建立“国际国家”而进行努力的背后，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动机：使日本尽快走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所“规定”的国家状态，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迅速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从而重新全面影响世界。

第三，从20世纪社会走向21世纪社会。80年代，自民党领导日本发展战略的转移和改变，目的不仅在于走出70年代的不景气，并使日本朝着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生活大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在于为日本顺利地迎接21世纪的到来，并在新的世纪里有更好的发展作准备。为此，自民党内阁于1982年6月成立了经济审议会，并为21世纪日本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课题和应对战略作出了《2000年的日本》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为日本迎接21世纪挑战，提出了三大基本战略：1．建立开放体制，承担国际责任，关注全球问题，使经济与社会国际化；2．迎接高龄化社会的挑战，建设有活力的福利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3．通过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构筑和竞争的完善，保持走向“成熟化”的经济社会活力。⁽²⁶⁾这些战略构想很快就成为自民党政策的具体指导。中曾根在《新保守主义》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主张，在很多方面与这种战略构想相吻合。这个战略在80年代的逐步展开，使得日本社会在21世纪到来之前，已经开始向21世纪社会转型。

自民党在80年代所构想的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即从经济时代转向政治时代，不单纯是政治中心转移的问题，也不单纯是要建立政治大国的问题。因为，成为政治大国只是这个战略转移所追求目标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这种战略转移，既是基于对日本以往发展的总结和对日本未来的预想，也是基于世界发展的格局与潮流，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使日本成为对世界具有全面主导作用的大国。所以，如果说，在高速成长的经济时代，日本的发展主要是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话，那么，在政治时代，日本发展的主要目标则是要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主导性大国，即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世界起主导作用。这个目标显然超出了现代化的层面，上升到全球总体发展的层面。如何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日本社会发展，自然是政治时代所面临的主要课题。

在80年代，保守的回归，使自民党这种战略转移成为现实。同样，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大的战略转移，自民党才能在经历了60年代的鼎盛之后，在有力地扭转70年代退势的基础上，再度走向鼎盛和辉煌。这其中的关键之一在于这种战略转移，不仅为日本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目标，而且也为日本国民展现了令他们激动的新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