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野党迭出与五五体制的动摇

“五五体制”所实现的高速经济成长，有力地推进了日本战后现代化发展；同时，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日本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反过来又对“五五体制”形成冲击。在50年代和60年代，“五五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以“一个半政党”的格局出现；然而，到了70年代，随着自民党统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变化和在野党多党化，它就转向了“一党独大，多党共存”的格局。由于在这种格局下，在野党在议会中席位的总和与自民党不相上下，自民党的绝对多数地位时常受到冲击，所以，人们又把这种格局存在的时代称为“多党化时代”或“朝野伯仲”时代。

从历史发展的表象看，政党政治从“一个半政党”格局向“一党独大，多党共存”格局转型，与作为“一个半政党”格局主体的自民党和社会党的式微密切相关。但事实上，这背后还包含有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原因，后面将作具体分析。就“一党独大，多党共存”格局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而言，它是通过“野党多党化”和“朝野伯仲”这两个时期完成的。“朝野伯仲”的局面是在“野党多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野党多党化”是指获得议会席位的有影响的在野党多党化。社会党统一，保守党联合，“五五体制”确立后，最初议会的构成主要是自民党与社会党。1958年，举行“五五体制”确立后的第一次总选举。在选举后组成的议会中，自民党获298席，社会党获得167席，小会派2席。这无疑是一个“结构单纯”的议会。然而，“反安保”运动展开之后，随着社会党的分裂，野党多党化开始萌发。社会党形成的历史决定了社会党再度分裂是难免的，“反安保”运动开始后，社会党左派和右派在党的发展和运动方针上形成激烈对立，结果以西尾末广为中心的原社会党右派，分裂出社会党，于1960年结成民主社会党，并在参众两院中拥有席位。这样，议会中的在野党就由一个增为二个。与此同时，在保守联合后，在议会中几乎没有什么席位的共产党，借反安保运动之势，也开始争取议会席位。在1960年第29届众议院选举之后组成的议会中，共产党占据3席，从而使议会中的在野党由二个增至三个。到1967年第31届众议院选举时，这种多党化趋势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为公明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席位。实际上，在此之前，公明党在参议院中就已拥有一定的席位。在1965年的参议院通常选举中，公明党在参议院获得20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社会党的第三党。因此，公明党在众议院获得席位之后，议会中在野党的格局就进一步趋向多党化。第31届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后，引起世人关注，学者和新闻界人士认为，这样的结果体现了“多党化现象”，然而，自民党干事长福田赳夫指出“这不过是在野党中的多党化”，⁽¹⁾显示了自民党对“一党独大”局面所保有的充分信心。到1969年第32届众议院选举时，野党多党化的格局完全确立。因为，在这次选举中，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共产党与公明党同时跃进，民社党原地不动，而社会党却进一步衰败，从而使在野党中社会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完全被各在野党共主在野党天下的局面所代替。这种以社会党弱化为源头的在野党多党化，在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并没有对自民党统治形成冲击，相反，却为自民党“一党独大”的长期政权展开提供了条件。

“野党多党化”没有直接迎来“朝野伯仲”时代，这之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野党多党化”的初期，基本上同属革新阵营的在野党，依然是在“保守”与“革新”的范畴内与自民党对立；在政权的层面上，与自民党的对立主要体现在革新自治体运动上。但是，随着在野党在地方自治体革新运动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到了70年代初，在野党与自民党在政权层面上的对峙，也就从地方自治体上升到国家政权层面。⁽²⁾这与1972年的第33届众议院选举有关。在这次选举后组成的议会中，自民党所得席位与议会解散时所拥有席位相比，损失了13席，而社会党则从解散时的87席增至118席。各党中，变化最大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基于在都市中的发展，在这次选举后，议会中的席位由原来的14席增加至39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在野党。虽然公明党和民社党在这次选举中有所衰退，但它们分别拥有29个和20个席位，⁽³⁾也是议会中不可忽视的在野力量。在这样议会格局下，自民党与在野党的势力之比就是284比206。在前届众议院总选举后组成的议会中，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势力之比是300比173。比较这两组数字，可以看出，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在野党的势力有很强的反弹。实际上，在野党总体势力的跃进，在1967年初的第31届众议院选举后所组成的议会中也曾出现过。当时自民党与在野党的势力之比是280比201。但是，由于此时的自民党拥有十分牢固的基础和强大的统治力，而且社会党在在野党中依然占绝对主导地位，所以，当时的这种势力之比，只有野党多党化的政治意味，还没有“朝野伯仲”的实际态势。

然而，到了70年代，在野党势力的强有力反弹，已不仅只有“野党多党化”的政治意味了，而且开始显示出“朝野伯仲”的新态势。因为，此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没有为自民党提供多大的优势：首先，60年代高速经济成长所引发的城市化，使自民党依靠的主要社会地盘——农村逐渐缩小，自民党的战略重点正处于“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之中。其次，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革新自治体运动，到70年代初，逐渐走向高潮，各革新政党都在一定的地方自治中显示出活跃的力量，因而其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再次，60年代末的日美经济摩擦，1971年中美两国开始正式接触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以及1973年秋的中东战争爆发所引发的世界性石油危机，都给自民党政权带来强有力的冲击。在这新形势下，获得强有力反弹的在野党与自民党的对峙，也得以从“保守”与“革新”的政治斗争层面跃进到国家政权组织的层面。于是，在1973年底和1974年初，各在野党纷纷推出联合政权的构想：社会党提出了建立“国民联合政府”主张；共产党提出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公明党打出了建立“中道革新联合政府”的旗帜；而民社党则以建立“革新联合国民政府”为标榜。⁽⁴⁾这些政党提出这些构想时，都抱负这样的希望：在197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能实现“保守”与“革新”势力的逆转，即革新势力在总体上压倒保守势力。但是，在野党的希望最终没有化为现实。选举结果表明，虽然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落到了历史最低点，但自民党所拥有的参议院议席依然稍高于革新和中道政党所拥有的议席总和，比数是127比116。虽然没有实现“保革逆转”，但这样的格局，却预示着“朝野伯仲”时代的全面到来。

1976年第34届众议院选举后，“朝野伯仲”时代开始真正全面展开。在这次选举中，自民党遇到了建党以来的最大失败。选举结果，它所得的议席数没有过半数，后来加进11个无所属议员后，才在议会中勉强过半数。自民党的这次失败，除与不断加深的“石油危机”有关之外，还与自民党自身有关，而这方面的核心点是政党腐败。1976年，田中首相参与其中的洛克希德事件被揭发，这是自民党金权政治腐败的大暴露。这对自民党的威信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并促使自民党内出现严重的抗争和分裂。在这次选举之前，以河野洋平、田川诚一、山口敏夫为主要成员的“新自由俱乐部”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从而严重削弱了已处于衰退中的自民党整体实力。结果，在这届议会中，自民党总裁福田赳夫仅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为首相。自民党失去了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形成了与在野党整体实力不相伯仲的局面。随着众议院“朝野伯仲”局面的出现，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也就真正走到了“朝野伯仲”时代。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在野党与自民党对峙，还带有强烈的“保革对峙”色彩的话，那么随着“新自由俱乐部”的加入，在野党与自民党的对峙，就完全是一种在野党与在朝党的对峙了。所以，有人又把“新自由俱乐部”出现之前，多党化的在野党与自民党的对峙看作是“保革伯仲”的对峙，而把“新自由俱乐部”出现之后的这样对峙看作是“朝野伯仲”的对峙。⁽⁵⁾

从在野党多党化到“朝野伯仲”局面的出现，实际上一直暗含着这样一个基本趋向：即“五五体制”形成后的两个主要政党自民党与社会党在不断衰退，而新的在野党却在不断涌现和发展，而且不时有惊人的表现。事实证明，这趋向动摇了“五五体制”基础，同时，也把日本政党政治从“一个半政党政治”时代，带入以自民党独大为特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多党化时代。从总体上讲，这个变化是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实际上促成这个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分析如下：(www.xing528.com)

第一，党内斗争与党的分裂。自民党和社会党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党内的矛盾与分裂。当初，这两个政党都是出于很强的现实动机而形成的，一定意义上，都是多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因而，形成之后，形式上虽然统一了，但并没有完成政党的整合，旧的派系依然在党内存在和发展。社会党成立后，左右两派之间在意识形态、党的发展方向和党的组织等问题上，斗争不断，并形成鲜明对峙；同样，自民党成立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保守本流”与“保守傍流”之分，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不断。当各方的原初目标还必须依靠统一的政党实现时，这种斗争不会直接导致政党的分裂，但对政党的指导能力和权威，多少要产生影响。但是，一旦原初的共同目标实现不了，由于合作的基础不存在了，政党也就必然要分裂或进行新的再编组合。这是日本政党从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基本传统。日本社会党的分裂，多少就属于这种情况。民社党组成之后，并没有形成比社会党更为强大的政党，相反，仅是作为一个小党而存在。然而，这种分裂却使得社会党与自民党相抗衡的势力大减。自民党的分裂，更是基于派阀斗争。事实很明显，这种分裂使处于危机中的自民党立刻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而“新自由俱乐部”也仅作为一个小党而存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从“一个半政党”向“多党化”转变的动力之一，就是政党自身的分裂及其所导致的衰败。

第二，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动摇。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现代化，二是民主化。民主化对自民党社会基础的冲击，主要体现在革新自治体运动上。对此，前面已有具体分析，在此，主要分析现代化的作用。高速经济成长以及现代化发展，使日本社会结构进一步从农村社会向都市化社会转化。这对于以农村为传统地盘的自民党来说，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展开，大量的农村人口必然流向城市，农村传统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坏，与此相应，自民党以乡村社会组织为基础形成的集票组织和后援会体系也将遭到严重冲击。1976年12月7日的《读卖新闻》有一个统计很说明问题。它把日本社会分为五种类型：农村型、准农村型、准都市型、都市型和大都市型，以此为基础统计各政党在不同类型地区的得票率。它统计了1972年和1976年两次选举，统计结果，自民党在两次选举中，在这些不同类型地区的得票率分别是：65.6％、55.4％、51.8％、45.7％、30.5％，和57.8％、48.7％、48.2％、37.8％、25.3％。这两组数字表明，自民党的得票率，随着农村型地区向城市型地区逐级转化，而逐级递减，越是在发达的大都市，自民党的得票率越低。城市化是自民党所领导的高速经济发展的必然。据统计，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56.3％增至72.7％，都市所占国土面积从18.3％增至25.1％。基于自民党在不同类型地区得票率的情况，从城市化的这种发展趋势中，实际可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从“五五体制”确立起，随着自民党所领导的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自民党就在不断地丧失其社会基础。尽管在这过程中，自民党也努力作战略上的调整，但还是难以避免像1976年选举这样大的政治危机，还是难以避免衰败的态势。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必然。

第三，社会的多元化与“脱党派倾向”的出现。与自民党不同，社会党是基于各种“无产政党”而形成的，因而，它的传统地盘在城市。从一般发展逻辑上看，城市化在对自民党造成不利冲击的同时，应该对社会党形成有利的帮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这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党的势力，除了偶尔上升外，在整体上和自民党一样，是趋于下降的。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党自身的分裂以及领导战略、政策方针和组织结构的僵化；二是城市化所引发的社会生活深刻变化。实际上，城市化不仅是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形态转移和发展的过程。而这些变化的动力都源于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因此，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背后，实际还蕴含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变化。从现实的具体变化讲，它包括社会组织结构，如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变化；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人的知识素养的提高等。从抽象的层面讲，它则体现为个体的社会存在从从属走向自主；社会利益单位从单一走向多元；价值判断体系从单向走向多维。在这变化背景下，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多元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社会多元化为战后日本“多党化”现象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社会基础。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主要体现为被日本学者称为“新中间阶层”的出现。这批人本来就缺乏与政党和政治的应有联系，而新的生活方式和高学历所形成的政治意识，则使他们要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政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多元倾向，要么就是对政治持冷漠和不关心态度。在政党政治的范畴内，人们把这种政治倾向称为“脱党派倾向”或“无党派倾向”。在1976年的众议院选举前，《朝日新闻》就对选民的政党态度进行过调查，结果表明，有20.2％的人表示没有喜欢的政党，而18％的人则表明无可奉告，两者之和达38.2％。《朝日新闻》就此估算后认为，在这之中，对政党不关心的大约固定在18％到19％之间。⁽⁶⁾在普选时，这批力量对选举结果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传统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因为，他们“中立式”超然的政治态度，使他们不愿意在保守和革新的两极中作选择。实际上，“脱党派倾向”或“无党派倾向”在革新自治体运动中就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60年代后半期，革新自治体运动发展出现新趋势，就是从既成的革新图式中解脱出来，从而形成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的住民运动。⁽⁷⁾这其中已体现出对政党的不信任。到了70年代，这种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并影响到整个政党政治。

第四，自民党的腐败。从自民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上看，导致自民党危机和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自身的腐败。党的体制、国家制度以及自民党的传统，决定了自民党的腐败是在所难免的。党内的派阀、党外的后援会、中选区制以及自民党与官僚、财界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都使自民党走向腐败成为客观的必然。田中时代发生洛克希德事件，是自民党在1976年众议院选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事件不仅引发了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自民党内部不同派阀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对立，更主要的是使日本国民对自民党以及政党政治本身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民党衰败是必然的趋势。

第五，政党政治的僵化。民主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总体上倾向于民主，是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1955年，社会党统一和保守党大联合之后形成的“一个半政党体制”，曾给日本人带来一种稳定感和新的民主希望。他们曾因此认为，通过这样的政党再编，日本就能在战后民主体制下，实现明治维新后一直期盼的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然而，政权并没有在自民党与社会党之间轮流交替，而是一直掌握在自民党手中，如果说有什么交替的话，那只是在自民党内不同派阀之间的交替。虽然自民党的长期统治，给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政权长期化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败、政策僵化和领导能力的衰退，日本国民对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的不满也与日俱增。他们不仅希望能在地方自治体中看到新党的出现，而且也希望在国家政权的舞台上看到有活力的政党政治出现。不满和希望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为“朝野伯仲”时代的出现创造了社会条件。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战后政党在70年代的转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尽管这种转型还没有对自民党形成致命的打击，而且在“朝野伯仲”时代，“朝野伯仲”的局面也不稳定，有起有落，但是这个时代的出现，预示着保守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局面已不适应现代化过程中新的社会发展需要。自民党在失败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迅速在组织、方针和战略上，进行了变动和调整，从而渡过难关，迎来了80年代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