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保革对立与战后民主

保守与革新对立，是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保守与革新是两个相反的政治取向，但在日本战后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标准，来划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从战后政治发展史来看，保守的内涵比较明确，主要指在战后保守联合基础上形成的，由自民党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相对而言，革新的内涵要复杂些。从狭义上讲，主要指日本政党政治中与保守势力相对立、代表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即社会党和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保守与革新的对立，既是保守政党与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体的革新政党的抗争和对立，同时也是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所分别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从广义上讲，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全面动员起来的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在追求新的社会发展取向的过程中，与执政的保守政党之间形成的抗争和对立。在这个意义上，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就不仅包括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之间的对立，而且也包括民众运动与保守政党执政之间的对立，当然，有些民众运动直接就是由革新政党领导的。

革新政党，即社会党和共产党，在战前已经以“无产政党”的形式出现，并与当时轮流执政的民政党和政友会形成对立和抗争。因此，保革对立，实际上在战前就已出现。但由于战前的帝国体制和保守政党对革新力量在总体上采取压制的政策，所以，革新势力因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和有利的发展条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从而没有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直接与保守政党争一席之地。战后，在民主改革的推动下，战前已经孕育的革新势力得以正常发展，从而很快形成与保守阵营相对抗的各种民主战线。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保守阵营实现了联合，建立起了“五五体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五五体制”是保守与革新对立的产物，是保守与革新对立的体制。“五五体制”成立之前，保守与革新的对立情况，前面已有分析，所以，本节主要分析“五五体制”下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及其对战后民主政治的影响。在分析展开之前，有必要对战后最主要的在野党，即社会党，作简单的说明和分析。

日本社会党于1945年11月成立，主要由战前与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代表的“有产政党”相对立的“无产政党”中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中间派日本劳动党和左派日本无产党为主构成。⁽⁴⁴⁾尽管这三个党派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但由于战后初期的整个政治形势对社会主义政党有利，所以，它们都共同抱着“完成革命”、“夺取政权”的理想走到了一起，以约法三章式的简单纲领为基础，组成社会党。⁽⁴⁵⁾然而，正因为社会党基于这样的组织基础和历史背景而形成，所以，社会党成立后，就一直被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所困扰。1947年6月，社会党成立了以社会党为首，联合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两党所组成的片山内阁。这是社会党建党之后首次组织内阁。由于社会党左派的反对和阻挠，片山内阁成立后不到一年就解体了。伴随着片山内阁的解体，社会党的右派和左派的对立也表面化了，并愈演愈烈，但还没发展到分裂的地步。一年后，在讲和问题上，左派因主张实现与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有关国家的全面讲和，而与坚持暂时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的多数讲和的右派形成激烈对立，并发展到极端，结果于1950年初，社会党左右两派分裂。分裂之后，左右两派社会党为了争社会党之“正宗”，都以社会党自称，从而形成了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共存。直到1955年，面对保守阵营的危机及其为摆脱危机而走向联合的趋势，两派为了再度实现社会党内阁，重新走向统一。然而，实际上，这次统一和社会党成立时一样，是各派妥协的结果，左右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也就决定了社会党在“五五体制”体制下，将成为“万年野党”的命运。

在“五五体制”下，以社会党为指导中心的革新力量与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力量的对立，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在议会中展开，主要体现为以社会党为代表，包括共产党和公明党在内的“革新”野党与自民党的对立；第二个层面是在社会运动中展开，主要体现为以社会党为指导中心的反自民党的社会大众运动。对于社会党来说，这两个层面的对立和斗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议会外的社会大众运动，往往是议会内政党斗争的重要社会基础。但对于战后日本民主发展来说，第二层面的对立和斗争，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社会大众运动是现代化动员的结果，是现代化使日本的市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社会党只是起到了调动、指导和协调的作用。

第一，议会政治中的“保革对立”。在议会层面上，革新政党与自民党的对立，主要围绕着战后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而展开。战后日本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民主与专制；独立与依附；保守与革新。对于这些大的政治问题，基于不同的立场和原则，自然有不同的选择。围绕着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保守和革新之间形成了四大争点：1．讲和问题；2．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3．占领政策修改问题；4．宪法修改与再军备问题。在这四大争点上，保守与革新的立场基本上是相互对立的。自民党主张“大多数讲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改后继续保留”；“占领法制和政策必须重新审视，依国情作必要的取舍和修正”；“修改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进一步合法化”。自民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既有现实的一面，但也有保守和反动的一面，因而遭到革新力量的全面反对。与自民党立场针锋相对的革新力量的立场是：“全面讲和”；“废除军事同盟式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维护占领期的民主改革成果，进一步推进民主化”；“维护战后宪法和和平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再军备，走非武装的中立道路”。在这相互间有内在联系的四大争点中，讲和问题，在“五五体制”形成之前就已全面展开，另外三个问题，则主要在“五五体制”下展开，其高潮是5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反安保”运动。

在这场战后最为激烈的“保革对立”中，革新和保守力量，采用了不同的对策，从而都形成了对战后日本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后果。革新力量对抗保守势力的主要对策是：使议会内的斗争与议会外的大众运动相呼应、相结合，从而形成全国性的“反安保”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参与面之广、斗争之激烈是日本战后历史所少见的。虽然“反安保”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在战后日本国民中形成了十分广泛的民主动员与和平力量的动员，从而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与和平主义力量的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这场自民党没预料到的大规模国民运动，自民党的反应十分复杂。自民党从中清醒地认识到一点，即自民党战后形成的政治主张，虽然还没完全实现，如宪法修改问题，但自民党为实现这些主张而进行的努力已走到了一个尽头，如果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自民党就会在大规模的国民反对运动中将自己彻底葬送。鉴于此，自民党采用了“聪明”的对策，即将政治斗争作非政治的解决。这一对策的具体担当者就是通过“牺牲”岸信介内阁而形成的池田内阁。池田内阁“宽容和忍让”的谦和姿态缓和了对立，而池田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唤回了人们对自民党的希望和信心。在政治上失分的自民党，开始在经济的舞台上确立自己的形象。池田在说明他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时说：“我党所说的所得倍增计划，并不是像社会党所说的那样，三个鸡蛋四个人分，而是在三个鸡蛋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即六个鸡蛋四个人分。每人一个，余下的两个捐出来，提供给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⁴⁶⁾池田这种把“保革对立”的焦点从外交转向内政，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向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对应战术，不仅使自民党渡过了政治危机，更重要的是把战后日本的整个社会从“政治时代”引向“经济时代”，从而迎来战后日本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尽管在这种转移中，自民党直接回避了革新力量的民主要求，但这种转变所迎来的战后高速经济成长，却为日本战后的民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所以，从战后日本民主化过程来看，可以说，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体制是在占领改革中确立的；战后社会的民主动员是在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中实现的；而战后民主的发展则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展开中而得以逐步进行的。

第二，社会运动中的“保革对立”。社会运动中的“保革对立”与议会政治中的“保革对立”的最大不同，在于对立主体的差异。前者的主体是社会大众和自民党政府；而后者则是革新政党与保守政党。明确这其中的区别，主要是要表明：尽管在社会运动层面上的“保革对立”中，社会党为首的革新政党也起到了指导作用，但这种对立运动本身，从根本上讲，是日本战后民主改革与现代化发展对市民社会发展的动员和推动的结果。⁽⁴⁷⁾所以，社会运动层面上的“保革对立”与议会政治中的“保革对立”相比，对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在“五五体制”下，社会运动层面的保革对立，主要体现为两次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一是“反安保”运动；二是住民运动和革新自治体运动。这两次运动的目的虽然不同，但在战后日本民主发展中有其内在的联系，所以，可以结合起来分析。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反安保”运动，既是一场反对自民党政府反动、保守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反政府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大众民主运动。50年代后期，岸信介上台执政后，在“在内实现国民生活安定，在外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基本目标下，⁽⁴⁸⁾自民党政府的政治倾向趋向保守和反动。岸内阁首先在“维护法和秩序”的名义下，提出《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案》。由于这个法案的真实本意是想通过扩大警察的职务权限，使警察成为制约战后连续不断发生的各种劳工运动和民众运动的有效力量，所以，法案一提出，就掀起了议会内革新政党和议会外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对。反对运动很快就发展为全国性有组织的运动，其标志之一就是1958年10月成立的以社会党为中心的“反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案》国民会议”。这场运动取得了成功，岸内阁提出的法案在议会中被否决。然而，在岸信介的整个执政方针中，警职法修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更重要的目标是要实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和宪法的修改。所以，该法案被否决并没有改变岸信介整个施政方向。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是他上台后就着手筹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想借此开创“日美关系新时代”，从而使日本能够在具有更大独立性的基础上，与美国结成更为牢固和有效的军事同盟关系。⁽⁴⁹⁾为此，他公开反对日本中立化，并阻止社会党积极推动的“中日复交”的进程。由于安保条约修改的基本倾向是要使日本更牢固地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反共体系中的一员，并由此使日本逐步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所以，安保条约的修改一开始就遭到议会内的革新政党和议会外的社会大众的反对。1959年3月，“阻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国民会议”成立，早先成立的“反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案》国民会议”加盟这一新的国民会议，并共同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对安保条约修改的统一行动。面对全国各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集会和游行，岸内阁依然一意孤行地推进安保条约的修改进程，并于1960年1月19日与美方签署了《新安保条约》与新行政协定。随着条约的签署，“反安保”运动目标就转向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国会否决新安保条约。然而，以岸信介为首的自民党于1960年5月20日，无视国会审议的基本程序和原则，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条约》。岸内阁的这一举动，激起全社会公愤，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运动。这样，“反安保”运动也就转向了全面反对自民党政府的民主主义运动。⁽⁵⁰⁾

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反安保”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条约强行表决之前，运动主要是出于和平危机而展开的；而条约强行表决之后，运动则主要是出于民主危机而展开的。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全社会性运动，运动的参加者，既有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也有一般市民，是战后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各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的集合，而运动本身的组织性，使得整个运动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虽然这场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社会大众民主运动，最后没有形成对日本政治发展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团体，也没有根本动摇自民党的统治体制，但运动本身却使得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的市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趋向成熟，逐渐成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日本战后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50年代和60年代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50年代属“制度现代化时期”，而60年代则属“社会结构现代化时期”。⁽⁵¹⁾后者是前者的结果。50年代新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日本经济从复苏跨向高速成长，并迅速走向现代化。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日本社会也就迅速向工业化社会迈进，与此相应，整个社会结构也就进一步向都市化社会转型。正是在这种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与转型中，市民作为比较成熟的社会力量逐渐在日本社会确立地位和影响。尽管由此而形成的“日本型的市民社会”与“欧洲型的市民社会”有所不同，⁽⁵²⁾但毕竟为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反安保”的社会大众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转型和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中出现的。这场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的“反安保”运动，⁽⁵³⁾无疑在客观上为新涌现出的市民力量提供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和学习机会，从而使市民确立起更自觉的民主意识。正是基于市民这种自觉的民主意识，“反安保”运动之后，在高速成长时期，住民运动和革新自治体运动得以蓬勃展开，并使战后日本民主政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从民主制度的建设和维护时期转向民主权利的实践与民主制度运作的参与时期。

如果用松下圭一的“地域民主主义”概念来说明60年代的住民运动，那么住民运动的出现多少可以看作是50年代末开始的“大众民主运动”向“地域民主运动”转化的产物。自民党在“反安保”运动之后，把战略的重点从政治转向经济，从而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和“社会开发计划”的引导下迎来高速经济成长。然而，高速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成长过程，所以，在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诸如公害、城市人口急速膨胀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和新的社会问题。“反安保”运动是针对自民党在政治时代的政治反动而出现的，而60年代的住民运动以及随之而发生的革新自治体运动，则是针对自民党在经济时代所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

“反安保”运动之后，在自民党的高速经济成长路线下，各产业争先恐后地发展，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建设的热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工业地带。随着经济的狂奔，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日益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地域的住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权利，开始了反对运动。1963年至1964年，三岛、沼津、清水的两市一町和横滨市反公害住民运动首先爆发。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还与地方自治体有关。战后各届保守政权，为了实现战后改革，都是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来设计和修正地方自治制度，并使保守势力尽可能地向地方渗透。这样的体制在自民党单纯追求高速经济成长的方针下，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缺乏有效的关注，而保守势力在地方的腐败，更使这个问题严重化。⁽⁵⁴⁾因此，住民运动开始后，就有意识地把反公害运动和地方自治体的改造结合起来。⁽⁵⁵⁾

三岛、沼津、清水两市一町的反公害运动取得了成功，它不仅使地方自治体就石油污染问题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使中央政府开始就公害问题制定法律。⁽⁵⁶⁾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革新自治体运动也开始涌现。1963年3月16日，北九州市长选举，保守势力在选举中败北，社会党候选人当选，最初的“革新”市长诞生。接着在4月17日的都道府县知事和议会的统一地方选举中，福冈、岩手和大分的知事都由在野党推荐的候选人当选。4月30日，在市町村长选举中，大阪、横滨两大城市的市长都来自革新政党。横滨市的社会党市长飞鸟田一雄在就任后的第二年，即1964年，成立了以全国社会党系市长为中心的全国革新市长会，并成为革新自治体运动的领袖。到了佐藤时代，革新自治体运动就波及到了日本政治中心地区——东京。在1967年4月15日的都道府县统一地方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推荐的候选人美浓部亮吉当选。在1971年4月的日本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的美浓部亮吉再度当选，横滨的飞鸟田一雄第三次当选，当选大阪市市长的是出自日本共产党的黑田了一。革新力量在日本三大重要都市的选举中同时获胜，把革新自治体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住民运动以及由此引发出的革新自治体运动，总体的出发点是维护住民的基本权利（包括选择生活手段的权利；选择生活环境的权利；获得生产保障的权利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和宪法所规定的地方自治权。这场运动虽然没有像“反安保”运动那样激烈，而且在运动中，革新政党的作用要相对显眼些，但这场前后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运动，不论在规模、影响和社会效果上，都要比前一个运动来的深刻。据统计，1973年，日本全国有3000个住民团体在活动；在革新自治体发展最盛的1974年和1975年，革新知事所辖地区人口占日本人口的39％（1975年），1964年成立的全国革新市长会到1974年发展到136个会员。⁽⁵⁷⁾这些数字表明，以地域住民为单位而形成的住民运动和革新自治体运动，实际上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众民主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持久性和现实性，则对日本战后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应该说，这场长时间的大众民主运动是战后日本比较成功的民主运动。这一方面与运动的主体大部分是在农村向都市化转型中出现的、具有自由意志和自主管理愿望的新市民有关；⁽⁵⁸⁾另一方面则与在运动的始终，地域的住民与革新政党采取统一行动有关。⁽⁵⁹⁾在这种统一行动中，地域住民借助革新政党的指导和支持，使运动上升到政治层面，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革新政党借助住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地方自治体中与保守政党形成有力的抗衡，对保守政党在地方的统治产生有力的冲击，从而动摇保守政党统治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住民运动和革新自治体运动，不仅对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革新自治体运动，使革新政党在地方自治体中开始成为重要的执政党。这种格局的出现，一方面使自民党“一党独大”统治的地方基础动摇；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在野党的发展，从而使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在“一党独大”的格局下走向活跃。按理讲，革新政党可以利用这样的形势来结束自民党的独霸局面，但是在野党间的种种斗争，使得这种形势形不成合力，也无法有更实质性的发展。到了70年代中后期，革新自治体运动在总体上就开始走向沉寂和衰退。

“五五体制”下的政党政治，是以自民党长期独占政权为特征的政党政治。因而，这种政党政治失去了在多党体制下政党轮流执政的意味；而自民党的保守性更使这种政党政治偏离民主政治的轨道。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保革对立”，不论是在议会政治中的，还是在社会运动中的，都对战后日本民主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推进作用。这种对立和抗争，在一定程度上使自民党的“一党独大”统治在制度内和制度外都受到有效的限制，并促使自民党在政策上作出理性的选择；同时，也使战后日本社会得到有效的民主动员。由此可见，如果说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一大特征是自民党长期独占政权的话，那么另一大特征就是保守和革新力量的长期对峙。从一定意义上讲，前者给日本带来了高速经济成长，而后者则保证了日本在保守的一党绝对支配体制下，能保持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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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23页。

(2) 同上，第22页。

(3) 坂本义和：《日本占领的国际环境》，见坂本义和主编：《日本占领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3页。

(4)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33页。

(5) 内田健三：《保守三党的成立与演变》，见坂本义和主编：《日本占领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216页。

(6) 内田健三：《保守三党的成立与演变》，见坂本义和主编：《日本占领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217页。

(7)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121页。

(8) 升味准之辅：《占领改革，自民党支配》，《日本政治史》（4），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4页。

(9)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71页。

(10) 竹前荣治：《革新政党与大众运动》，见坂本义和主编：《日本占领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270页。

(11) 村川一郎：《日本“政府”研究——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地位》，日文版，ぎょうせい，1994年，第97页。

(12) 村川一郎：《日本“政府”研究——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地位》，日文版，ぎょうせい，1994年，第58页。

(13)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71页。

(14) 国政问题研究会：《日本政治——近代政党史》，日文版，国政问题研究会编辑发行，1988年，第158页。

(15) 同上，第160页。

(16) 饭冢繁太郎：《片山内阁的失败与保守体制》，见白鸟令编：《保守体制》（上），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77年，第9页。

(17) 伊藤悟：《民主党的结成》，见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编：《战后体制的形成》，日文版，大月书店，1988年，第246—247页。

(18) 升味准之辅：《占领改革，自民党支配》，《日本政治史》（4），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28—131页。

(19) 同上，第133页。

(20)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98页。

(21) 升味准之辅：《占领改革，自民党支配》，《日本政治史》（4），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42—149页。(www.xing528.com)

(22)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98页。

(23)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137页。

(24) 升味准之辅：《占领改革，自民党支配》，《日本政治史》（4），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158—159页。

(2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556页。

(26)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185页。

(27) 升味准之辅：《战后政治：1945—1955》（下），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444页。

(28)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573页。

(29) 升味准之辅、赤木须留喜：《序言》，见日本政治学会编：《现代日本政党与官僚》，1967年政治学年报，日文版，岩波书店。

(30) 猪口孝：《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构图——政府与市场》，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83年，第8—15页。

(31) 北田芳治：《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见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现代日本的经济政策》（上卷），日文版，大月书店，1979年，第10页。

(32) 转引自小野耕二：《日本政治的转换点》，日文版，青木书店，1994年，第86页。

(33) 参见升味准之辅：《战后日本政治：1945—1955》（下），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436—439页。

(34) 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日文版，岩波书店，1969年，第400页。

(35) 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272页。

(36) 转引自中村菊男：《战后日本政治史》，日文版，有信堂，1973年，第273—274页。

(37) 后藤基夫、内田健三、岩川真澄：《战后保守政治轨迹》，日文版，岩波书店，1982年，第204页。

(38) 正村公宏：《战后史》，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204页。

(39) 正村公宏：《战后史》，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211页。

(40) 北田芳治：《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见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现代日本的经济政策》（上卷），日文版，大月书店，1979年，第5页。

(41) 正村公宏：《战后史》，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242—243页。

(42) 山口裕司：《自民党一党优越的支配结构》，见米原谦、土居充夫、山口裕司（共著）：《日本政治的思考》，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62—63页。

(43) 山口裕司：《自民党一党优越的支配结构》，见米原谦、土居充夫、山口裕司（共著）：《日本政治的思考》，日文版，法律文化社，1992年，第45—46页。

(44) 国政问题研究会：《日本政治——近代政党史》，日文版，国政问题研究会编辑发行，1988年，第117页。

(45) 高桥正则等：《现代日本政治结构——五五体制变化与参众同时选举分析》，日文版，芦书房，1982年，第20页。

(46) 田中善一郎：《自民党体制的政治指导》，日文版，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17页。

(47) 渡边洋三：《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日文版，劳动旬报社，1991年，第126页。

(48) 正村公宏：《战后史》，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88页。

(49) 正村公宏：《战后史》，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117页。

(50) 同上，第134页。

(51) 渡边洋三：《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日文版，劳动旬报社，1991年，第126页。

(52) 同上，第127—128页。

(53) 同上，第130页。

(54) 正村公宏：《战后史》，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279页。

(55) 中村纪一：《住民运动》，见白鸟令编：《革新势力》，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第104页。

(56) 升味准之辅：《占领改革，自民党支配》，《日本政治史》（4），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309页。

(57) 三宅一郎、山口定等著：《日本政治的坐标》，日文版，有斐阁，1986年，第134页。

(58) 正村公宏：《战后史》，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279页。

(59) 宫本宪一编：《公害与住民运动》，日文版，自治体研究社，1970年，第9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