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政党政治的复活：日本政党政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0日，盟国军队进驻日本，9月，盟军总司令部（GHQ）移至日本，并发布第一号令，要求日本陆海军解体，军需生产全面停止。从此，日本就进入了战后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占领改革时期，又称战后改革时期。

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的监管实行“间接统治方式”，即通过日本政府来实现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革。⁽¹⁾这种监管的实际担当者是美国。根据1945年7月26日签署的《波茨坦宣言》，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占领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扫除军国主义，惩罚战犯，确立民主主义和基本人权，解体军工产业，建立和平的责任政府，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改革，从而使日本从军国主义国家变成对世界和平和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和平民主国家。⁽²⁾因此，这种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使旧的国家体制解体，并在制定新宪法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体制。

这场变革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又一次大变革。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是日本基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而作出的主动反应和选择，那么第二次变革，则是国际社会，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为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一次改革后确立起来的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的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体制。日本学者坂本义和在比较这两次大变革时指出：“1945年战争结束后，日本迎来了‘第二次开国’。但是，相对于从幕府时代末期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有选择地引进西方文明的开国来说，这次的开国则是日本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依联合国意志，有选择地引入西方文明。所以，在占领时期，‘国际社会’对日本有组织的大规模渗透，是第一次开国所不能比的。特别在政治层面上，通常国家用于区别国内国外的国境线荡然无存，外部的权力在日本内部确立了重要地位。这样在日本社会与‘国际社会’所形成的种种交错中，外部权力在日本获得了极端的优势地位。”⁽³⁾西方现代民主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被导入日本社会的，从而开始了战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战后改革的总体取向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因而，这种改革对于战前受帝国体制“封锁”，并最终解体的战前各政党来说是一大解放。《波茨坦宣言》明确表示，要通过改革，复活和强化日本国民中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复活和强化的最初成果，是政党的复活和战后政党政治的重建。据统计，在占领改革半年后，即在1946年4月举行的第22届总选举中，参与选举的政党就多达363个。⁽⁴⁾这个数字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些政党中，最有影响的有以下五大政党：

1．日本社会党。成立于1945年11月2日。主要以战前的社会民主党、日本劳动党和日本无产党这三个政党为基础组成。基本纲领是：确保国民的政治自由，建立民主主义体制；排除资本主义，推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活安定、向上；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行，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努力。

2．日本自由党。成立于1945年11月9日。以在战时体制中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少数派，即原政友会的鸠山一郎派为中心组成。鸠山一郎认为，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自由党不能单由旧党人组成，因为这样无法在国民中形成影响。所以，他在组织自由党时，联合了一批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评论家、财界和新闻界的人物，从而使自由党多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一组党战略，使自由党在战后第一次总选举（即1946年4月的第22届总选举）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自由党的基本纲领是：根绝军国主义，建设新日本；维持国体，建立民主的、责任的政治体制；促进自由的经济活动，再建农工商各产业；尊重人权，高扬社会和政治道德。

3．日本进步党。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以原民政党的町田忠治派和原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派为中坚形成。这两个党派在战时的“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中，先后消解，共同加入大政翼赞会，后来，成为战时体制主要支持力量的大日本政治会的中坚。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进步党是战时大日本政治会的转型。⁽⁵⁾其基本纲领是：拥护国体，彻底推行民主主义，确立以议会为中心的责任政治；尊重个人自由，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调整产业，发展生产，公正分配，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4．日本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46年12月1日。和上述三党相比，日本共产党成立较晚，主要原因是在战前体制下，日本共产党属非法组织，被强行解体，主要成员被捕或流亡。日本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间虽晚，但在日本政府于1945年10月10日依据盟军总司令部指令释放政治犯后，就已开始政治活动。日本共产党的最大目标是：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

5．日本协同党。成立于1945年12月18日。以战后临时议会中那些没有加入新成立的社会党、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无党派议员为基础组成，形式上是新兴政党，但从其基本纲领可以看出，其本质是比较陈旧的。其基本纲领是：护持皇统；推行以勤劳、自主、相爱为基调的协同主义。

上述五个主要政党，几乎都是在战后帝国体制解体的同时复活的。这种复活与其说是为响应战后的民主改革，不如说是为填补帝国体制解体、军部势力崩溃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这不仅是各政党复活时所怀的基本动机，而且也是盟军总司令部所希望的。因为，只有通过政党这一符合民主体制需要的政治力量的复活，盟军总司令部才能对日本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并对日本进行有效的间接控制。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复活的政党在填补了战后权力真空的同时，也为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再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46年4月10日，在依新选举法而举行的战后第一次民主选举（即第22届总选举）中，各政党成为选举活动的中心。5月22日，以在这次选举中获胜的自由党为中心的政党联合内阁——第一次吉田内阁成立。民主选举的实现和政党内阁的产生，标志着日本政治重新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同年11月3日颁布的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主要精神的《日本国宪法》，在日本正式建立了现代代议民主制。这一体制的确立，使日本政党真正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和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

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体制背景下形成的，然而，在考察和分析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时，人们似乎都要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战后政党政治和战前政党政治是否存在连续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源于战后复活的政党。

从战后复活的五大政党的社会、政治基础以及具体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战后政党复活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延续性。这五个政党中，除共产党是战前组织的直接延续外，其他四个政党也都是在战前旧党派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再编组合而形成的。因而，在人员和组织上，这五个政党是对战前政党的延续。尽管后来公职处分以及民主改革，都对各政党，尤其是自由党、进步党和协同党带来了组织上的冲击，但各党的核心组织、基本派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www.xing528.com)

第二，保守性。进步党、自由党和协同党基本上是以战前的民政党和政友会的党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战前，这两个政党在帝国体制下形成，并作为帝国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与官僚、军阀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尽管这两个政党中也存在一定的先进势力，但在整体上，对帝国体制与统治有很强的亲和性，显示出强烈的保守色彩。因此，这三个政党形成后，基于当时占领和改革的形势，它们一手举起了民主旗帜，但另一手却依然抱着旧的帝国体制不放。三个政党的党纲都明确表示拥护国体。在新宪法尚未公布，新的体制还没建立的情况下，这个国体自然是旧的帝国体制和天皇统治。更有甚者，协同党明确表示拥护皇统，而从大日本政治会演变而来的进步党则对军国主义避而不谈。⁽⁶⁾相对而言，自由党要进步些。

第三，全面性。战后的政党复活，是全面的政党复活。也就是说，战后的民主改革，不仅使旧的执政党，如民政党、政友会，以新的组织形式得以再生，而且使原来被视为非法的政党合法化，如共产党。这种全面复活，有当时形势和政治的需要。在这种全面复活中，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保守和革新对立格局的形成基础。

战后政党复活的这三个特点，确实显示了战后政党政治延续战前政党政治的强烈倾向。但应看到，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因为，这关系到对战后政党政治的认识和判断。

政党政治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从战后日本政党复活的整个过程来看，政党是在占领和民主改革中得以复活的，而战后民主制度是借助复活的政党而得以运作的。民主制度是外来的、新的，从根本意义上讲，不是战后日本选择和确立的，而是借助占领统治而得以确立的。然而，制度所复活的却是旧政党，并依靠这种政党而展开运作。日本战后政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决定了战后政党政治与战前政党政治之间既有非连续性的一面，也有连续性的一面。民主制度的确立及其对旧制度的改造，决定了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非连续性一面；而旧政党的复活，则决定了其连续性的一面。政党在战后民主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在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连续性一面往往起着主导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在作用于战后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也不得不面临自身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下面首先分析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与战前政党政治之间的非连续性的一面。

第一，体制的非连续性。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是在现代代议民主制下形成的，因而，它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形式、地位和作用与战前完全不同。首先，在战后，国家主权已由天皇手中转到国民手中，国民的代议机关——议会是整个制度的核心，而议会是以政党为中心展开的。然而，在战前的政党内阁时代，尽管政党活跃在政治舞台的最前沿，但它并非政治的中心。其次，战前的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仅限于众议院，受到被藩阀势力完全占据的贵族院的极大限制。但是，在战后，政党政治展开不久，就实现了取代原来贵族院的参议院的政党化。⁽⁷⁾所以，如果说战前的政党被帝国体制所操纵，那么战后的政党则是代议民主体制的实际操纵者。因而，战后的政党政治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与战前不同。

第二，功能的非连续性。这主要指政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体制中功能的非连续性。战前的帝国体制否认社会民众运动和革新力量的成长，所以，最后构成政党政治的是两个政治倾向基本一致，在组织形态上都与帝国体制内的藩阀、官僚、军部等统治势力有密切联系的保守政党。由于这两个保守政党不是多元的社会利益的真正代表，所以，主要由这两个政党操纵的战前政党政治，无法真正承担起联系政府与社会的中介功能。它的实际功能仅仅是协助帝国体制，统治社会和国家。战后民主政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使政党政治基于代表社会多元利益的多元政党而形成。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之间的对立、牵制和合作，构成战后政党政治的实际样式，从而使战后政党政治承担起联系政府与社会的中介功能。

第三，基础的非连续性。战后的民主改革，虽然使旧的政党以新的形式复活，并获得高度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旧的政党所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如在政治资金上对财阀的依赖；通过内务省的官僚警察体系来维持选举地盘；地方社会名流的集票功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弱小等，都随着财阀的解体、帝国体制的崩溃、反动势力的削弱以及民主改革的推行，逐步消失。⁽⁸⁾这就意味着战后政党是在新的社会基础和体制条件下发展的。

战后政党政治与战前政党政治之间的连续性同其非连续性一样明显。这种连续性主要基于战后政党对战前政党的延续和继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组织的连续性。这包含两个方面：1．组织成员的连续性。战后各政党都是在比较急促的时间里形成的，因而，政党复活时，其基本成员大部分是战前的政党成员。虽然三个保守政党，即自由党、进步党和协同党，不是战前政党组织的直接继承，而是战前政党组织的再编，但从整体上看，这三个政党实际上共同继承了战前两大保守政党力量。在后来的公职处分和民主改革中，自由党和进步党在人员队伍上都有较大变动，老的退出，大量新的成员加入，但这些对政党的核心力量所形成的冲击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到1951年，公职处分解除后，许多旧党人的政治家重新复活，并继续在党内起重要作用。⁽⁹⁾与保守政党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对战前组织的继承和延续，更为直接和全面。日本共产党在战后被称为“党的再建大会”的第四次党的大会上，明确强调在组织上要与战前保持连续性。⁽¹⁰⁾2．组织体系的连续性。总体上讲，战后主要政党的组织体系基本上是在战前组织体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自由党在组成时，就是依其前身政友会的会则来制定新党的党则的。⁽¹¹⁾因此，战前政友会以及民政党的组织模式基本上被后来以自由党为主体组成的自民党以及从自民党分化出来的“新党”所继承。实际上，战后的政党，不仅政党的内部组织体系，如总务会、干事长、政务调查会延续了战前的政党组织形式；而且在政党与政党间活动关系的组织形式，如对日本政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府与执政党的首脑会议”，也基本上是延续了战前的组织形式。⁽¹²⁾

第二，派阀的连续性。虽然政党派阀在世界各国政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在日本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党内的派阀在实际的政党政治中，担当起关键性的角色，形成特殊的“派阀政治”。派阀政治在战前就已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战后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消除这种政治形式，而且还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政治形式。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后政党，在复活战前政党的同时，实际上也继承和延续了战前的派阀体系。虽然在战后改革的冲击下，从战前延续下来的派阀体系的具体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这种体系本身还是延续存在的。战后吉田内阁的最后解体，就是从战前延续下来的派阀体系作用的结果。⁽¹³⁾

第三，传统的延续性。战后政党在组织、人员、派阀体系以及组织方式上，都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继承了战前的政党。随着这些因素的延续和继承，战前政党政治的传统在战后也得到延续和发展。前面已指出，战后政党与战前政党在存在基础上是不连续的，但是在这不连续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传统的连续。因为，后来的事实表明，占领改革所摧毁的那些战前政党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各政党在战后几乎又以同样的形式予以再建和发展。于是，战前政党基于这些存在基础而形成的金权政治、党官结合、选举腐败等，在战后的政党政治中又得以复活，而且愈演愈烈。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传统延续背后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保守主义的延续。这一层面的延续，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章节的分析中，将能看到这种影响。

日本战后政党政治就是在上述分析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交错中展开和发展的。因而，战后日本政党政治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在组织形式上，既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和特征，但又有许多传统的方式和程序；在政策选择上，既具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人类意识，但又有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价值观念上，既追求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理念，表现出民主和革新的倾向，但同时又存有比较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扫除不清的右翼流毒。这种多层面上的两面性，使日本政党政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政党政治；同时，也使得日本政党政治在实际运作和发展中陷入矛盾和危机，以至于在90年代的今天，日本政党政治还不得不面临政党本身的现代化和政党政治变革的问题，不得不面临政党如何正确引导国民认识历史、迎接未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