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政治：两党竞争与凋落成果

大正后期，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成功，显示了政党的力量和新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反映了在“山县时代”过去之后，丧失了主心骨的藩阀势力正走向衰弱，已无法主导日本政治。残留的藩阀势力都逐渐转向军部，不再像“山县时代”那样，直接以政府的主导力量来对抗政党，而是以军部为靠山，以一种政治元老或政治特权者的力量来对抗政党。由于当时的军部力量还比较有限，所以，这种作用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第二次护宪运动之后，政党基本上掌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从而在昭和初年迎来了日本战前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³⁰⁾

从大正十三年（1924年）的“护宪三派”内阁成立到昭和七年（1932年）的犬养毅内阁解体，前后连续经历了七届政党内阁，这八年时间所形成的战前“政党内阁时代”是日本政党政治形成和发展以来所没有过的。这种政治景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大正民主时代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普选制度。昭和时代政治大体上可以说是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即1928年2月的第16届总选举）中拉开序幕的。普选所形成的全社会性的社会动员，为政党政治全面推行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基于普选所形成的政治合法性，则为政党政治在日本全面代替旧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可能。政党政治时代的出现，正是这种历史可能性的体现。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虽然已经出现，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转变为现实，以至于战前的政党政治丧失大好局面，最终走向失败。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上的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更有政党本身的主观原因，那就是日本政党本身所固有的妥协性和保守性。这些原因，在导致日本政党政治失败的过程中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内共同起作用的，因而，很难说哪个原因是最主要的，而必须作总体的分析。本节将主要从客观的历史发展和政党本身的主观倾向来分析政党政治的失败；后面两节将基于本节的分析，从具体的制度和历史发展过程来分析这一问题。

“护宪三派”内阁，实际上是大正后期由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所形成的三党鼎立的政治格局的“绝唱”。三党联盟是针对以贵族院为核心的藩阀势力而形成的。因而，虽然各党都有各自的利益和要求，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在共同的目标下，它们还是保持了合作，并在普选制度的建立、贵族院的改革和行政与财政的调整等方面作出了共同的努力。但是，和过去一样，这些具体目标达成之后，它们之间就因相互的利益冲突而分道扬镳。1925年（大正十四年），“护宪三派”内阁解体，代之而起的是由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织的内阁，但加藤高明很快因病去世，继之而起的依然是以宪政会为核心的若礼次郎内阁。

实际上，“护宪三派”解体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党间新的合纵连横的过程。在“护宪三派”尚未解体时，内部的矛盾就使得革新俱乐部党首犬养毅退出政治舞台，并将革新俱乐部与政友会结合，从而在三派内阁中形成“两雄争强”的局面。这样，“护宪三派”内阁解体后，原来的三党鼎立的主角就变成了政友会、宪政会和原先在三党联盟之外的政友本党。对于宪政会掌权，其他两党没有给予多大的支持，相反，利用当时日本内忧外患的局势，向若内阁施加压力。若礼次郎不得不召集另外两党党首会谈，以“新帝新政初始”为由，希望三党之间终止政权之争。另外两党出于即将举行第一次普选的考虑，同意达成妥协。⁽³¹⁾但妥协也很快被打破，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内阁代替了若内阁。在田中内阁组织的过程中，政友本党总裁率领政友本党的二十多名众议院议员脱党，加入政友会，从而使政友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面对这一刺激，早已计划把政友本党合并进来的宪政会于1927年（昭和二年），与政友本党正式合并，组成立宪民政党（简称民政党），从而在议会中的议席马上又超过政友会，成为第一大党。民政党成立后，把打倒刚成立的田中内阁，作为本党议会活动的重要目标。民政党的成立，对田中内阁来说，意味着刚成立就遇到了处于议会中少数党地位的窘境。民政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战前政党政治已从大正末期“三党鼎立”的时代转入昭和初年“两党对峙”的时代。

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这段短暂而复杂的历史可以看出，“政党政治时代”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党争。政党间的竞争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形式，也是政党政治的活力所在。因而，对于日本政党政治发展来说，这种党争的出现是自然的。然而，在主权尚不在民，政治权力还没完全由政党掌握的战前日本政治条件下出现的激烈党争，与在民主化比较成熟的国家中，在主权在民、政治权力完全由政党掌握的前提下形成的党争相比，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决定了这种党争具有如下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最后都促成了日本政党政治在政党的相互竞争中的凋落。

第一，传统性。昭和初期相互对峙的两大政党，前身分别是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两党曾在国会开设之初合并成立宪政党，后因在有关宪政党正统地位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两党又从宪政党分裂出来，分别成立宪政党和宪政本党。到了藩阀与政党提携和苟合的年代，这两个政党先后被藩阀势力所兼容。1900年，宪政党向伊藤博文“献党”，成立政友会。依伊藤的建党思想，政友会是天皇大权下的政党，不应以地方的或党派的利益为重，而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所以，“政友会并不是为了与元老和藩阀势力作正面的对立，而是为了增强藩阀势力的政治领导力而形成的。从此，政友会就形成了通过与藩阀、官僚势力妥协、结合来扩大党势，从而接近政权的传统”。⁽³²⁾政友会是如此，以宪政本党为中心组成的国民党，经山县派的桂太郎改造而于1913年改组成立的立宪同志会也是如此。民政党就是在由立宪同志会发展而来的宪政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昭和初期的两大对峙政党，都是被藩阀和官僚势力浸染过的。由于两个政党分别被两个在政治舞台上相互对立的藩阀官僚势力，即以山县和伊藤为中心的藩阀官僚势力浸染和同化，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虽有资产阶级政党为争夺政权而斗争的倾向，但同时还有传统的藩阀官僚势力之间斗争的倾向。后一种倾向，一方面使党争往往陷入一种派系之间的单纯利益之争，而不是作为社会不同政治代表之间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则使党争无法摆脱对旧的政治势力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往往使党争被旧政治势力的幕后交易和妥协所操纵。

第二，狭隘性。夺取政权，无疑是政党间竞争的首要目标。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的斗争也是围绕着政权展开的。经过明治维新和大正民主这两个时代的发展，这两个政党都已资产阶级化了。它们曾携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护宪运动中，为政党的地位和政党政治的推行而与藩阀官僚势力抗争，显示了新的政治倾向。然而，这种抗争仅仅是为了组建政党内阁，并不是要掌握全部国家权力，建立全面统治。因而，政党一旦掌握政权，它们这种联合抗争就结束，随即转入政党间为组织自己的内阁而进行的党争。在党争中，政党间的合纵连横以及各政党的政治纲领，都围绕着组织自己的政党内阁而展开。自议会以政党为中心运作以来，政党间的合纵连横就不是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基础，而完全是为了一时的权力之争或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因而，这种合纵连横，组合得快，分裂得也快。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权性质和制度结构形式，决定了政党间所争夺的权力，仅仅是政权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权的全部。因而，围绕着这一部分的权力而展开的党争，自然是狭隘的。这种狭隘性决定了党的组织和纲领的狭隘性。这些政党提出的反映自身性质的党纲，也仅仅是为了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缺乏应有的理想追求。前面提到的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内阁，一成立就因民政党的成立而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党的地位。面对如此窘境，田中内阁为了表示决意维护该内阁，针对民政党为倒阁需要提出的“议会中心主义”，居然提出了极为保守的“皇室中心主义”。⁽³³⁾这个主义虽然为政友会内阁找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支撑点，但实际上却否定了政党政治本身。

第三，诋毁性。在政党内阁尚未出现之时，政党间的竞争主要是为了议会中的主导权；政党内阁出现后，政党间的竞争，则主要是为了内阁执掌权。此时，议会主导权的竞争虽然还是党争的主要目标，但与内阁执掌权相比，它不再是最重要的目标了。因为，在帝国体制下，议会的主导权和内阁的执掌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议会主导权只是为政党获得内阁执掌权和保证内阁顺利运作提供基础。在帝国体制下，首相的任命大权掌握在天皇手中，原则上议会无法左右天皇的任命权，而且，内阁可以相对独立于议会而自主活动。这样，议会的实际地位是比较低的，议会议员的选举与内阁的更替没有内在的必然关系，内阁更替主要基于现有内阁执政的危机而形成。所以，一个政党要获得内阁的执掌权，不是靠争取选民，而主要靠使现有的内阁陷入“统治危机”。这就决定了党争在一定意义上，不是面向选民的，而是面向有首相推荐权的元老和藩阀官僚势力的；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和“诋毁性”的。因为，在两党对峙的格局下，只要使对方的统治陷入危机，接下来的自然是自己出山组阁。在明治宪法规定的政府体制下，内阁的阁议要求全体阁员一致同意，如果一部分阁僚对首相或内阁的方针表示反对，反对的阁僚本身并不辞职，相反，内阁则因阁内不统一而不得不总辞职。首相对国务大臣是没有罢免权的。所以，在这样的政府体制下，要使一个内阁陷入危机不是件困难的事。这种体制结构和运作规则决定了在朝的往往处于“守势”，而在野的，则处于“攻势”。一个政党一旦从在野转为在朝，就由“攻”转“守”，相反，一旦从在朝转为在野，就由“守”转“攻”。这样，一攻一守，一来一往，使政党政治像走马灯似的，热闹非凡。在八年的“政党政治内阁时代”，前后组织了七次内阁，每届内阁任期平均仅一年时间，短的不到半年。“诋毁性”党争的一般策略是：1．进行不断的实力组合，尤其是与内阁中的官僚结合，来牵制现有内阁的运作和政策实现。2．强调政党间政策的差异，并对对方的政策作诋毁性的攻击。⁽³⁴⁾这种“诋毁性”党争，使内阁更替频繁，但更为重要的是使相互诋毁的双方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统治力下降，从而影响政党在整个帝国体制和国民心目中的地位，限制了政党政治的发展。(www.xing528.com)

第四，妥协性。前面的分析表明，在帝国体制下，两党竞争中，不论哪一政党要想最后获胜并掌握内阁，得到选民的支持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得到帝国体系中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藩阀和官僚势力的支持。对以夺取并维持政权为首要目标的政党来说，要获得这些力量的支持，就必须要向它们妥协，而这两个政党与藩阀官僚势力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关系”，又为这种妥协提供了现实基础。由于旧的政治势力完全是脱离于社会之上，并与社会对立的国家力量的代表，因而，这种妥协也就必然使产生于社会的政党掌握政权后，逐渐与社会大众相脱离，并与社会相对立。政党妥协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一方面使政党失去应有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则使政党在帝国体系中自主的地位和独立的政治个性逐渐丧失，在利用藩阀官僚势力的同时，被藩阀官僚势力所利用，在依赖藩阀官僚势力支持的同时，与藩阀官僚势力同流合污，成为藩阀官僚势力的附庸。这种妥协性随着后来军部势力的抬头，就逐渐发展成对军部势力的妥协。1928年关东军在我国东北炸死张作霖，惹起大事端后，政友会的田中内阁的阁僚和政友会干部，一方面怕事态扩大会引来在野党的倒阁，另一方面害怕激进军人和右翼势力的威胁，不敢公布真相，在给天皇的奏文中，对事件的真相遮遮掩掩，试图为军方蒙混过关。此时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民政党，也为了避免与陆军的正面冲突，不揭露真相，只是间接地追究政府责任，进行倒阁活动。⁽³⁵⁾这样，两党为了不至于在相互的竞争中受到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的限制和冲击，而在同一事件上，共同表示出了对军方妥协的倾向。不论从这具体事件的历史影响来看，还是从政治体系内的权力斗争的关系来看，很显然，这种妥协对日本政党政治来说是致命的。

第五，腐败性。政治权力的刺激使得相互竞争的政党往往不择手段，形成腐败性竞争，而政党政治本身制度和法律的不健全，则为这种腐败性竞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腐败性竞争主要体现在选举腐败和金权政治上。尽管选举的胜负，并不决定政党的组阁，但对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第一次普选开始，政党就积极地干预选举活动，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采取了“直接收买”、“利益诱导”等手段。在第一次普选中，田中内阁利用掌权之优势，动用内务省制作了《选举运动方法》秘密文件，向全国的政友会候选人发放，并要求各地警察、府县知事支持、协助政友会的候选人。⁽³⁶⁾然而，选举后，在全国关于选举违法活动的调查中，政友会的选举违法活动数量却远远低于民政党，其数字之比是：63∶469。⁽³⁷⁾不仅第一次普选如此，后来的选举也依然如此。在1930年的选举中，受检事局检控的人员达21556人，其中84%被起诉。⁽³⁸⁾在这样大规模的选举中，金钱是关键的因素，不论收买选票，还是选举宣传都需要足够的金钱。于是，腐败的选举和竞争就使得政党政治向金权政治滑行。1929年，当时的经济评论家高桥龟吉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政党股份公司》一文，对金权政治进行了分析，并对当时越来越露骨的金权政治作了批判，认为这种金权政治不仅使政治家腐败，而且使资本主义走向没落。⁽³⁹⁾

第六，自灭性。从总体上讲，两党之间的这种竞争，如飞蛾扑火，是自灭性的竞争。党争的传统性和狭隘性，大大限制了政党本身的发展，使政党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现行制度所决定的地位和状态，而这个制度一开始就是反对政党的，就是不利于政党发展的。所以，政党在这个制度中，如果无法改变自身所处的地位和状态，最终就必然被这个制度的力量所消融、所化解。宪政党向政友会的转变、由桂太郎策划的立宪同志会的出现以及“党藩提携时代”的产生，都预示了这个趋向。在诋毁性的党争中，虽然双方都只是在相互否定对方的统治能力，然而，这种否定实际上在削弱对方的统治能力的同时，自己的统治能力和统治权威也随之不断地丧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竞争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而是面向元老和藩阀官僚的，所以，在这种竞争中，政党就逐渐丧失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中介所应具有的基本地位和机能，从而丧失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没有社会基础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必然走向衰败。⁽⁴⁰⁾在这过程中，政党向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以及政党自身的腐败，进一步加速了政党的社会基础的崩溃。这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政党与旧势力妥协、结合得越深，它的社会基础越弱；⁽⁴¹⁾而越得不到社会认同和支持，政党对旧势力的依赖就越深，以至于最后被旧的势力所消解。由于上述这些特性，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制度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所以，在政党政治之初，一些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就预见到政党政治在战前日本必然崩溃的命运。早在1927年（昭和2年），就有政治评论家在题为《没落期政党政治》的评论中，认为政党在普选上向旧势力的妥协以及政党在普选中的腐败，必然使政党政治“早晚面临没落、崩溃的命运”，提出了政党政治自动崩溃论。⁽⁴²⁾当时著名的政治学者吉野作造在《现代政局展望》一文中，对现有的政党政治表示了极大的失望，认为这种政党政治最终也将自行崩溃。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之上，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如果这种力量无法代替必然走向崩溃的现有政党，那么取代政党政治出现的将是反动的体制。⁽⁴³⁾历史没有按吉野作造所设想的方向发展，相反，展现了他所不愿看到的场景。伴随着这种自灭性竞争所导致的政党衰败，出现的是旧的反动势力的统治和军国主义的猖獗。当然，这种自灭性党争要真正使政党政治崩溃、瓦解，还需有一定的历史契机和外力作用。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及在这过程中急速膨胀的军国主义，提供了这种契机和动力。本章的最后一节将对此作具体分析。

两党竞争时代，在日本学者看来，是日本战前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从日本政党政治发展历史来看，两党以特有的形式所进行的竞争，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凋落；但从日本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这个时代是日本战前政党比较长时间地直接领导和组织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因此，在看到两党竞争导致政党政治凋落的同时，还应看到两党竞争在客观上对日本现代化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在两党竞争时代，两党竞争的最主要资本之一就是政党的政策构想，因为，这不论对于政党组织内阁或保证在普选中获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昭和初年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内外重重危机，更衬托出政党政策对政党执政的重要性。所以，在两党竞争时代，政党转向了政策中心主义，并把政策的执行看作党的生命所在。⁽⁴⁴⁾出于竞争的需要，两党的政策不尽相同，有不少对立之处，但总体倾向是推进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民政党的政策在滨口雄幸内阁时体系化为十大纲领：1．政治公明；2．振作国民精神；3．整顿法纪；4．外交创新；5．完成军减；6．整顿紧缩财政；7．递减国债总额；8．实行金解禁；9．确立社会政策；10．其他（教育功能更新，整顿中央地方税制，增加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乡村经济）。滨口内阁提出了这十大纲领，并在执政中积极执行这些纲领，视其为对在选举中和选民达成的公约的忠信。滨口内阁因此而得到国民的肯定。⁽⁴⁵⁾政友会在原敬的四大政策基础上，依新形势需要，提出了以“产业立国”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具体有：1．产业立国；2．地方分权；3．地租委让；4．振兴乡村；5．减轻营业税并向地方委让；6．整顿财政，制定新的财政计划；7．完善交通运输；8．设立保护关税；9．改善教育；10．实施社会政策；11．振兴工业；12．积极外交。这些政策是政友会内阁的具体行动指导。显然，两党政策基本上都涉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除具体的发展内容之外，还包括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方案。因此，这些政策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政党政治“黄金时代”的出现，表明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发展走到了高峰，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日本政党政治走向了凋落。这里不仅蕴含着历史的辩证法，更蕴含着战前日本政治发展，尤其是政党本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西方政党政治，是基于资产阶级革命而形成和发展的，都以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日本的政党政治，先天就缺乏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体制的专制和传统性，更使先天不足的日本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困难重重。但是，借助制度内外的各种新旧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借助体制内的合理空间，借助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的整个历史大趋势，日本的政党政治还是一步一步地得到发展。虽然这个发展过程总伴随着种种与生俱来的缺陷，但最终还是走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正因为有战前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日本的近代政治才会在资产阶级比较壮大的时候，出现“政党政治时代”，从而结束了藩阀官僚统治的时代。

当然，我们在肯定日本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意义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日本政党政治发展，或者说整个日本近代政治史发展的另一面的现实，即政党在借助旧的政治势力寻求发展的同时，也使旧的政治势力得到了延续；而政党本身的保守和妥协，不仅没有有效地抑制旧政治势力的延续，反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无意地使旧政治力量获得在新的形势下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和基础，以至于使自身以及日本战前的现代化进程被这种力量所摧毁。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前的日本政党政治，成也政党，败也政党。同样，政党政治对整个战前的日本现代化来说，促进了它的发展，同时也在客观上将其引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