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日本政党改造

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近代日本政党，一直深受明治政府的压制和排挤，然而，作为明治政府核心人物的伊藤博文，却在亲自参与对政党的压制和排挤的过程中，因政党发展潮流的推动而转变成为政党发展潮流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力量，并对日本政党在战前的发展、转型及其基本特征的定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日本近代史上，伊藤博文所具有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参与了明治维新，开创了日本近代化；设计了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发展了日本政党政治。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比较矛盾复杂的历史人物。就政治上而言，他在明治维新后的历史发展中，从保守派中的进步代表跃进为进步派中的保守代表，从而在总体政治态度上，表现出“温和的进步主义”；⁽⁴⁹⁾从藩阀官僚政治家跃进为政党主义政治家，从而使整个政治生涯表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伊藤博文的影响，源于他的智慧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同样，他的矛盾和复杂，也是由这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可以把伊藤博文看作明治维新的人物，但也可以把他看作整个日本近代历史中的人物，因为，他的智慧和矛盾复杂的历史特性，不仅是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折射，而且也是日本社会和文化精神的折射。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孕育出的特殊历史人物，伊藤博文的影响，实际上超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延伸到近现代日本社会和文化精神之中。虽然这种影响在很多方面是无形的，但却极为深刻，以至于在战后日本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时时还能感觉到伊藤博文的影响。

伊藤博文不仅系统设计了日本近代国家体制，更为重要的是亲自实践了这套体制。在这过程中，他从理论走向实际，从理想走向现实，从传统走向现代。他这种变化表现最为鲜明之处是他对政党态度的变化，即从最初坚决反对政党，到逐步认可接受政党，最后亲自参与政党政治的实践。经历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他也就从藩阀官僚的旧政治家转变为政党主义的新政治家。这反差鲜明的变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来看，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大潮以及其中的政党政治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其具体的变化过程正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以及政党发展过程的折射；另一方面，从人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来看，伊藤博文思想的变化及其对政党的直接参与，也对近代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事实证明，伊藤博文与政党合作，参与政党政治实践后，日本政党就在整体上开始转型。因此，要认识日本近代政党，就必须认识伊藤博文政党观念的转变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伊藤博文在最初设计近代日本国家体制时，所持的最高政治理念是：构筑一切权力集中于天皇，实现天皇亲政理论的政治体制。⁽⁵⁰⁾因而，他坚决排斥了具有明显共和倾向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选择了倾向于君主专制的普鲁士式的君主立宪制。这种选择，一方面表明他对君主立宪制的崇尚，另一方面则表明他对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排斥。他认为在以天皇为核心的帝国体制下，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天皇，体制中所有机构和部门的权力都来自天皇，⁽⁵¹⁾对天皇本身或派生出的权力，除了宪法规定本身之外，任何政治力量都是不能干预的。因此，在他看来，议会作为天皇制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权力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天皇，议会只是天皇的辅助机构。他把这套理论直接贯彻到明治宪法中，从而使依此宪法确立起的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并没有给帝国议会应有的政治地位。议会是政党的重要政治舞台，是政党政治得以运作的核心机制，因而，伊藤博文对议会政治的压制实际上就是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压制与排斥。

政党是代议政治必不可少的基础，实行代议政治必然要导致政党出现。因而，主观的否定和排斥，并不能消除政党产生的必然。事实上，伊藤博文在构筑君主立宪制的近代日本国家体制时，就已经为政党和政党政治在日本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政党产生后，面对客观存在的政党，伊藤博文并不直接否定，而是间接地否定。他说：“作为社会现象的政党和具有组织政府意味的政党完全不同，前者是自然的必然，应予以肯定；而后者不利于国家的全体性，应予以否定。”⁽⁵²⁾这就在“理论上”否定了现实存在的政党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作为。但这种否定还是以允许政党存在为前提的。因而，对于政党的实际政治挑战，伊藤博文只能尽量将政党的作用和影响排斥在实际政权的核心之外。为此，对西洋政治颇有研究的伊藤博文接受了幕僚井上毅的创意，为相当仇视政党政治的藩阀官僚政府制定了“超然主义”的对策，即以君主为核心的政府，位于臣民之上，立于政党之外，不偏不袒。这样，藩阀政府既获得形式上的超然性和不偏不倚的“公正性”，又能在实质上起到将政党排斥于政权之外的作用，一举两得。

“超然主义”的真正实质，并不在于“超然”本身，而在于限制政党的作用。具体讲，就是阻止以反对藩阀政府的政党为基础的内阁出现，从而保证藩阀政权成为永久化政权。⁽⁵³⁾因而，伊藤博文在“超然主义”下并不消极，他认为只要藩阀官僚政府能做到两点，就能完全达到目的：一是政府在国政上祛除一切的邪念野心，表现出真正的诚心诚意；二是在议会中有效地操纵各主要政党。显然，这两点是他在政党问题上主张怀柔和弹压兼用原则的具体体现。因而，伊藤博文的“超然主义”，并不是“彻底的超然主义”，实际上是“半超然半政党”的政策。⁽⁵⁴⁾

伊藤博文确实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⁵⁵⁾尽管他一开始只是承认“作为社会现象”的政党，并不承认作为“组织政府”的政党，但通过日本历史上第一届帝国议会的实践，伊藤博文意识到简单否定政党是无用的，也是无益的，必须面对日益活跃的政党，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应行动。因此，在第一届帝国议会解散后的第二年，即1892年初，在政府对选举进行大干涉的时候，伊藤博文清醒地意识到建立政党的必要。为此，他向天皇上奏，主张组织“政府党”，以便在君主立宪政治的范围内，压制自由民权派的政党。但是，他的主张被天皇否定。虽然这种主张的动机并不纯洁，但这主张本身体现出伊藤博文对政党的态度已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承认了作为组织政府的政党是君主立宪政治运作的核心。

回到当时的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伊藤博文观念的转变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他的周围普遍表示出对政党的怀疑和否定。伊藤博文第一次在元老会议上提出组织政党的设想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赞同。⁽⁵⁶⁾然而，伊藤博文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在伊藤博文看来，最初否定政党对政府的干预，是为了巩固天皇制国家政权；现在组织政党，在政党基础上进行新的政治运动，还是为了巩固天皇制国家，因为，组织政党是这个体制本身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否定政党是件小事，但要否定历史，否定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逻辑，则要贻误大局，遭到失败。冷静、务实、理性，给了伊藤博文智慧和超人的眼光，同样，也给了伊藤博文走向政党政治的信念和决心。

随着政党在帝国体制内的迅速发展，以及伊藤博文本人对政党在帝国体制内地位与作用认识的加深，伊藤博文的政党观念也在进一步发生变化。面对日益活跃和壮大的政党，伊藤博文意识到在一时还无法通过组织自己的政党来与自由民权派政党抗衡的情况下，必须通过与自由民权派政党合作来转化这种力量，使其朝着有利于君主立宪制的方向发展。于是，他开始放弃最初的“超然主义”的政治主张。甲午战争结束后，他公开主张政府与议会妥协，主张政府与政党相互提携，共同进行“战后经营”。这一变化，意味着伊藤博文开始告别“超然主义”，转向“政党主义”。⁽⁵⁷⁾

伊藤博文的这一变化，不仅是其自身政治态度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转折，更为重要的是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转折。从当时的现实来讲，这一变化意味着自议会开设以来，以议会为基地的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从“斗争时代”跃进为“提携时代”；从比较长远的历史发展来讲，这一变化意味着明治维新以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和藩阀政府同时发生“变质”，在日本宪政史上，开创了藩阀与政党苟合的政治时代，官民对峙也因此走向官民提携。⁽⁵⁸⁾促进这一变化的既有伊藤博文自身的作用和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作用和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日双方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因这场战争而面临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然而，日本则因这场战争发生深刻变化，迅速走向现代化。甲午战争后，中国给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兴奋剂，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发生飞跃性的发展。甲午战争后，以急速的军备扩张和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战后经营”，成为日本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题。正是在这种关系到日本整个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战后经营”的大背景下，藩阀政府与议会内的政党走到了一起，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当然，在这中间，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和打算。

从政府方面讲，促成政府与政党接近的动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甲午战争后，藩阀政府在归还辽东半岛问题上陷入严重的危机。面对三国干涉和国内反对的重重压力，当时伊藤博文公开表示在此情形下，除与议会中态度比较暧昧的自由党合作外，别无他法。⁽⁵⁹⁾在这里，伊藤博文不仅看到了自由党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悟到了在现行的体制下，如果过度疏远政党，宪政的正常运作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战后经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与政党相互提携的必要性的认识。因为，随着“战后经营”的展开，政府的财政规模必然扩大，增设新税和增加税率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如果没有议会中政党的有力协作，是无法顺利实现的。⁽⁶⁰⁾“战后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发展。利益是极为现实的，藩阀政府因此也不得不走向现实。

从政党方面讲，自国会开设，政党与政府的斗争转入以议会为中心以来，政党的主要目标是赢得政权，建立政党内阁。政党内阁的实现是以一定的政党势力为基础的，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政党势力的扩大，没有藩阀政府中各种政治势力对政党的认同和容忍，是难以实现的。这就使本来就比较现实的政党觉得有和政府妥协、合作的必要。仅就当时的自由党而言，自由党要想接近政权或组织内阁，首先需要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而这没有地主、资产阶级的全面支持，是达不到的。⁽⁶¹⁾同时，“战后经营”也使得自由党觉得不论从党的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都有与政府合作的必要。

虽然，双方都有合作、提携的意愿，但由于各自在具体利益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政府与政党的提携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危机不断，自由党与伊藤博文内阁的提携以及松方内阁与进步党的合作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政府与政党合作、提携实践的矛盾与失败，一方面使原来积怨颇深的自由党与进步党看到两党联合的重要性，于是合二为一，成立宪政党；另一方面，再度激发伊藤博文建立自己政党的想法。当时，面对新成立的宪政党的强大势头，伊藤博文在力荐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组织政党内阁的同时，在元老会议上，再次表示组织政党的愿望，他说：“既然一个强大的对手已经出现，政府也应组织一个大的政党。这样，除能进行对抗之外，今后还可以依议会政治运作的需要，纠集有识之士和实业家组织政党。”⁽⁶²⁾但是，他的主张还是遭到元老派的强烈反对，没有实现。

伊藤博文这次组织政党的想法与第一次多少有些不同，他更注重从议会政治的本身来看这个问题，而且要组织的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已逐步明确。甲午战争后，“超然主义”的崩溃、宪政党的出现及其所组织的政党内阁的产生等一系列政治变化，使伊藤博文清醒地意识到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发展，如果政治体制不作相应的变革、调整和发展，那今后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藩阀统治本身的危机，而是整个国家体制的危机；相反，如果在这时期及时组织政党，不仅能使旧的藩阀政治向新的政党政治转型，而且还能借助新组织的政党的影响和力量来引导整个政党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而切实有效地使原先设想的宪法体制得到维护和发展。所以，在这个时期，伊藤博文建党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藩阀政治的改造和对政党的改革，维护和发展天皇大权下的宪法体制。⁽⁶³⁾

这种怀着维护和发展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体制的目的而提出的建立政党主张，在接连被藩阀政府的元老派否决后，伊藤博文对藩阀政府组织政党不再抱有很大的幻想。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由宪政党确立的第一个政党内阁的瓦解，尤其是随政党内阁瓦解之后出现的以藩阀元老山县有朋为核心的山县内阁与宪政党提携、合作的断绝，在客观上为伊藤博文的建党主张的实现提供了良机。

应该看到，宪政党内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伊藤博文的支持。当时，伊藤博文顶住山县有朋的压力，力荐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组织第一个政党内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真意并不是希望政党内阁能做出更大的实绩，而只是想通过建立政党内阁度过难关。伊藤博文的打算是，他有能力推荐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自然也有能力决定该政党内阁寿命的长短。推荐他们，伊藤博文向社会显示出新的政治姿态，不仅获得好的社会影响，赢得政党的感激，同时，也得到最终收拾残局的资本；而通过收拾残局，可以改造政党，建立自己的政党，⁽⁶⁴⁾从而进一步改造藩阀政治。因此，政党内阁成立后，伊藤博文依然十分关心政局的发展。政党内阁解体、山县有朋内阁出现后，他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在国内到处演讲，一方面强调建立与宪法政治相符合的政党之必要，另一方面提出系统的政党改良方案。⁽⁶⁵⁾伊藤博文的政治智慧最终促成了他“借鸡生蛋”的政治策略的实现。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的解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宪政党内部自由党派系和进步党派系矛盾的结果。政党内阁的出现曾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舆论的反应也十分积极，⁽⁶⁶⁾因而，政党内阁的急速瓦解，自然使政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损。宪政党因矛盾分裂后，旧自由党依然用现有的名称成立宪政党，旧进步党则成立宪政本党。政党内阁之后的山县有朋内阁，曾有意与宪政党合作，但因利益冲突，最终与宪政党断绝。在这背景下，宪政党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同时跌入低谷，为此，宪政党急需一种力量促其起死回生。⁽⁶⁷⁾对宪政党来说，此时能给他们带来起死回生般转机的只有伊藤博文，因为，伊藤博文此时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已达到高峰，而其自身又有组织政党的强烈愿望和系统构想。鉴于此，宪政党选择了伊藤博文，并让他来领导和改造宪政党。于是，明治三十三年，即1900年8月23日，宪政党的负责人星亨、林有造、松田正久和末松谦澄四人，在众议院议长片冈健吉的陪同下，拜访了伊藤博文，表示“无条件地将宪政党献给伊藤博文”。⁽⁶⁸⁾伊藤博文接受了这个送上门的礼物，并于9月正式成立立宪政友会（简称政友会）。

政友会的创立，标志着伊藤博文创立政党理想的最终实现。从他意识到必须接受政党政治，组织自己政党那天起，他的政治目标就十分明确，即通过自身的政党和所操纵的政党政治，来维护和发展自己设计的天皇制国家体制。在组织政友会时，他在给天皇的奏文中再度表达了这种思想，明确表示他是出于改革党派弊端、统制立法机关的目的，创立政友会的。⁽⁶⁹⁾很显然，伊藤博文是想通过自己的政党来控制日本立宪政治不得不进入的政党政治时代。这一点，在他在成立政友会之前不断宣传的政党改良论和建立模范政党的主张中就体现得十分明显。

从本质上讲，政党政治与天皇专制是相冲突的，然而，现实的社会发展，使得伊藤博文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不得不进入政党政治时代。这对于深感对天皇体制负有全责的伊藤博文来说，无疑是两难选择：进入政党时代，就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必须用政党统治代替藩阀统治；而政党统治的建立，就意味着天皇专制将面临严重危机。面对这两难的选择，伊藤博文再度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他提出了一举两得的政党改造论。他想通过政党改造，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同时完成政党政治对藩阀政治的改造和发展有利于天皇统治的政党政治这两项艰巨的任务。所以，他的政党改造就非同一般。

面对不得不跨进的政党时代，伊藤博文系统考察了当时政党政治比较成熟的英国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他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宪政史可以分为四个时代：“议会政府”时代、“党派政府”时代、“内阁政府”时代和“一个人政府”时代。伊藤博文认为这个宪政史的发展表明了两个历史趋向：一是权力逐渐从议会转向行政，并且日益集中于执政党的党首，从而进入的是“一个人政府”的时代；二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实际上也就是执政党权力的扩大，党派间为夺取权力而进行的竞争也越发激烈，为此，各政党组织化程度加强，在党首的绝对领导下，形成决策迅速、命令统一、纪律严格的组织体系。根据英国的这种发展和有关的经验，伊藤博文认为在政党政治下，实现集权统治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控制得好，政党政治与天皇统治不仅不会冲突，相反，还能相互补充并强化天皇的统治。因此，伊藤博文在整体上肯定了政党政治。但是，在伊藤博文看来，在当时政党政治还不发达的日本，要建立“一个人的政府”，还十分困难，但确立“党派政府”，如果可能的话，确立“内阁政府”还是可以的，而这种政府是以行政机关为主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一体化的政府。⁽⁷⁰⁾当然，在这里，伊藤博文也考虑到皇权的问题。对此，他还是老观点，即立法、行政的权力都是源于皇权，天皇什么时候都可收回。尽管伊藤博文现实地看到，日本现实的政治状况还不能建立“一个人政府”，但其方向应朝着这个目标发展。日本现在之所以还没能力建立“一个人政府”，关键原因在于日本现行政党的水准不高。因此，他认为要建立真正的政党政治，靠现有的政党不行，政党必须进行改造，其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强化政党的组织，在伊藤博文的理想中，就是要在党内建立独裁统治；二是强化政党的“实务能力”，以便承担政府和国家的重任。为此，伊藤博文强调政党应以国家全体的利益为先导，不要一味搞党争，目的是要改变政党作为一个斗争集团的政治特性。⁽⁷¹⁾

由此可见，伊藤博文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改造政党，而是从整个国家宪政体系的发展需要上来改造政党。因而，他的政党改造并不是要建立民主政治，⁽⁷²⁾而是要维护现有的政权体制。他要强化政党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强化的政党能真正成为代替藩阀的力量，而且在于保证他自身对政党的统治地位和权威，因为，他控制了政党，也就控制了天皇统治不得不进入的政党政治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政友会成立后，与以前的民权派政党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政友会的总裁在组织内享有绝对的权威。⁽⁷³⁾

政友会的成立，虽然实现了伊藤博文创立自己政党的理想，但从他的整个政党改造计划和政党政治发展进程的安排来看，这还仅仅是第一步。获得了绝对领导权后，伊藤博文自然可以逐步地改造和建设这个属于“自己”的政党。不论伊藤博文的政治观念多么现实，其立场总是站在天皇统治一边的，因而，他所建立的政党和所推行的政党政治，并不是要促进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中的民主化进程，而是要巩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统治能力。这就决定了政友会在整体上是倾向于保守的。所以，政友会的建立，对于整个日本政党发展史来说，意味着政党的全面转型：从比较激进的民权派政党，转向保守性政党；从与政府对立的政党，转向与政府融合的政党；从追求民主的政党转向保护天皇统治的君主立宪制的政党。

从自由民权运动，到自由党，再到宪政党，直至最后的政友会，日本政党从萌芽、产生、发展到转型，前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在这短暂的历史过程中，作为明治国家体制设计者的伊藤博文，为了维护和巩固这一体制，耗其半生的精力，去对付、适应和容纳政党这股力量的变化和发展。在这过程中，随着政党力量的扩大，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政党政治；但同时，随着他向政党政治的靠近，发展起来的政党却逐步被他所容纳和消解，并最终转化为由他统制的力量。这是伊藤博文的“功绩”，但也是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宪政党转化为政友会，标志着战前政党发展中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活跃的政党和民主政治走向衰弱。⁽⁷⁴⁾因此，在政友会的宣言书和趣意书发布后的第五天，旧自由党左派出身的幸德秋水就在《万朝报》上发表了《自由党的祭文》，悲叹道：“呜呼！自由党死矣，而其光荣历史也因此而被全部抹杀。”虽然，人们很难从日本的整个近代史来确定性地评价这一幕历史的活剧，是悲剧还是喜剧，但就日本政党政治发展来看，这一幕无疑是战前日本政党政治悲剧的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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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井上清：《日本历史》（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916页。

(2) E．H．罗曼：《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日文版，岩波书店，1993年，第32页。

(3) 安部博纯、藤春道生等：《近代日本政治史》，日文版，南窗社，1980年，第13页。

(4) ［美］西里尔·E．布莱克尔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6页。

(5) 宫川透、土方和雄：《现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日文版，青木书店，1977年，第105页。

(6)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日文版，白川书店，1978年，第41—43页。

(7)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18页。

(8)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第16页。

(9) 安部博纯、藤春道生等：《近代日本政治史》，日文版，南窗社，1980年，第18页。

(10) ［美］西里尔·E．布莱克尔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9页。

(11)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82—283页。

(12)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67页。

(13)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日文版，白川书店，1978年，第35页。

(14) 中村尚美：《大隈重信》，日文版，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24页。

(15) 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一），日文版，有斐阁，1975年，第127页。

(16) ［美］西里尔·E．布莱克尔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9页。

(17) 远山茂树：《自由民权与现代》，日文版，筑摩书店，1985年，第4—5页。

(18) 后藤靖：《士族反乱研究》，日文版，青木书店，1967年，第24—26页。

(19)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45页。

(20) E．H．罗曼：《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日文版，岩波书店，1993年，第220—222页。

(21) 安部博纯、藤春道生等：《近代日本政治史》，日文版，南窗社，1980年，第62页。

(22)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249页。

(23) 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点》（上），日文版，每日新闻社，1967年，第249页。

(24) 后藤靖：《士族反乱研究》，日文版，青木书店，1967年，第11页。

(2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48页。(www.xing528.com)

(26)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53—56页。

(27) 远山茂树：《自由民权与现代》，筑摩书房，日文版，1985年，第9页。

(28)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74—75页。

(29)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74—75页。

(30) 同上，第188页。

(31) 中村尚美：《明治国家权力的形成》，见高桥幸八郎编：《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83页。

(32) 永井秀夫：《明治国家形成过程的特质》，见高桥幸八郎编：《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33页。

(33) 中村尚美：《明治国家权力的形成》，见高桥幸八郎编：《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108页。

(34) 中村尚美：《明治国家权力的形成》，见高桥幸八郎编：《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102页。

(3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86页。

(36) 中村尚美：《明治国家权力的形成》，见高桥幸八郎编：《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56页。

(37)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01页。

(38) 同上，第106页。

(39) 田口弼一：《话说帝国议会》，日文版，启成社，1931年，第76页。

(40) 川人贞史：《日本政党政治：1890—1937年》，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47—48页。

(41) 同上，第51页。

(42)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53页。

(43) 中村尚美：《明治国家权力的形成》，见高桥幸八郎编：《日本近代化研究》，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第110页。

(44) 同上，第59—73页。

(4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39页。

(46)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44页。

(47) 同上，第145页。

(48) 安部博纯、藤春道生等：《近代日本政治史》，日文版，南窗社，1980年，第101页。

(49)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112—113页。

(50)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112页。

(51) 本山幸彦：《政党政治的始动》，日文版，ミネルグア书房，第251—252页。

(52)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117页。

(53)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116页。

(54) 同上，第120页。

(55)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52页。

(56)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135页。

(57) 同上，第128页。

(58) 同上，第184页。

(59)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149页。

(60) 本山幸彦：《政党政治的始动》，日文版，ミネルグア书房，第124页。

(61)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176页。

(62) 同上，第173页。

(63)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59页。

(64) 三宅雪岭：《同时代史》，第三卷，日文版，岩波书店，1952年，第150—151页。

(65)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233—235页。

(66)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47页。

(67)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248页。

(68) 政党政治研究会编：《议会政治100年》，日文版，德间书店，1988年，第161页。

(69)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254页。

(70) 本山幸彦：《政党政治的始动》，日文版，ミネルヴア书房，第257—260页。

(71) 同上，第262页。

(72) 本山幸彦：《政党政治的始动》，日文版，ミネルヴア书房，第263页。

(73)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252—253页。

(74) 伊藤勋：《明治政党史研究》，日文版，有斐阁，1983年，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