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的产生及发展

吉田茂在评价日本民族性时指出，自古以来，如果说得好些，日本人对其他民族和文明表示出一种宽容；可说得不好些，那就是一向醉心于外国文明的仿效。⁽¹³⁾基于这种民族特性，日本在1854年放弃“锁国”政策、实行“开国”后不久，迅速提高了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感。当时，各藩为了自强，纷纷派人去欧洲学习和考察。随着对西方文明认同感的提高，日本人就逐渐不再以中国为师，转向以欧美为师。在这过程中，日本不仅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了一些后来承担起指导维新变革和现代化发展重任的新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吸收了大量西方思想和文化，从而在社会中形成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基础。

在以欧美为师，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面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危机，日本迅速认识到制度的变革是走出危机、实现富强的关键所在。因而，尽管在这个时期，日本的资产阶级还极为薄弱，但社会上层的开明之士就已形成移植西方制度的想法和信念。作为维新领导者之一的大隈重信，于1861年在长崎求教于美籍传教士，并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财政等制度。他在回忆那时研究荷兰宪法和美国独立宣言对他的影响时说：“觉得彼之文物制度颇优于我处，隐怀移植之志望。”⁽¹⁴⁾在这种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维新变革运动除破除幕藩封建制外，就是全面引进西方制度。维新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大久保利通在1876年谈及维新的指导方针时说：“其目的，其模范，尽在拟海外开明之治。”⁽¹⁵⁾正因为有这种倾心学西方的心志，所以，在明治维新中，日本就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用一套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了旧的社会制度。当时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内容很全面”的《五条誓文》，不仅是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是日本社会改革的依据之一。⁽¹⁶⁾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后所要建立的制度是那个时代比较先进的。

19世纪的欧美社会已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阶段，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也已从最初的理论设计、论证，走向具体的实践和完善阶段。这就决定了日本想引进的这套制度，尽管主观上有所选择，但客观上必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就是说日本要引进并确立的这套制度，可以在制度的形式上有主观选择，但在制度的有机构造上，是无法简单取舍的。因而，当日本准备引进西方的代议制时，近代政党政治的种子也就在日本埋下了。因为，政党是现代代议制度的实际推动者。所以，随着明治维新运动的展开，政党在日本的出现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出现的自由民权运动为这种历史的必然转化为现实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日本近代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以西方民主思想和理论为基础，旨在争取实现民主权利和一定政治要求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出现，是明治维新大规模的革命性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急切的现代化努力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动员共同催化和作用的结果。日本学者远山茂树在考察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新闻、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后得出结论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自由民权运动是政府主导的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¹⁷⁾当然，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就会发现自由民权运动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从明治维新的具体历史过程来看，自由民权运动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士族反叛，二是农民暴动。它们都发生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

倒幕夺权是明治维新得以进行的首要前提。倒幕夺权的主力是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当时，并不是各藩武士都主张倒幕，其中以萨摩藩、长洲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的武士最为积极和坚决，并在讨幕中冲锋陷阵。因而，倒幕运动胜利后，这些有功的“强藩”及其武士中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明治政府的主体，掌握权力，从而在明治政府中形成藩阀统治。然而，其他藩的武士和倒幕运动中的一般下级武士并没有在倒幕运动的胜利中赢得什么政治权力和政治特权。因而，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以藩阀势力为核心的政治统治，就遇到那些在倒幕运动中属非主流派的武士的攻击和反对。明治政府的一系列变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使这种攻击和反对进一步激化。明治维新的旗号有明显的反封建色彩，因而，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封建体制。改革最直接的失利者是明治维新后被编入“士族”的中、下层武士，尤其是其中的下级武士。奉还版籍，实际上夺去了士族赖以存在的领地；四民平等，则使士族失去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国民征兵则使士族失去了“职业的所有权”；带刀禁止和旧式服装的禁止，则使士族失去了最后的象征。因而，这一系列的“革命性措施”，使士族所有的寄托在转眼之间化成了往日的回忆。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士族迅速分化，有的融进新的社会，依各自才能去担当不同的角色，也有相当部分武士变成一般的劳动者。利益的严重丧失，引起士族强烈不满。在这过程中，明治政府内部的矛盾也逐渐加剧，出现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为代表的“非征韩派”的斗争。同情士族处境、代表士族利益的西乡隆盛想借征韩之机，把士族的反乱之心由国内移到国外，这样既能让士族有用武之地，又能有利于国家兴盛；另一方面则想通过对外征服，重新抬高士族地位，以便最后确立士族独裁政权。⁽¹⁸⁾斗争的结果是“征韩派”失败，作为当时士族精神领袖的西乡隆盛退出政治舞台。士族也就因此失去了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于是，士族与政府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各种反政府的运动和暴动不断发生。

但是，随着维新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士族反政府运动逐渐分化成进步派和反动派两大潮流。进步派在新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作用下，转向以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目标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于1874年成立了日本最初的政党——爱国公党，次年（1875年），日本各地组织的类似团体，如“立志社”、“自助社”等，派代表在大阪集会，组成了全国性组织——爱国社，并在全国展开宣传活动。而反动派的反政府活动则最终发展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¹⁹⁾西南战争结束，士族的反动派被镇压下去后，自由民权运动就成了士族反政府运动的主体，它一方面反对明治官僚和明治政府的弊端，另一方面主张自由和民主权利。

明治维新所引发的社会震动，除士族反叛运动外，还有就是接连不断的各地农民暴动。明治维新后急速展开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领主制下解放出来；然而，对于原先完全是农业国的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必然又要以农民为对象。所以，刚刚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很快又在政府的新地税下，成为新政府、新官僚的剥夺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改革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所以，地主也乘机进行土地兼并。⁽²⁰⁾在各种重压下，农民为了生存，必然要进行一系列反抗。因此，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后，各地的农民暴动就接连不断，而且与士族反叛遥相呼应。西南战争结束后，在士族的自由民权派的作用下，农民运动逐渐地融进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农民、部分地主、豪商成为运动的主体。⁽²¹⁾

明治维新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最终由上述分析的两股运动汇合而成。但在这过程中，最初举起自由民权旗号的士族起领导作用，决定着整个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和变化。自由民权运动形成过程清楚表明，最初以士族为中心的自由民权运动，具有很强的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派运动的色彩。⁽²²⁾当时所争取的民权，主要是从士族利益出发而言的。1873年，“征韩派”退出权力中心，其中一些维新功臣，如板垣退助等，直接转向领导自由民权运动。此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开始积极进行政治结社、组织政党的运动，最初的政党就是在这背景下形成的；另一方面把争取民权的中心从士族自身逐渐转向士族之外的日常经济生活和国民生活，并视自身为社会民众的领导力量而对政府和官僚起作用。⁽²³⁾西南战争结束后，自由民权运动又有新的飞跃，形成以士族为领导，以农民、商人、地主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国民运动，并明确提出了既反映士族政治理想的民主愿望，又反映当时日本国民，尤其是农民基本要求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基本纲领，即开设国会、减轻地租和修改不平等条约。⁽²⁴⁾1880年，由二府二十二个县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和代表参加的爱国社第四次大会成立了“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并以此取代爱国社，从而把自由民权运动逐渐推向高潮。正是在这高潮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日本政党得以正式形成。(www.xing528.com)

事实上，从“征韩派”退出权力中心，并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积极进行政治结社活动开始，自由民权运动就朝着越来越明确的两大政治目标展开：一是迫使政府兑现在明治维新前后许下的开设议会的允诺；二是在自由民权的旗号下组织政党。最初的政党——爱国公党成立时，不仅发表了明确表达自己政治纲领的《爱国公党本誓》，而且向全国国民提出了《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在当时还禁止民众结社的日本社会，这种公然结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²⁵⁾它预示着自由民权运动将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的政治力量。1875年，自由民权运动的全国性组织——爱国社结成。爱国社实际上是在爱国公党的基础上成立的。面对不断扩大并日益成为全社会力量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态度由压制转向妥协，于是出现了由明治政府元老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与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板垣退助就政治改革举行会谈的著名的“大阪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两个成果：一是天皇颁布建立立宪政体的限令；二是开设作为立宪政体一个组成部分的地方官会议。明治政府的这一妥协，客观上承认了自由民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所具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这次妥协之后，明治政府并没有对自由民权运动表现出多大的宽容，相反，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自由民权运动进行更严厉的压制，并在建立立宪政体的名义下，进一步巩固集权和专制的政权。但是，政府的压制没有能够有效地制止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反而刺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面对政府对结社运动的压制，一时停止的爱国社重新活动，并在地方上积极促进政治结社运动。1880年，爱国社改名为“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并向天皇呈递了有八万七千人署名的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这次规模更为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一方面使天皇和明治政府终于把制定宪法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则使天皇颁布了开设国会的诏令。这两项斗争成果，使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面对即将出现的新的政治形势和新的国家制度，自由民权运动将运动的中心转向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组建上。在天皇颁布开设国会诏令的同一年，即1881年10月，以板垣退助为首的自由党以“国会开设期成同盟”为中心结成。自由党结成后，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为了能在即将开设的国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也纷纷组织政党。1882年，以大隈重信为首的立宪改进党成立；同年3月，政治倾向保守的立宪帝政党成立，党魁是福地源一郎。

从自由民权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从自由民权运动时代发展到政党时代，既包含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化发展本身的历史必然，同时也包含了特定的传统、时代和人文环境所决定的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前一种历史必然决定了日本政党的近代性；而后一种历史必然，则决定了日本近代政党所具有的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规定性，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目标上。

政党在日本的确立，是自由民权运动几经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仔细推敲这些努力的过程，就会发现政党的确立，实际上是自由民权运动与明治政府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这自然与自由民权运动虽以理想境界很高的天赋人权理论和民主思想为指导，但具体的斗争目标都没有超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中所设定的变革目标有关。目标的有限性决定了自由民权运动只要达成一定的目标，就可能与政府形成妥协。1875年，大阪会议成功后，作为自由民权运动领袖的板垣退助就表现出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回到政府，并以参议的名义协助政府工作。直到七个月的实践使他清醒，他才不得不又回到继续与政府斗争的立场。⁽²⁶⁾同样，当天皇和明治政府决定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后，自由民权运动迅速政党化。这既表现出自由民权运动在目标即将达成前为争取有效的政治活动空间而进行的转型，同时也表现出其对天皇和明治政府的顺应和妥协。后一种倾向在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建党宣言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

自由民权运动目标的有限性，很大程度上与自由民权运动社会基础的性质有关。作为自由民权运动领导主体的士族，虽然有相当部分的人有西方民主思想倾向，但在整体上，还是保留了比较强烈的传统特征。这是由日本历史和社会客观环境所决定的。正如对自由民权运动有相当研究的日本学者远山茂树所指出的那样：“自由民权论，虽然打扮得面目一新，但其血肉和骨髓中的陈旧性是无法否定的。”⁽²⁷⁾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者如此，更何况作为运动主要力量的农民、地主和豪商。这样的社会基础直接延续到后来成立的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当时结成的自由党，指导权由富农、资本家、士族出身的激进知识分子所掌握，农民阶层是其主要的基盘；立宪改进党主张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以诸如三菱这样新的资产阶级和都市工商业者为主要地盘，指导权由受过西洋教育的稳健的知识分子掌握。”⁽²⁸⁾

客观地评价自由民权运动和日本政党的产生发展过程，应该首先充分肯定这样的运动和历史过程对日本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因为，不论怎么说，自由民权运动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最终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日本近代国家体制最终建成，从而使日本的现代化得到更大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具体分析自由民权运动的性质时，既要看到自由民权运动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革命性，同时还要看到自由民权运动天生具有的妥协性和保守性。这些特性都同时遗传给了它的产儿——日本近代政党。这些特性不仅影响了战前日本政党政治，而且影响了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因为最初结成的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是战后自由民主党的源头。⁽²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