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对日本国家转型的影响

在世界历史上，像明治维新这样深刻改变一个社会历史的变革并不多见，因而，不论在日本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明治维新都是重要的一幕。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把明治维新所开启的近代日本历史，比喻为“东方的彗星”，说它“像彗星一般地跃登历史舞台”，“又像彗星一般地消失了”。⁽¹⁾

明治维新的影响，源于它对日本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变革涉及到政治、法制、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使日本社会和历史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社会发展上，使日本社会迅速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化；⁽²⁾在政治发展上，使日本废弃了作为近世封建制（后期封建制）社会上层建筑的幕藩制国家，并创造出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并取而代之，⁽³⁾从而使日本的国家形态发生历史性的转型。

明治维新虽然在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影响深远，然而，对这场维新的性质，一向有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改革说；有封建政权内部的变法维新说；有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尽管众说不一，但有两点却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一是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刚刚萌芽，因而，事实上，明治维新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而是由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有识之士和下级武士发动的；二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很快获得独立地位，并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按一般的说法，明治维新是从1868年开始的，然而，不到30年，“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并吞台湾之后，被欧洲国家承认为现代国家”。⁽⁴⁾这两个历史事实给明治维新的性质分析带来了复杂与困难。从后果来看，它确实导致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从维新本身来看，它不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不具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这样复杂的历史变革，自然不宜用一种模式或理论来套它，作单一的判断，而应回到历史的本身来看这样的历史变革。因此，我认为，对明治维新的总体认识，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把握。

首先，明治维新是日本社会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和挑战所作出的积极反应。明治维新的最基本动因之一，是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列强的压力。由于幕藩封建制的历史落后性，这种压力很快在使幕藩封建制陷入危机的同时，也使日本社会陷入民族危机。这两大危机的同时存在，构成了明治维新的基本历史背景。面对这两大危机，日本必须作出选择：要制止民族危机，就必须有全民族的动员，以抵御外敌，而这就要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直至废除幕藩封建制；相反，如果守住幕藩封建制，那么民族危机就无法摆脱。在多重危机的刺激下，日本选择了前者，把解决民族危机放在首位，从而使废除幕藩封建制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因此，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明治维新是世界资本主义压力下，日本封建社会内部所作出的积极反应，是日本社会对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所作出的积极反应。这就意味着明治维新不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是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日本社会对以现代化为主导的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积极反应的结果。

从哲学意义上讲，既然是一种主体的反应，那么在肯定这种主体反应的客观规定性的同时，还应看到主体在这种反应中的主观选择。具体而言，日本社会进行维新变革，走现代化发展道路，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历史潮流客观作用的结果；然而，变革所要确立的体制和现代化发展的具体道路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社会主体，主要是当时维新变革倡导者和组织者对西方社会体制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结果。任何一种主观选择，除与被选择对象有关外，还与选择主体本身的性质和主观动机有关。就选择的主体而言，当时日本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刚刚萌芽，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的社会；维新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还不是新的阶级或新的生产力代表。这样的选择主体，决定了在变革维新的具体选择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强的保守性。这正是为何日本在维新变革中选择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保守性直接感染了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化发展。

其次，明治维新以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为基本取向。明治维新是在日本社会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下所作出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虽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主要的是日本社会急于摆脱在西方列强压力下出现的民族危机和文明危机的要求。因此，明治维新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把日本发展成具有与西方列强同等势力和地位的强国。在这核心目标下，维新变革把旧的封建制度作为实现日本“富国强兵”的阻碍因素而予以废除，从而在客观上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所以，从总体上讲，明治维新是以建设现代化强国为其基本取向的，发展资本主义是这种发展取向的必然要求。基于这样的发展取向，明治维新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脱亚入欧”的西化战略。对此，曾在明治维新时代任政府外相的井上馨说得十分明确：“只有实行西欧化，才能使我国欧洲国家化，使我国人民欧洲人民化，在东方建立起欧洲式国家。只有如此，我国才能开始取得在外交条约上同西方国家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国独立、富裕起来。”⁽⁵⁾

最后，明治维新是以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为基础的。明治维新是对近代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反应和顺应，但并不是脱离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反应与顺应，相反，它是以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为基础的。对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家吉田茂曾告诫人们：不能只注意明治维新本身，那样就无法理解明治时代日本现代化的秘密。他认为，德川幕府时代还是为日本近代国家基础的形成提供了一定历史遗产，如统一国家、儒教伦理和能承担近代国家组织与管理的武士阶级等，而这些遗产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⁶⁾因此，明治维新虽然不是日本本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没有因此而独立于日本的历史而存在；相反，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日本自身的历史而展开的，如尊王攘夷运动、大政奉还改革和王政复古都是基于日本的历史而进行的。而且，几乎贯穿明治维新后日本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和魂洋才”的现代化思想和主张，也是基于日本的历史而形成的。所以，明治维新在表现出很强的历史革命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历史继承性。这种历史继承性为日本现代化在比较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展开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使日本的传统渗透进现代化的发展，从而给现代化发展带来一些具体困难。日本派阀的传统就给日本政党政治向现代化迈进带来了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从总体上讲，是日本社会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开明有识之士和下级武士，基于当时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发展所作出的积极反应的变革。这种完全以西方社会和国家制度为取向，旨在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社会变革，在客观上使日本社会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走向现代化。但是，由于这场维新变革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而且，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虽属封建集团内部的开明有识之士，但毕竟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不是新的阶级力量，所以，这场维新变革在表现出“革命性”的同时，还表现出保守性和不彻底性。维新变革中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是日本战前现代化发展出现重重矛盾和曲折，并最终因走向军国主义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建设现代化强国为基本取向的明治维新，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因而，随着明治维新在“内废封建，外学西方”的变革与发展中展开，日本国家也就迅速发生转型：从半殖民地国家转向近代民族独立国家；从幕藩封建制国家转向近代天皇制国家。在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看来，日本国家发生转型正是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所在。他认为，从现在反观明治维新，其意义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明治维新为出发点，日本获得了从欧洲列强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并成为亚洲最初的独立国家的决定性转机；二是明治维新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改良，即便如此，也是对封建榨取作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却是新的社会体制在那个历史阶段只能建立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出发点。⁽⁷⁾从明治维新所开启的近代日本历史发展来看，从半殖民地国家向民族独立国家转化，为日本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基于体制变革所实现的从幕藩封建制国家向近代天皇制国家转化，则为日本政党政治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www.xing528.com)

日本以明治维新实现国家转型是通过一系列的变革和社会发展实现的。这种转型，从形态上看，使日本国家从半殖民化形态转向独立形态；从幕藩封建统治形态转向天皇集权统治形态。由于这两方面形态的变化，是基于明治维新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和明治维新中深刻变革的推动而形成的，所以这种转型所反映的是日本国家整体性质的转化。具体体现在：

第一，在国家的历史地位上，日本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向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转化。近代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而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则是以近代民族的出现和统一的中央政府确立为基础的。在日本，这两方面都是在明治维新中完成的。在传统的封建统治下，由于封建割据，日本民众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即分属于不同的藩；在藩与藩之间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所以，只有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割据统治被彻底打破，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形成，日本民族才真正形成。对这一点，井上清说得很明确：“我们日本民族，和以它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即日本‘国民’，也是在打破封建的过程中才形成的。”⁽⁸⁾

封建割据的打破，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形成过程中实现的。就日本的历史发展而言，明治维新前的幕藩封建国家，虽然已具有中央集权的特性，但实际上，幕藩封建国家并非近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原因有二：一是幕府虽集有大权，但它权力的权威必须借助天皇才能得到，这也就是说，在整个国家主权构成中，幕府虽掌有实际的权力，但没有真正的权威，权威属于天皇，天皇是日本国家的象征。这样，权力和权威实际上是分离的，从而不能形成统一国家主权。二是幕府虽集有大权，但对幕府来说，各藩还是有自主性，具有自治能力，⁽⁹⁾因而，幕府的集权并没有完全消除封建割据。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统治后形成的。

明治维新运动大致可分夺权和改革两个阶段。夺权阶段主要是推翻幕府统治，夺取中央政权。在倒幕夺权的运动中，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明确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主张“王政复古”，即将一切权力归还到以天皇为首的朝廷。由倒幕派协定的《萨土盟约》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议定天下大政之权在于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则一切万机，均出自京师议事堂。”所以，推翻幕府统治的过程，同时也是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倒幕运动成功后，维新变革进入了改革阶段。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废除封建制。首先是“版籍奉还”，废除领主封建制。1869年6月，新政府使用谋略，以和平奉还的形式，使各藩交出土地和人民，并归顺中央统一领导。其次，在“版籍奉还”的基础上，在1871年7月，实行“废藩置县”的重大改革，从而彻底废除藩制，全面夺取地方政权。通过设置县制，任命知事，将全国的统治权彻底归属中央政府，从而真正确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

第二，在国体上，日本从封建统治国家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转化。尽管明治维新不是由成熟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但是由于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在总体上是倾向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因而，明治维新的具体改革措施在沉重打击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和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迅速迈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方面的具体措施有：1．改革封建身份制。从1869年废“大名”、“公卿”旧称起，到1873年发布《征兵令》止，明治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剥夺了武士阶级的特权，同时“非人”、“秽兵”等贱民也获得了平民的称号，从而在形式上实现了“四民平等”。2．废止封建俸禄。武士阶级的俸禄几经改革之后，最后于1876年8月改为公债，一次处理完毕。这就迫使武士阶级中的一部分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资本家、寄生地主、剪息票者等），而其余的大部分则沦为被剥削阶级。这样，武士阶级在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被最后消灭的同时，新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也开始迅速发展壮大。3．开设议会，容纳上至公卿下至陪臣庶民的社会各主要阶层参与政府。这就使得国家权力由少数人垄断向由社会主要阶级掌握的方向发展。在这过程中，明治维新之初为适应现代国家组织和管理的需要而进行的现代官僚体制建设工作，也起了不少促进作用。因为，在确立现代官僚体制的过程中，官僚的选拔和人才的录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垄断体制，向社会开放，从而使社会的有识、有才之士上升为国家的管理者。国体的转变，除靠这些旨在废除封建阶级统治，确立新的统治力量的体制改革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这方面，明治维新所作出的努力也是十分积极和有效的。

第三，在国家政体上，日本从封建专制统治向君主立宪制转化。明治维新一开始就重视政体的变革和转化，虽然维新的领导者在“倒幕运动”中提出的是“尊王”的口号和“王政复古”的主张，但他们要建立的并不是封建的家长制专制统治，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政体。这对日本的政治发展来说，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从主张维新变革的改革者开始设计改革方案起，每一阶段的方案设计都对在日本设立议院予以积极的肯定。从坂本龙马提出的著名的“船中八策”，到《萨土盟约》，再到明治维新中宣布的《五条誓文》，每一次改革方案和改革宣言，都正式肯定了在日本设立议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经过各方的努力和一定时间的准备，到1889年，帝国宪法颁布，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设立。由此，日本正式确定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政体的变化为日本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战前的日本政党政治正是在这种政体形式下形成和发展的。

第四，在国家的社会基础上，日本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明治维新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取得丰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社会变革的全面性有关。美国学者在全面比较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俄国大改革（1860年）后认为，明治维新的改革不仅面面俱到，而且富有革新精神。⁽¹⁰⁾这种面面俱到的改革主要体现为改革不仅限于变革旧体制，而且注重在变革基础上对新社会、新体系的全面培育。前面提到的封建身份等级制的废除，不仅具有体制变革的意义，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社会解放意义。因为，身份制的废除和“四民平等”的实现，使广大民众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成为新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主体。马克思早就指出，具有独立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明治维新为这种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此外，明治维新在经济体制改造、产业发展和近代国民培育上，也为近代社会的育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具体有这几方面：1．改革土地制度。1873年正式着手进行地税改革，在法律上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了新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同时，改革封建贡赋为货币地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耕种或脱离土地。这样，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制度就在日本确立。2．殖产兴业。在清算封建制度的同时，明治政府积极地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官营示范或提供贷款，引导私人兴办工业。为了尽快地建立起近代工业社会，明治政府把大批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资本家，还通过免征税的政策，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殖产兴业的措施使日本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3．改革教育。为培育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国民、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明治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教育。吉田茂认为，重视教育是日本现代化的一大特征。4．文明开化。在“脱亚入欧”的战略下，日本积极吸收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以及科技和艺术等知识，从而推动日本社会的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近代。日本近代社会的育成和发展，不仅为日本近代国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为近代国家全面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

基于上述四方面的变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踏步地向近代国家迈进。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这个过程是十分迅速的，正如列宁所说，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已同美国一样，显示出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¹¹⁾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¹²⁾日本国家的转型，使得作为近代国家政治生活核心要素的政党政治在日本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实现的国家转型并不十分彻底，还保留了不少旧的因素，如帝国色彩、天皇统治等。这种不彻底性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化发展和政党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今天日本政党政治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都还能够在这种影响中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