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评传：文章与时政的关系

刘禹锡在为其好友柳宗元编辑遗著所写的引言《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特别重视文章与时政的关系，指出：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礼记·乐记》中有"审乐以知政"的话，刘禹锡在这里认为，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而文章的高下与时代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的文章到战国时期就衰落了，经过秦、汉的统一又振兴起来；汉代的文章到三国鼎立和南北朝对峙时期又衰落了，到唐朝的强盛又振兴起来。因此，政局混乱，国家分裂，三光、五岳之气被分割，文章就不会完美，必须有统一的国家，然后文章才能够振兴起来。

这个论断，一方面是说时代的治乱决定文章的盛衰，肯定国家统一对文艺繁荣的促进作用，反映了刘禹锡文学史观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但其不足是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导致了"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等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文章应表现它的时代。刘禹锡在为其好友李绛编辑遗著所写的引言《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指出：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缊积于中，铿锵发越形乎文。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系于訏谟宥密，庸可不纪？

这里更直接地谈到了作文与行道、为政的关系。从这种观点出发，刘禹锡更重视"立言"之作。他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说：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

古代著书立说的人，都是把思想和政治论文放在前面，而把铺陈事物、抒发感情的作品放在后面。贾谊的书把《过秦论》放在第一篇，荀况的著作是把赋编在后面。刘禹锡在这里为"立言"与"体物"强分高下，有忽视文学特性的偏向，但他强调文学创作要有积极的社会内容，还是有意义的。

就个人的文学思想来说，刘禹锡认为一个人的特定的生活遭遇决定着他的文学活动和鉴赏眼光。他在《上杜司徒书》中说：昔称韩非善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它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

过去人们称道韩非善于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愤恳切。司马迁为韩非囚秦的遭遇深感悲愤，写了他的传记。韩非的文章，可说是最善于表达内心激愤的了，但那些逢时遇台之人看了并不觉得和其它书有什么区别。

唯独司马迁看了特别悲愤，如果不是由于自身遭受不幸，是难以体会韩非文章的深刻之处的。

刘禹锡的这一论述，的确也是有感而发。他自己的文学活动是紧密地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永贞革新"这一政治斗争的失败，使他受到排斥和打击。刘禹锡的大量诗文，都是他在被贬期间的发愤之作。他自己说过："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箸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①正是由于这种被贬谪的生活，才使他居巴、楚而有瘴厉之叹，守朗、夔而有拘囚之思。文学作品总是连带着生活的血肉，浸润着作家的感情。文学鉴赏的读者同作者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的远近，有密切的关系。生活遭遇，思想感情相近者，易于产生共鸣；反之则较为淡漠。刘禹锡长期被贬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与韩非、司马迁有相近之处，所以他深有感慨他说："然后知韩非之善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见，虽欲勿悲可乎？"②刘禹锡的文学思想与其进步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在政治思想上，他以"致君及物"为根本。他称赞裴度"致君及物，其德两大"③；称赞吕温"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④；称赞韩愈"以推贤尽材为孜孜，故人心乐其道行，行必及物"⑤。刘禹锡把"致君"与"及物"合二为一，即把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与关心民生结合起来，以此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最大理想。这种思想对他的政治和文学活动都有重要影响。

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柳宗元强调"文以明道"，"以辅时及物为道"，刘禹锡则说"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①。虽然韩愈与刘、柳所说的"道"，内涵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文不应背离"道"。林纾在《林氏选评名家文集》中多次称赞刘禹锡文"见道"、"知道"，如：《何卜赋》："篇末归之于道"。

《上杜司徒书》："尤多见道之言。"《口兵戒》："渊乎知道之言。"《论书》："时时见道。"《名子说》："语颇见道。"《王公神道碑》："言外颇含道气。"林纾没有注意到刘禹锡还将"道"与"志"加以区别。刘入仕前写给权德舆的信中说：乃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颓颓恳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时态众尚，病未能也，故拙于用誉。直绳朗鉴，乐所趋也，故锐于求益。②13800170_0253_1对照刘禹锡所说"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系于訏谟有密"①，可以看出他划① 《刘禹锡集》卷二十《刘氏集略说》。

② 《刘禹锡集》卷十《上杜司徒书》。

③ 《刘禹赐集》卷十八《上门下裴相公启》。

④ 《刘禹赐集》卷十九《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www.xing528.com)

⑤ 《刘禹锡集》卷十《与刑部韩侍郎书》。

① 《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相国李公集纪》。

① 《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相国李公集纪》。

分"道"与"志"的标准是：前者为得位者，非空言，施于人：而后者为尚未得位，是空言，尚未施于人。"道"是已实现的"志"，而"志"是尚未实现的"道"。入仕前的刘禹锡从言志出发，表明了对骄文的鄙弃。他认为骈文"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这个"志"就是在"大中之道"指导下"致君及物"、刷新政治之"志"。他后来一再强调"文章之用"②，主张文章要"有为而为之"③。他的散文创作正是为实现其志向服务的。

应该指出，刘禹锡的骈文也是写得很好的，特别是那些写给皇帝的"谢表"最为得体。他在《彭阳唱和集引》中说："鄙人少时，亦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燋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其意思是刘禹锡少时学习骈文，在抛开骈体辞赋之后，他多以诗文抒发自己的心志。散文善于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在叙事、说理、言情等方面，较之骈文都具有优越性。而当时的浮华不实的骈文，"时态众尚，病未能也"，由兼擅骈文、深知骈文利弊的刘禹锡等人出来反对骈文，提倡散文，其影响是比较大的。

刘禹锡还较早地指出过古文运动兴起后出现的一种新的不良倾向：窃观今之人，于文章无不慕古，甚者或失于野； 于书疏独陋古而汩于浮。二者同出于言而背弛，非不能尽如古也，盖为古文者得名声，为今书者无悔吝。①13800170_0255_0刘禹锡在这里就古文写作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当古文的声誉逐渐压倒骈文以后，一些人就会为名而来，一味求古，似乎越古越好，"甚者或失于野"。反对俘华而出现质野，这种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古文运动也会走上另一条邪路。浮华与质野两种偏向，"同出于言而背驰"。刘禹锡提出的这个问题，对维护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是有意义的。

刘禹锡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中，把文章分为两类：一种是"文士之词"，"以才丽为主"；一种是"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以识度为宗"。所谓"'以才丽为主"，就是要有华丽的文采；所谓"以识度为宗"，就是要有真知灼见。这两方面可以看作是他对新型古文写作的具体要求。他在评论韦处厚的文章时说：荐贤能，其气似孔文举；论经学，其博似刘子骏；发十难以摧言利者，其辩似管夷吾。

据《旧唐书·韦处厚传》云："处厚在相位，务在济时，不为身计。中外补授，咸得其宜。""急于用才，酷嗜文学，尝病前古有以浮议坐废者，故推择群材，往往弃瑕录用，亦为时所讥。"孔文举即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孔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他在北海时写给僚属的教令，大多以礼贤爱士为内容，显得高雅隽永，别具一格。据《后汉书·孔融传》云：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荐达贤士，多有奖进"。他所具有的不畏权势、爱才敬贤的品质，常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在"荐贤能"方面，韦处厚与孔融是相似的。又据《旧唐书·韦处厚传》载，处厚"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赡逸。""穆宗以其学有师法，召入翰林，为侍讲② 《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相国赠司空令孤公集纪》。

③ 《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

学士"。"处厚以幼主荒怠，不亲政务，既居纳海之地，宜有以启寻性灵，乃诠择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刘子骏即刘欲，是西汉经学家和文学家刘向之子。据《汉书·刘歆传》云，欲"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在"论经学"方面，韦处厚与刘欲是相似的。《旧唐书·韦处厚传》又载，"时张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粜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诏下其奏，令公卿议。处厚抗论不可，以平叔条奏不周，经虑未尽，以为利者返害，为简者至烦，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时平叔倾巧有恩，自谓言无不允。及处厚条件驳奏，穆宗称善，令示平叔，平叔词屈无以答，其事遂寝。"管夷吾即管仲，《管子》一书是后人托名管仲之作。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①，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思想家。

《管子》一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讲富国强兵、正世安民之道，且辨析事理，精辟深邃。因此，刘禹锡称赞韦处厚"发十难以摧言利者，其辩似管夷吾。"《管子》是由西汉刘向整理编辑成书的，基本上是先秦著作；刘歆、孔融的散文是两汉文章。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般都推崇先秦、两汉的散文，刘禹锡也不例外，《管子》、刘歆、孔融的散文都是有"才丽"、有"识度"的文章，刘禹锡以此为标准，从荐贤、论经、辩难三个方面评论韦处厚文章的价值，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禹锡本人的文学思想。

① 《论语·宪问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