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元和元年（806）正月丁卯，"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刘禹锡读《改元元和赦文》后，致书杜佑，要求量移。杜佑为人"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①，其政治态度倾向于王叔文等革新派，而在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方面又远胜于他们。刘禹锡与杜佑的关系很密切。"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在暗中保护过刘禹锡等人，并驰书朗州以示慰问。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②中，回顾了自己跟随杜佑几年的立身往事，剖白了自己在顺宗朝忠于国事的心迹，相信杜佑"必思有以拯之"。刘禹锡说："伏读赦令，许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师，赢二千者无几。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伏希闵其至诚，而少加推恕。命东曹补吏，置籍于荣阳伍中，得奉安舆而西，拜先人松槚"。"如或官谤未塞，私欲未从，虽为裔民，乃有善地，则北距澧浦，资宿春而可行??得以自遂，斯便家之愿也。伏惟降意详察，择可行者处之。"杜佑对刘禹锡被贬谪朗州的处境虽然同情，但由于宪宗对"二王八司马"怀恨极深，"任何人都无法进行帮助。这年八月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①刘禹锡对此殊为失望，感到宪宗对他们的迫害又进了一步。
元和四年（809），"八司马"中的程异在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的奏荐下被召回，为侍御史、扬子留后。这件事又使刘禹锡萌生了要求回长安的希望。他写了《上淮南李相公启》及两首诗，托程异面呈淮南节度使李吉甫。"永贞革新"时，李吉甫不在朝廷任职，与工叔文等人未发生过利害冲突。元和初李吉甫为中书舍人时，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勾结弄权，李上奏宪宗，将其斥逐。刘禹锡对李吉甫怀有好感，因而在书信中请求他帮助："岂意天未剿绝，仁人登庸。施一阳于剥极之际，援众溺于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胜曷言。危心铩翮，繇是自保。阴施之德已然，乃闻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窃抃，积于穷年。化权礼绝，孤志莫展。今幸伍中牵复，司存宇下。伏虑因是记其姓名，谨献诗二篇，敢闻左右。"又云："谨因扬子程留后行，谨奉启不宣。"程异是"八司马"中最先召回的一人，刘禹锡写了《咏古二首有所寄》相赠。第一首云："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提醒他不要忘记了当时一同彼贬的朋友们；第二首云："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勋勉他不要改变志节。《旧唐书·程异传》云："异性廉约"，精干理财。他"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做到"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这就从财政上支持了朝延对淮西的用兵。
元和年间，李吉甫、李绛相继为相，他们都打算量移刘禹锡等人。刘禹锡与李绛交谊深厚。刘禹锡《祭兴元李司空文》云："追怀周旋，弥四十年。
射策校文，接武联翩。甸服同邑，明庭比肩。"据《旧唐书·李绛传》云：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误以杜佑为杜黄裳，卞孝萱《刘禹钥年谱》已辨正。
① 《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
"绛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秩满，补渭南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将刘、李两人的经历对照起来看，所谓"射策""联翩"，指二人于贞元九年（793）同登宏辞科；所谓"校文""接武"，指贞元九年李绛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一年（795）刘禹锡为太子校书；所谓"甸服同邑"指李绛为渭南县尉，刘禹锡为渭南县主簿；所谓"明庭比肩"指二人先后为监察御史。因此，李绛对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是很同情的。
由于李吉甫、李绛都有量移刘禹锡等人之意，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似乎有了转圜的机会。杜佑致书禹锡，告以"浮谤渐消"，"期以振刷"的消息。禹锡在《上杜司徒启》中除表示感激外，又流露出"求人见谅，岂复容易"的忧虑。元和八年（813），武元衡人朝为相，果然对此力持异议。《旧唐书·刘禹锡传》云：宪宗"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 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泰」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这件事对刘禹锡又是一次打击。他直接向武元衡上书，写了《上门下武相公启》。贞元二十年（804），武元衡为御史中丞，曾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上司。刘禹锡被贬官以后，武元衡对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为显示其长者风度，曾致书慰问，并赠送衣服缯彩等物；另一方面由于他持有与革新派不同的政治主张，又反对朝廷起用刘禹锡等人。刘禹锡《启》云："去年本州吏人自蜀还，伏奉示问，兼赐衣服缯彩等。??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旧之怀。""伏惟发肤寸之阴，成弥天之泽；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
诚无补于多事之时，庶有助于阴施之德。"刘禹锡毫不隐讳他说："自前岁振淹，命行中止。或闻舆论，亦愍重伤"，请求武元衡成人之美，不要在量移之事上从中作梗。
刘禹锡谪居朗州一共九年多的时间。他名为司马，实无执掌；积极谋求量移，又一再受挫；因而精神上很是苦闷。刘禹锡谪居武陵所写的《楚望赋》中的"眸子不运，坐陵虚无。岁更周流，时极惨舒"，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但刘禹锡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排除苦闷，不愿自甘沉沦，不屈服于命运的压力，不断磨碾自己的意志。他写于这段时间的《砥石赋》，通过一把宝刀锈蚀后经过磨砺而重新变得锋利一事，借题发挥：雾尽披天，苹开见水。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
很显然，刘多锡把自己遭贬的不幸，视为宝刀蒙垢，不足为耻，表现了他对来自朝廷的无理责罚的蔑视。他要砥砺志节，保持雄心壮志，继续斗争下去，表现了顽强的性格。
《秋词二首》也写于贬官朗州时期。刘禹锡在失意的情况下吟秋，而能摆脱悲秋俗套，别开生面，反映了很高的精神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www.xing528.com)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请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
第一首先以"自古"与"我言"对举成文，借以突出诗人超凡脱俗的识见和感受。历代士大夫遭受打击之后，往往以悲秋之作来宣泄灰心失意的感情。
刘禹锡的《秋同》却一反这种萧瑟凄凉的旧调，唱出了"秋日胜春朝"的新声。在诗人笔下，那一碧万里的晴空，一只主洁的白鹤排云而上，直冲九霄，意境十分开阔。第二首从描述深秋景色入手，由第一首的晴空，碧霄、白鹤，转到第二盲比明山、净水、红叶，由天上转到地下，使两首诗紧密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壮丽和谐的秋色图，那山明水净的深秋郊野，经过一夜严霜，数树璀璨如人的红叶，突现在一片浅黄之中，生机依旧盎然。诗人在创造了一个深秋的明净肃爽、绚丽动人的艺术境界后，在春与秋的对比之中，突出人的感受，从更深的层次上点明了"秋日胜春朝"的道理。总之，《秋词二首》无论是景物的描写，还是感情的抒发，都表现了诗人旷达乐观的胸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刘禹锡谪居朗州期间，遭受种种打击与不幸，但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并未动摇。元和五年（810）正月，东台监察御史元稹承召回长安，曾住宿华州敷水驿。宦官刘士元后至驿站，与元稹争厅房，竟蛮横无理，用马鞭打伤元稹的脸。朝廷对骄横的宦官不加责问，"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①这件事引起一些人的不平。刘禹锡听说此事后，对朝廷如此包庇宦官感到气愤，为褒奖和鼓励元稹不屈从于阉竖淫威的气势，特意赠给他一只文石枕和一首诗--《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良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元稹得诗以后，十分愉快地回赠了壁州产的马鞭和一首答谢诗--《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谢，兼广为四韵》。刘禹锡接到元稹的酬赠后，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诗中写道："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即通过咏鞭赞扬元稹的品格，并含有以志节共勉之意。刘禹锡自己身处逆境，还十分关心朋友的遭遇。后来，刘禹锡与元稹之间一直保持着唱和关系。他们共同具有的正直不阿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格，使两人心心相印。
作于朗州贬谪时的《壮士行》诗，通过塑造一个不畏艰险。射虎斩蛟、为民除害的壮士形象，再一次表达了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不悔恨，不妥协，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斗争不息的顽强精神。诗曰：阴风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烧地，连吼入黄茅。壮士走马去，镫前弯玉弰。叱之使人立，一发如铍交，悍睛忽星堕，飞血溅林梢。彪炳为我席，羶腥充我庖。里中欣害除，贺酒纷号呶。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
长桥，又名蛟桥，故址在今江苏省宜兴市境内。据《世说新语。自新篇》和《晋书·周处传》记载，西晋周处为害乡里，为乡里所患，后终于悔过自新，曾到南山上射虎，在长桥下斩蛟。刘禹锡《壮士行》运用这个典故，摈弃了周处为害乡里的情节，只取射虎斩蚊之事，这就使壮士成了为民除害的英雄。
壮士坚定、沉着，一箭就把猛虎射死。猛虎死后，他仍疾恶如仇，誓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他满怀豪情，决心再显身手，明日长桥斩蛟。诗的结尾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要继续铲除邪恶势力的决心。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等人受到贬谪的迫害和谣言的攻击。他在《上杜司徒书》中说："吠声者多，辨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弛"，反① 《旧唐书》卷一六六《无稹传》。
对派对革新派的攻击相当激烈。但是，刘禹锡一直认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①他对"永贞革新"的一百四十六天的所作所为，直至临终前写《自传》时仍认为是正确的。为了回击保守派中伤的恶语，刘禹锡的《壮士行》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诗中摈弃周处为害乡里的故事，借以表示自己原本无错，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① 《刘禹锡集》卷三十九《子刘子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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