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政党：欧洲自由主义史

一、阶级与政党

十九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及其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在自由主义思想中引起深深的不安，但同时也带来了旨在阐明理论的因素与一种新倾向。社会主义将自己同一般的民主政体区分开来，同起初混杂其间的民主政体区分开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与行动方式，意在强调社会的赞同，这一点民主政体亦曾希望在现存自由主义国家结构当中加以模仿。它发展成建立新国家的理想，不满足于十九世纪初粗陋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对其出现的乌托邦式预言，而开始通过积极组织与培养民主化的民众，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这种行动得到工业主义发展的滋养，通过对工厂体系的概括与集中，为它不断提供着早已集合到一起并通过强大的利益关系统一起来的新成员。因此，它能从民主政体的全部大众中抽离出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早在新的社会形式结构中展现出来，便叫做工业无产阶级。同时，它还在更有限的程度上抽离出农业无产阶级，由于其农业的工业化发展，具有与工业无产阶级相似的社会特点。

社会主义因此是一种民主政体的特殊形式。在其特殊方式中，它表达着有似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要求。但是这种差异，在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同时产生了某种区别甚至对抗；因此，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公开而明确的冲突。

首先，社会主义组织受到阶级战争原则的激发，在其现代历史形式中，这种战争乃是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深入研究这一原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仅仅涉及观察它与政党概念相冲突的特殊方式，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其新型的国家既然指日可待，便在自由主义国家之内开始行动，并赋予为经济斗争组织起来的社会阶级与其他政党相竞争的深刻政党特点。

所谓阶级，就是同类个人的特殊团体，也便与政党别无二致；而区别在于，政党是致力于普遍目标的特殊团体，阶级则更加纯粹也更加简单，其自身不包含更广泛的存在理由。我们早已发现，政党的观念仅仅是国家观念中的一个因素，因此它的局部利益，曾用以把它和其他政党区分开来，然而鉴于一种更高程度的共同意识，鉴于国家相关事务的观念，这种局部利益就不能不转型为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工作。一旦执政，政党就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有的人统治；我们说过，这种普遍性，就是区分政党的社会与经济特殊性的政治转型。相反，在阶级中，只存在着利益的直接表达，而不存在这种转变与综合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转变成政党，在自由主义的国家组织与职能上引起深刻躁动，正在于其结构严格说来是阶级的结构。

当社会主义政党还只是无足轻重的少数，这种躁动几乎察觉不到；但是，随着它们成长壮大进而执掌政权，通过赋予政府工作以党派观点，通过粗暴否定任何真正政治意识的阶级专政方案，它们给国家的所有方面造成躁动。它们宣称，它们概念中的阶级因素必将瞬息而逝，资本主义一旦被摧毁，阶级战争便将停止，为所有人利益的统治将可能建立。但是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虽则如此戏剧性地强调阶级战争，用其全部历史研究论证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在所有历史时期对这一使命矢志不渝，竟能珍爱如此廉价的虚幻寂静主义，看不到斗争的起因不依赖于外部的偶然性，而是存在于人类活动的根源之中，也看不到阶级的划分与这种活动的特殊形式一样永世长存。而诸如拉萨尔、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在制造新的一次历史性大分裂的同时，梦寐以求的目标却是老迈僵滞的划一。

但是，且不论这些看法，这一种包罗一切的阶级观念，作为阶级战争的产物，也远不能如它的企图一样，代表特殊利益向政治普遍领域的转化。这一种倾向，颇令人想起边沁派借结合各种利益建立道德价值的企图。因为政治与道德一样，不是一种容器，而是原初的精神构成。正如为发现行动的道德价值，与所有其他社会行动结合起来思考它的结果并不充分，政治的普遍性不能通过将各种利益累加得到，而能够反观自身而辨认出来。社会主义理论看起来注定要永远摇摆于狭隘的排他主义与模糊无效的普遍性之间，摇摆于宗派主义的现实与启示性的未来之间，甚至没能将社会综合体被分开的因素统一成连接为一的统一体。

通过成为政党，社会主义不仅改变了自身的特点，也改变了其他政党的特点。通过将政治冲突贬抑为经济冲突，通过坚持自己的阶级意识，它迫使它的对手自行组织成为阶级政党，并教会它们压制政治职能的普遍性意识——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出现，才使它们对这一意识的珍视更为势所必需。过去的自由主义政党无疑错在自私褊狭与阶级偏见，但它们从未将自私自利上升到政府基本原则的高度，并一直企图超越狭隘的资产阶级观点。如今，在社会主义影响下建立的确信却认为，它们代表着资产阶级全部的政治表达，因而必会保护一个阶级的利益以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便威胁到在较高的政治层面表达经济冲突、为各阶级找到一种文明有序的妥协的努力归于无效。(www.xing528.com)

一旦政治斗争贬抑成经济斗争，其实现权力的奋斗目标，就不再是将国家视为对共同体内一切成员均为有效的政策的胜利，而是成为牺牲一集团为代价换来的另一集团的胜利，有益于一个派别却反对另一派别，最后也反对整体的利益。多数的专制，我们在考察民主政体时已经提及，现在被一种新的歪曲所夸大：因为民主制下的多数至少有政治特质，有对作为整体的国家的义务的意识，即使这种意识还不是非常强。而在社会主义，利益的特殊性得到最直接最粗暴的强调，甚至没有政治调解的可能。

一旦斗争被如此歪曲贬抑，它势必危及国家的永久性与其历史生活连续性的妥协；一个作为政党的阶级的胜利，存在着作为政党的国家胜利的危险，政党的交替执政，不是呈现着受到国家一致性保护的有规律的发展，而是堕落成一系列的革命性骚动。

对这种危险，自由主义没有足够的意识。它与自己的传统失去了联系。它听任自己的观点在一个过时的框架里变得狭隘偏颇，任谁只要隽智，都无从指望在此框架中发现对于现实世界新问题现成的解决办法。因此，在将其从历史道路上驱策出来的经济与社会暴风骤雨的作用下，它很容易发生偏离。它的第一次最严重的错误，是在经济与社会斗争方面接受政治斗争的重申，并给予其政党以资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但是，如若它不应该也确实没有单从资产阶级中吸收追随者，它却应该有力地坚称，政治冲突的领域在整体当中并无阶级的特殊观点，而只存在政党的特殊观点，因惟有政党才是特殊团体，这一表述具有万世不易的普遍有效性。这倒不失为否认阶级限定的好办法。

这不暗示阶级斗争并不存在。它确实存在；但只存在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次要领域中。将社会与国家相混同，并使国家成为社会利益惟一的代理人和管理者，这是现代政治学最深重也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特别是其激发着社会主义的形式。国家不是社会，而是社会的政治组织，因而它是一种较高的形式，社会生活异质和矛盾的因素从中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们看到，这种形式的政治特点，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内容与社会关系的转型。阶级的自私自利，在其自身中不能发现限制其扩展的东西，在这种政治形式的主权中则找得到文明生活必需的制约与软化的力量，并在政党的方案中找到净化和普遍化的表达，因为每一政党都不得不将这种自私的利益作为政府综合过程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政党间的冲突与相互批判，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综合动机，并为它得到国家权力的最终授予作好了准备。因此，国家主权的较高形式，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生活，而是从内部通过其因素的自发选择逐渐形成的。这就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内在结构。除去国家作为高于社会的存在这一种观念，除去政党的居间工作，就不存在什么东西可以抑制社会竞争的残酷与剧烈，所有向更高法庭的诉求都被排除在外。

但是，从自由主义中兴起的政党（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自由党是严格符合这种说法的），忘记了它们最初的政治职能，退化成资产阶级政党，退化成经济的阶级组织，经常试图将这种综合任务转化为社会领域，使之适合于它们已剥夺其适当活动场所的国家。且莫说那些仅仅试图否定阶级斗争并对其视而不见的人，还有些人试图将国家降低为这种斗争的“经济”仲裁。这种尝试都无法成功，因为国家不是一个技术专家，它所起的仲裁作用仅仅是在政治上，它作为专家的干预，只意味着武断地将那种名义授与对此没有资格的文职熟练官员。

但是这类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出现于1923年至今的意大利，源于对工联主义回忆的错误理解，与对自由主义机构的错误安排的混乱结合。它开始于试图形成一种强制的阶级合作，而这种合作在社会演化的现阶段根本就没有可能；接下来最坏的错误是将全部工联主义机构转变为如此运作的严格政治机构的范围，这意味着使后者降低到前者的水平。综上所述，其错误是明显的。工会的政治伪装只能以社会利益的直接排他主义影响国家，消灭国家的真正政治职能，承认社会冲突的所有暴行，使其影响无法弥补。但是，这些努力最奇怪的方面却在于，正是政治堕落成阶级的表达、而国家堕落成政党的表达的时候，正是本当制造和平的国家当中布满倾轧的时候，它们却企图通过国家的手段给社会带来和平。这些愚蠢的改革家，不承认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得以敉平的政治领域，竟至于从错误的目标开始工作，企图将本该分化的东西联合起来，却又分化了联合的惟一工具。这幅奇怪的图画，可能会给未来的政治手册提供很好的教训，好通过归谬法证明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