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胜利-欧洲自由主义史

三、自由主义

对自由主义的各种界定已经给出。它可以被称为一种方法，一个政党，一种统治艺术，一种国家组织形式。这些描述是互补的而不互相排斥，因为每一种都表达着自由主义精神的一个特殊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在一种复杂性的前进秩序中安排它们。

（a）首先，自由主义表现为对一种事实，即自由事实的承认。所有思想习惯、所有方法、所有艺术，都仅仅以这种行动为先决条件，这是自由主义经历最初的有机要素。只有本身自由的人能承认他人的自由。只有体验过明达自治个性的价值的人，才能够理解其他人宣称自己是人的权利。这种理解，这种承认，并不暗示着纯理论的观察，它也表明对观察对象的尊重，一种人类道德的固守。用古代作家的话讲，Homo homini ressacra（人对于人等于神圣），这种相互尊重只有通过对人类同一性的深刻意识才能建立起来，它在我们心中萌生，又在我们中间蔚为大观。

（b）但是个人的行动，孤立的承认，还远远不够。我们已经看到，它会被欺骗，会使自己被虚幻的表面自由态度所欺骗，会对真正拥有的自由加以否认。人们惯于如此行事，他们相互警觉，随机应变。自由主义被正确地称为一种方法，在一个人自身内重建他人精神过程的能力，以及评价他们的目的与结果的能力。不是所有自由的现象具有同样的价值，并应受到同样的尊重：这些价值仅仅属于精神的与真正自由的个性，只能被间接说成形成中的个性，追求道德目标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善行的希望。自由主义方式的先决条件，是这种属于所有人之为人的能力，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通过尽可能除去发展的障碍，所有的人都一定有自己的机会，尽管不会以其他人的工作代替他自己的工作。自由主义的方式既敌视要求按其自身的形象塑造一切的急躁道德主义的渴望，也敌视通过其自身的许可就可以形成人类进步的启蒙主义专制的妄自尊大。

自由主义意识到人类个性的形成是自由的工作。除非由精神自发地作出，更高生活的要求永远不能有效地实现。除非从内在的意识发展出发，就没有持久实现的进步。为将低级生活中的人提升到我们的水平，我们就不能开恩或被迫为他们免去作为人类进步代价的劳动与痛苦，免去一步步跨越他们与我们之间距离的必要。这种自由不是特权，而是精神作为其所授予的利益之代价加于我们的任务：没有人可以免费获得自由。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专心致志、操劳牺牲而获得自由。惟有独裁者和道德狂才大谬不然，狂妄地以为天降大任给他们，只他们才拥有这样的自由。

更为节制但也更为困难的，是一个人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应当合理承担的任务。它始于确信所有精神过程的自主性，潜心工作，精益求精，作为他自己的要求，也作为他将给予其他人的要求，于是引导他们奉行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原则。

（c）在政治世界，这种方式得到所谓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坚决支持。这些社会团体尤其对个人力量的自由行使感兴趣，因为从它们自己的经验出发，它们理解自己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和得到加强的权力。这些政党尤其具有批判论辩性的作用：它可以去除所有对个人精力的发展而言有害的人为障碍，可以驳斥独裁主义的低劣诡辩，听凭人们尽可能为他们自己而行动。但是，这些自由主义手段所指向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正是自由。如果自由是手段，处于更高层次和更有机形式中的自由就是目标。确信自由生成精力、信任与赞同，形成联合与合作的自发精神，这是所有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政党的特点。

国家的工作，若是由独裁主义来完成，必是劳心伤神，力不从心；因为在这里，个人的自愿赞同与合作，要么给人不屑一顾，要么压制了事。然而自由主义完成起来，则颇为迅速灵验。对于较老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种自由的自治是用于将立法与政府功能削弱到最低限度的目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实际经历已经表明，要将自由的利益与责任扩展到所有公民，并将他们有效吸引到巨大的公共任务中来，需要开始新的一轮更加复杂的立法和警觉的政府行为，以保证所有力量的自由发展，支持它们而不是取代它们。因此，不仅国家的行为在扩大，还包括其智力与道德方面的进步，因为这些新的职能要求心理渗入的权力和有关公民需要的道德判断，诸如此类专制政府便不会要求拥有。

但是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政党只是部分地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互相歧异甚至对立的。在取得权力前夕鼓舞政党的批判与辩论的热情，一般在得到政权后注定要变得失去活力和衰退。批判他人总比批判自己来得容易。政府的习惯变得根深蒂固，刻板教条；行政机关的例行公事，使得敏锐的感觉变得迟钝。既经为所有的人要求了自由，难免倾向于把自由变成某人的财产，变成牺牲他人换得的特权。因此，自由精神渐渐抛弃了自由主义政党，又依样出现在处于对立或竞争地位的政党之中，这些政党宣称自己有权存在，有权摧毁当权者的特权。(www.xing528.com)

这同样也是一种危险，是所有自由主义政党固有的形成自由狂热的危险，是一种尊重人类意识自主性名义下的偏执。自由思想的支持者，他们宗派主义的偏执是臭名昭著的；但这并非孤立的例子，自由主义者保卫自己事业的精力，往往导致他们无法冷静估计困难，不公正地对待对手，到头来是沦为褊狭的教条主义。

这种局限与歪曲固然是偶然现象；但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政党不能坚持其全部自由主义精神，却存在着更本质的原因。它们从这样的先决条件出发，即认为个人的生活，不论是个人还是人民，都通过竞争才能发展，通过克服惰性与消极习惯、传统与奴性服从，才能不断更新自我。人们会设想，这种带有敌意的对抗，尽管势必引起倒退，却毕竟属于必然的条件。而一个自由主义政党，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在其自身之中，在其有限的行动方案之中，不能包括其对手的理想动机：如果它认识到它与之斗争的事物势在必然，这种认识会因涣散的行动而告终止。它的力量便在于不公正之中——诚然它的虚弱也在于此。一种更为综合的自由主义，则将认识到对立面的辩证地位，在具体政治生活的更高综合中发现对抗与运动、保守与进步、辩护与证明。从这一观点出发，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斗争的发展及其交替执政，并不代表着自由与不自由、光明与黑暗的交替，而是代表着一种不断运动的节奏。然而任何自由主义者，如若称得上一名政党成员，都绝不会认为他的政党的失败，却正是自由主义的胜利。

这种政党冲突存在着另一方面，对此西尔维奥·斯帕文达作过精确的分析。他说，^［3］现代进步与欧洲人民政治复兴的精神，植根于这样的原则，即世界因思想并通过思想而重建。但是，这一原则纵然曾使欧洲改变了面貌，本质上却属于激进主义，强于批判与破坏而不是重建。这是因为重建不是一个人思想的工作，也不是一代人思想的工作，而是所有人的思想、现代与从前所有世代人们思想的工作。对这种工作的尊重，以及奉为神圣的道德兴趣，不是创造性的精神，而是保守性的精神，不是激进主义的精神，而是历史主义的精神。

这种思考，有助于我们把握植根于保守主义、并滋养了自由主义辩证对立命题的理想价值。它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自由主义作为综合的现实，超越了冲突的概念，并同时证明着冲突的双方。在这种宽泛的形式中，它构成所有政党联合行动的焦点，以及其所有冲突力量结合的焦点，并在这一行动中使自己具体化，那便是政府的行为。

（d）在深刻洞察力之下，自由主义被界定为统治的艺术。俾斯麦说，进行统治就是去发现各种力量的合力。在此一任务方面，自由主义政府通常依赖自发的和有时是自愿的公共合作。它允许相互冲突的意见与利益相互制衡，使社会力量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它无需政府干预，运用早经达到均衡的材料，便能够使一切获得运动，而国家却只需付出最小的精力。所以，思考现代社会较之古代社会巨大的复杂性时，我们会易于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才能产生自由主义政府。用武力统治之，从外部控制和指导之，将绝不可能，而且荒谬绝伦。

政府的职能具有综合的特点。一个政府，甚至脱胎于单一的政党，也统治着所有的人，并考虑所有人的利益。它被迫（当然作为政党便不至于被迫）公平考虑对手的动机，使这些动机与其自身的动机相符合。关心少数人的利益，是其工作中最严格的自由主义。

作为统治的艺术，自由主义具有统一保守与进步的原则、统一激进能动性与历史传统的能力。要将可行性从空想当中区分开来，这纵会造成行动的延迟，人民的思想却能够因而成熟起来；但是与此同时，允许对所有意见进行讨论，确实激发起社会有机体活跃的探索精神，对新事物的热爱，对能动性的坚信，这都成为未来政府植根其上的精神财富。所有这一切，都使这种艺术精益求精。“相信人民”成为大多数真诚的自由主义政府的座右铭，这些政府，其行动的理想目标，便是建立起人民的自治。

这种自由主义不能成为任何类型的政府独占的财产。它产生于不断的实践与统治的公正原则之中，产生于政党的轮流统治之中，每一政党都认识到这种行动中存在着单凭政党永远无法了解的东西：政党之间以及公共舆论潮流的相互批判；统治行为中产生的法律、行政与财政技巧。因此，它造成统治的消失；广泛不同的政治观点依次出现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上，但是纵然风云变幻，却有一个事物保持不变，并通过威望与绝无瞬息即逝的因素能够伤损的权威，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国家，其最深刻的本质无需法律法令的认可，但却是一种历史性的成长过程，所有时代的政治家都曾为之作出贡献，所有政府都在其中留下行动的成果，因而它与这些政府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他们全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