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主义史：自由与自由权的普遍扩张与重建

一、自由与自由权^［1］

对欧洲自由主义历史形式的研究，通过各民族思想的差异，向我们展示了相互吸收、逐渐建立起欧洲自由主义意识的过程。它无需消弭各民族思想的差异，而将自己的特殊形式扩散开去。

如果注意自由主义的两种典型形式——法国式与英国式，在十八世纪末时仿佛呈现着不共戴天的矛盾与排斥，则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作为两种运动融会贯通的结果，两者的区别趋于消失：一种运动将英国自由主义导向更民主的理性主义形式，另一种运动将法国自由主义，或者一般说来将大陆自由主义导向理性内容更具历史性的观点和更个性化的运用。两个政治世界的敌意与相互隔阂在伯克身上达到顶点；尽管正是伯克将大陆自由主义引入英国自由主义的精神，这种英国精神反过来又通过适应新统治阶级立场的激进理性主义手段，使其自身习惯于大陆的“普遍原则”，而这对伯克来说，只表现为一连串形而上学空洞的幻想。

单数的自由与复数的自由之间的对立，形成冲突的最初源泉，并产生和解的基本要求。这些表现象征着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一种将自由视为抽象事物，视为旨在表达人类个性本质的概念，超出所有历史与经验的偶然性之上；另一种将自由视为特殊权利与豁免权的结合，视为环境依次支配的产物，独立于使其结合为一或相互推演的概念性论述之外。

对革命时期的法国人而言，英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自由权（liberties），仅仅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它们对整个共同体有害无益，暗示着对多数人的奴役作为副产品，因此与构成人类个性本质的真正自由正相龃龉。而对同一时期的英国人来说，《人权宣言》中的自由（liberty），是一种缺少实践支持和保证的抽象权利，通过摧毁历史维护的所有非理性与不公正的特权，趋于将个人削弱成整齐划一的原子大集合，成为专制政府易于到手的猎物。

一代代人的历史经历，使两个对立的概念独立发展，到最后都放弃了对自由精神的垄断。英国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阐述者——辉格党与托利党，使自己的特权僵化凝滞，又企图拒绝新的社会阶级分享这些特权，因而失去了最初的政治特点，并显示出保守反动的一面。大革命的自由派，却又致力于设计能表达理性主义自由纯粹本质的宪法模式，使政府能够继续打碎传统豁免权与自由权的最后残存，并在事实上将个人的全部生活贬抑为臣属状态，只是留给他形式自由与无效主权的空洞假象。(www.xing528.com)

这些历史经验积极有效的结果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要求。它控制着十九世纪的整个政治意识，因为这两种对立概念的综合，会使得自由与自由权互相完成，互相保护——尽管它们之间具有排他性的龃龉。单数形式下的自由，作为形式的概念，对自由权来说势在必需，可以阻止其退化成特权与垄断。它再一次从根源上将它们联系起来，在人类个性中不断地更新它们，也不断地更新它自己。它展示它们的团结、扩张与扩散的力量，它从世袭相传的消极地位中恢复它们的权力，并展示着人类意识中所有历史性资格最初的和永久的起源。

但是自由权，在其经验性的排他主义中，同样为自由所必需——如果它没有升华成一种抽象公式的话。它的内容丰富，没有这种内容形式势必空洞无物；它给理性的普遍表达以利益的基调，以对象的拥有为先决条件；它使对权利的维护更加易如反掌。自由权的经历，甚至在纯特权的形式下，正准备着表现抵抗专制主义消除差别行动能力的历史环境。不仅在被统治者中，而且也在统治者中，它形成一种权利不受侵犯的情感，并反对对侵犯的威胁有组织防御的观点。

正如我们发现的，英国与大陆从对立方面向这一共同的综合任务靠拢的事实，引发出对立的历史性任务，每一方都在进行中受到特殊困难的妨碍与干扰。对英国来说，自由主义意识普遍扩张的障碍，存在于自由权的本质之中，并被所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和旧特权阶级的顽强反抗所加强。我们在对边沁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这种障碍有足够的力量歪曲或削弱自由主义的系统表述，正如英国政治思想虚弱的建设性力量中表现的那样。对大陆来说，革命的第一次攻击以自由的名义摧毁了他们的传统自由权，如今的问题是重建被摧毁的东西——这样的问题才更加困难。在支配性民主体制面前，重建特殊自由权就如同在敌人面前挖掘战壕：这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面对这一任务，拉丁各民族的政治力量并不均等；德国人民表现得倒更均等，部分因为对他们来说革命表现着比前者为少的激进式消除差别，使许多封建主义的工事毫毛未损地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浪漫主义早已开始集中反抗的力量。

这些不足之处表明了欧洲自由主义的这两种历史形式同化过程的局限性，以及使这两种基本观点的特点得以保存下来的顽固性。这种局限与保存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好进入对自由主义在欧洲方面广泛综合性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