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主义史：政治自由主义与德国人民的教育能力

六、政治自由主义

在德国，法律与社会理论的巨大发展，尽管受到欧洲政治普遍演进的间接影响，但——从该词的最恰当意义上说——还未能成功地克服政治观点的缺乏：即在不同于法律与社会学技术问题的严格政治问题上，政府、议会与政党还缺乏普遍的训练。德国没有出现使其巨大国家组织浸淫其中的政治环境；而这种组织与世隔绝，生存在一种绝少见于拥有伟大政治传统的英国与法国的环境中。从这种观点出发，德国依据军事力量解决所有争论问题的灾难性倾向，或可解释为其政治虚弱的征兆。

甚至在大战之前，不满将人民说成永远政治少数的刻板立宪主义的迹象开始出现。国家的最优秀分子从政治生活退出，投身于工业与贸易，他们对通过议会职位的选定在政府中起作用，已经彻底绝望。政府陷入技术与官僚主义的职能，完全依赖于国王，并不得不服从国王往往是变化无常的创意。缺乏任何真正的政治责任感，必然使感应的形式显得无力，而这种形式，在比德国为弱的国家，还使政府能够操纵与克服更为困难微妙的状况。政党在政府的官僚化中受到伤害，而政府拒绝与公共舆论主流进行有效合作，使这些主流的潜在影响互相分化瓦解，俾使国王与其军队、官僚附庸彻底控制了局面，而政府的工作则毫无用武之地。

通过大战，政府制度的缺点，以其所有不可挽回的严重性而昭然若揭。敏锐的德国作家马克斯·韦伯，在《德意志新政权下的议会与政府》^［22］一书中，清楚认识到这种事实，而该书的出版，正与德国政治制度意义深远的转型相符合。

对韦伯来说，世界范围的反德意志联盟，是由于德意志人民缺少政治训练，也由于德意志人民从俾斯麦学到的消极状态。在俾斯麦统治下，“在其自身的政治命运中，由于对选任代表的依赖，这个民族失去了积极而决定性的合作习惯，而只有代表能培养政治判断”。他在反对“所有独立的头脑与所有始终如一的性格”而表现的偏执中，在一般非政治性而只知服从命令的合作者包围中的不断实践，都使国家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教育与政治意愿。

这样一种政权，通过把本应在其刻板的界线之外的东西封闭在内的方法，受益于官僚制的巨大发展。韦伯并不否认官僚制在其技术与行政功能的限度之内的积极价值；但是他强烈反对它向完全不同的原则控制的政治生活领域扩展。政治活力在统治集团的等级安排面前退缩，这在不具人格的等级与公职制度之下，隐藏了代理者的人格；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个人与负责式的自由活动。因为这个原因，政治能力不能以技术能力的测验来补充，只能通过政党所行使的政治选举，其组织的形成，则通过在其历史中必须随时更新的自由加入，因此与法律或契约限定的任何封闭组合形成对照。在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其生活都是斗争，是政治天才不停的选举，正如战争是对军事天才的选举一样。因为这种自由灵活的政治学校取代了官僚制，他们失去了所有自由的积极性，所有运动的迅速，所有分辨技术缺陷的政治价值、以及从技术来说完善无缺之政治无能的技巧。专家与文职人员的议会，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将仅仅是“实现纯物质妥协的组织，缺少作为国家的政治倾向”。通过在两种物质利益之间搬弄取利，通过微不足道然而遮遮掩掩的公职与薪金分配制，它会增长官僚制保存权力的企图。议会的真正功能则与此相反：建立具有严格政治利益的团体，以平衡专家的排他主义与国家公务员的例行公事。

依据这些观念反思德意志的历史，韦伯发现很容易证明，德意志帝国官僚结构如何使得政府无法束缚皇帝的政治怪想，也无法消除其灾难性的国际后果，而这一点，任何议会制政府都可以轻易做到；这便使国王面临重大的冒险与异常的责任，也使整个民族面临危险与损害。而且，它使国家在需要时得不到最优秀的人们的帮助；它使政党的活动下降为言辞之争，缺少实践上的规定性；甚至它使政党的党员执政时，也通过使他们转变成官僚，使他们与政党脱离关系，并放弃其从他们与所代表的公共舆论潮流接触中获得的威望。更深一层的后果在于，即如技术与行政组织都远逊德国的法国，其民主制被内在危险闹得四分五裂，却能通过结成反德国的世界联盟，在政治领域战胜它的敌人。

我们说，韦伯的著作，符合于德国作为战后自由主义最大胜利的政治与议会新倾向。^［23］这一政权真正政治上的成果现在还不能精确估计。但是，如果考虑到德国所经历的内外困难，与魏玛宪法早已经历到的艰难考验，我们认为，德国人民为自己赢得旧政权所否定的政治之自由主义教育的能力，是可以预见得到的。

注　释

[1]De Tocqueville，L'ancien régime，ed.Calmann-Lévy，appendix，336页以下。

[2]A.Müller，Elemente der Staatskunst，ⅰ.5l。

[3]Haller，Ristaurazione della scienza politica，Ital.，tr.，Naples，1850，ch.53，518页。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10页。——译者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324页。原文有所简化。——译者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340页。译文据本书略有改动。——译者

［7］黑格尔做过一项重要观察——这来自于孟德斯鸠，并经由此后许多的作家所重复，就是在专制国家，人民的赋税轻微，而立宪国家则会提高，因人民意识到，他们是在向自己交税。没有哪个国家，赋税会像英国一样地沉重。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86页。——译者(www.xing528.com)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82页。——译者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79页。——译者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341页。——译者

[12]Gide-Rist，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depuis les physiocrates jusqu'à nos jours，Paris，ed.4，1922，310-324页。

［13］又译《主观的公法制度》。按，此出于德文Recht一词，既可译为“权利”，又或可译为“法（法权）”。事实上黑格尔的《法哲学》一书，即多有人译为《权利哲学》之类，亦出此例。我们此译，同样难于照顾该词的两层意义，故只是权宜的译法。请读者指正。——译者

［14］参见Jellinek，Sistema dei diritti pubblici subiettivi，Ital.tr.，Milan，1912，97页。在我们引用的这一页上，“道德”一词最好换成“政治”。

[15]A.Menger，Lo Stato socialista，Ital.tr.，1915，99页以下。

[16]Treitschke，La Politica，Ital.tr.，Ruta，4　vols.，Bari，1918，ⅰ. 80页[Engl.tr.，2　vols.，Constable，1916，ⅰ.76页]。

［17］前引书，ⅰ.150页以下［Engl.tr.，前引书ⅰ.154页］。

[18]Treitschke，iv.84页，136页等处。

[19]Brentano，La Question ouvrière，Fr.tr.，Paris，1885，167页以下。

[20]Schulze Gaevernitz，La Grande Intrapresa（tr.Jannacone in Biblioleca degli economisti，ser.iv，partⅰ），42页以下。

［21］参见Herkner关于合作运动及其自由主义特征的有趣评论，Die Arbeiterfrage，Berlin，ed.5，1908，185页以下。

［22］意大利文译本由Ruta译，Bari（Laterza），1921。

［23］德国独裁立宪主义的终结，与国家土地制度的深刻变化相符合，即通过打破大地产，倾向于降低容克地主的政治权力，注意到这一点肯定颇有趣味。另一方面，议会制政府与中小地产的同时出现，形成值得单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