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坦诺：社会自由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史

五、社会自由主义

法学不是现代德国自由主义意识发现的惟一展示自己的空间；经济学方面也是同样。谈到这些，我们指的不是古典派与曼彻斯特学派的信条，通过舒尔策-德利奇的著作，这些思想形成了进步的自由主义方案的组成部分。拉萨尔对这些不合时宜的复活的批判，尽管语气上可能轻蔑到甚不公正，却是决定性的。舒尔策-德利奇告诉在工厂制度中忙碌的工人，他们的拯救之路，不在于工会，而在于契约的自由，他还详述了得之于这种自由的尊严与责任的意义——而这，无意识当中嘲弄了工人。重复资本所产生的利润是对节制的回报这一陈词滥调，对那些清楚当代的资本起源早与资本主义早期分道扬镳的人们，只能招来他们的嘲笑。资本家积累的源泉不是他自身的劳动，而是其他人的劳动，他可观的回报也不是他自己节制的成果，而是其他人节制的成果。这样，拉萨尔指出，舒尔策-德利奇的《工人问答手册》，其观点至少过时了一代人。

我们正谈的社会自由主义，植根于德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是李斯特制定的理性主义经济计划的结果；它也植根于其合法性与价值无可争辩的工会的形式。它引发的问题是，这些联盟的惟一职能，是否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归于它们的那种职能；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否不可分离地与古典派和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因此，这一问题呈现为两个方面，即历史的方面与理论的方面；对此一问题的解决作出最大贡献的学派，其实是罗雪尔创立的经济学历史学派，它与古典经济学抽象教条的方法正相反对——后者企图证明，经济的形式与机构、因之控制着它们的科学法则，都具有历史性特点。这种观点，早构成赞同以下命题的推断，即资本、利润与工资关系的古典理论，只适用于工业发展的特定阶段，不适用于工业更为发展更为复杂的阶段；而社会主义者的预言，基于这些法则永恒而静止的辩证对立，乃是一种谬论，在对工业主义发展最近阶段理论与历史思考的努力中一准抛弃无遗。

这就是布伦坦诺著作中对工联主义的看法；在社会问题方面他给予自由主义观点的推动，产生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学流派，其主要代表是赫克纳尔与舒尔策·盖沃尼茨。

布伦坦诺批判了社会主义工人-雇主关系的观念。工业发展中分离的功能，其联合背离了历史进步的路线：只有在小工业中这才是可能的，而在大中型企业当中便绝不可能。他更喜欢另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改革，它植根于不仅公平甚至从长期来看对雇主有利的工资政策。在固定工资中，这种政策旨在用于这一原则，即低工资不一定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反之亦然；而最高的工资本要支付给最好和最重要的工作。

只有两种手段，可以防止雇主支配劳动契约的条款，其结果对工人极其重要，而对雇主间接地也同样重要。其一是工人与国家联合的力量。但是由国家干预对工资的确定，是对人身与财产自由的违背；甚至更糟的是，它妨碍而不是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对工人来说，这不是自由依赖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处于一种对国家完全依赖的地位。结果是工人阶级将试图掌握或至少是影响政府，雇主也同样企图这样做；因此，两个阶级都在其私人利益领域利用公共力量。最终状态将有似于古代世界的社会状态；所有的政治冲突，将转化为经济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阶级仇恨会是压倒性的动机。

对结果更为有益的是另一种方法，即工人与雇主间自发与自由的组织，与两个对抗团体之间经过仲裁的协议。靠工会的影响，认劳动力与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同样是商品的灾难性后果就此消失，或可说，劳动力才真是商品，而劳动者成为自由的卖主，不再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售。在其努力中，他通过娴熟地掌握对劳动的出卖，而实现自己的愿望。一旦证明工资基金理论——即雇主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是一个预先确定的数字——为错误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对工会的反对，声称它乃是将工资人为升高到生产的需要不能允许的程度的手段，也便不攻自破。

实践证明，这种固定的限度根本不存在，而工人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远不是对工业有害，而是其自身发展的条件。^［19］从此观点出发，赫克纳尔得以将社会改革看成为工业和资本主义进步的手段。

这种概念，形成于大型的历史背景当中，经由舒尔策·盖沃尼茨的著作《大工业》而得以表达——这部著作，基于对作为现代工业发展典型的英国棉纺织业成长的详细调查，在其连续的历史阶段中得出对社会问题的综合观点。(www.xing528.com)

大制造业的第一代，从经济原则始终如一的残酷应用中得到了力量。从最便宜的市场购买，并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工业革命的戏剧性伴奏下，经济学家们同声合唱，宣布这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法则。

说到工厂制度创造出工资奴隶阶级，要说的可不仅是单纯的辞藻了。尽管表面上还有些差异，可大工业创造的劳动无产阶级，其状况确实与奴隶颇为相似。从这一事实出发，经济学家们得出工资铁律，这是适用于从小工业向大工业过渡的工业时期的科学公式，并且只适用于这一时期。但是大工业在垄断当中却发现，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要对工人的状况逐渐改善，虽然这与从前释放奴隶并无不同。这种工业无产阶级，其状况使我们回忆起奴隶，现在随着大工业的成长而逐渐消失。这实际发生在棉纺织业中，这里为增加梭的速度与单个工人能控制的梭的数目，就必须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因此，从奴隶阶级的不确定要求产生了确定要求，并从中产生出自由；从依附于工业的奴隶产生了依附于工资的奴隶，并从中产生出自由的手工业者：工人的等级在上升，但总是符合主人的利益。

如此说来，工资与古典学派认为与之处于不可调合的对立面的利润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生产成本上升，或因为资本的不足与昂贵，或因为人的劳动，不论其工资多低，考虑到其必须雇用的数量，开支也是巨大的。利润因为发展的商业拥有垄断，一直居高不下。从社会观点来看，经济学家描写的对立完全真实：一方面是仅能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则是巨大财产的集中。

但是内在和国际的竞争产生出新的进步。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成为发展的首要动机。原材料变得不很重要；生产的较重要部分是通过所谓雇主利润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这具有两面性，或可认为部分由此而部分由彼组成。机器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后者通过机械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展示；资本的作用被降低，因为技术的进步给资本提供了更多生产与经济上的进步，而使之更便宜。因为价格下降的影响，工人获得了工资的提高。同样的资本，在今天的产出比五十年前要多，但是利息和利润却保持同样水平甚至有所下降；差额都流进了劳动者的口袋。

自上的竞争因自下的压力而增强，并通过工会来进行；双方共同颠倒了利润与工资之间古老的关系。从前，雇主得到支付贷款利息与工人工资以外的一切；现在，是工人得到支付利息与利润之后的余额。利润与利息一样，倾向于成为定值，而工资占去了工业进步带来的可变差额。

这样，经济的演进证明，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种对立理论都不正确，两者都建立在错误假设的基础之上。据说，大工业是无产阶级化的社会并摧毁着中产阶级；贫穷者日穷，富有者日富。两者间的紧张加剧，暴力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因此，资产阶级经常忧虑地看待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却对此表示满意，直到数量上不断下降的剥夺者遭到剥夺。

这些恐惧与希望都没有根据。经济成长的社会结果，被归纳为使极端的财富平等化的慈善倾向。从其产生之日以来，富有者一直日富，贫穷者也一直日穷，但统计调查表明，相反的趋势正在形成。^［20］这些工业主义的结果，其自由主义的意义不可否认。大工业倾向于形成新的中产阶级，以取代其所摧毁的中产阶级下层手工业工人。它创造出工人贵族，他们有不断增长的体力与智力要求，从过去残忍而奴隶般的贫穷中拯救出来，开始发展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是对自身的未来问题独立反思能力的明确标志。奴隶是没有政治计划的；他们除暴力与破坏性的造反，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

从这一观点出发，工人阶级对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贡献，是对自由与自治更加新鲜热切的感情。工会，还有合作协会，是社会自治的新形式，与从古老的土地贵族沿续至今的旧形式相比，其优点在于，它们只是劳动的成果，这表明没有特权。这些自由的创造，这些机构，还具有显示现代自由主义程度与倾向的有机特点，与十九世纪早期原子式个人主义相对立。合作运动，相对于以社会民主闻名的政治运动，其优点是有适应当代政治机构的巨大历史能力，是超越于阶级冲突的实践证明——而按社会民主的认识，这样的冲突乃是稳定与和平演进的因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