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四世时代：欧洲自由主义史

三、腓特烈·威廉四世时代

黑格尔的思想，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为争取主导地位而斗争的两种对立倾向的理论综合。在斗争的政治领域，它们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妥协——至少在涉及公法基础的方面是如此——以等待未来的分晓。

耶拿战后，普鲁士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其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818年的关税法当中，人们认为，它遵循了自由贸易原则，对他国的保护主义只有极少的报复措施；这是含蓄地反对英国，因其在1815年限制了谷物的进口。像1815年时的普鲁士一样根本来说是农产品的出口国又缺乏工业的国家，这种不要诉诸自由情感的自由贸易已经足够自然——而此时，自由情感在统治阶级当中几乎消失无存。但法律的自由后果却颇为重要，因为它形成了一个中心，所有其他德意志国家都以这个中心，构成1833年的关税同盟。因此在普鲁士，纵然自由精神黯然失色，自由的后果却幸而不死，并向政治史有力地证明，自由作为实现民族统一的手段，原是不可或缺的。自由的言论在德意志西部与南部各邦广泛传播，从关税同盟夺走了统一自由观念与祖国观念的有力动机，这迫使着普鲁士，要促其实现自由的普遍政治运动，并领导走向民族的统一。

但是如今，普鲁士却受到神圣同盟理想的统治，这使所有自由的希望横遭挫折。自由主义在民族问题方面引起的混乱，加强了奥地利政府内在的反自由主义。梅特涅认识到，自由的普鲁士就意味着结束奥地利的霸权，也结束了奥地利与普鲁士在德意志同盟中的均势；因此，他竭其所能，助长亲奥地利的德意志诸邦反对自由主义，怂恿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实行反动政策。他认为，混有封建阶级代议制的君主体制，是普鲁士最好的政府形式；普鲁士政府也同意这种观点，并在1823年重组各省议会，依其土地所有权将其重新分成三个等级，好使土地贵族——或所谓Rittergüter（骑士封地）的所有者稳占多数。而资产阶级并不拥有土地，专业人员、资本家与商人则完全没有代表。

德意志南部各邦，其政体较普鲁士更为自由。它们多半在1814年到1848年间的宪法，都模仿路易十八的宪章。这些国家的自由理论，则有似于贡斯当、鲁瓦耶-科拉尔以及多努的立宪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理论为大学教授所代表，包括大小罗特克、韦尔克、弗里德里希·加格恩、雅可布·格林、斯托克马尔、吕梅林、罗伯特·莫尔、格文纳斯等人。卡尔·罗特克的方案出现得最早，作为该学派的最初文件也颇有趣味，它针对历史权利而捍卫了理性的权利。罗特克以这个概念，意指指导人达成理性目标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他也以康德式的精神，承认每个人对自由的要求都与其他人的同样要求相和谐。所有这些作家的思想当中，自由主义情感都与民族情感相结合，他们发起的思想运动，在法兰克福议会才甫告终止。

但是大学自由主义的最初斗争，还只在校内进行，用的武器也颇学究气。只有德意志大学的极端自主，允许生活在欧洲中心的教授，在反动的普鲁士与反动的奥地利之间，向学生宣扬自由主义观念。因此，当迫于政府的压力，教学自由在在受到侵犯，大学便成为反叛的中心与温床。最著名的例子，是1837年，为反对汉诺威政府破坏其曾发誓恪守的宪法，格丁根历史学家达尔曼的抗议，并得到格林兄弟、格文纳斯、爱德华·阿尔布莱希特等人的签名响应。这次抗议，不仅在大学自由方面更有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的自由更存亡攸关；教授们觉得，政府的职能，与疏于遵守其神圣誓言的政府行为无法相容。“从今往后，”达尔曼与律师阿尔布莱希特便讲，“我是不是必得教给学生，国家的最高原则，在于当权者喜欢的一切均为法律？我有我的荣誉，说不出这种话，而宁可告诉听众真相，告诉他们哪一个是谎言，哪一个是欺骗。”

这七位签名抗议的教授遭到开除；但是格丁根人，早在英国政府治下学会了尊重自由，他们却忘不掉自由主义。他们开始公开签名，支持教授们的行动。结果是他们被重新任命；此后，由达尔曼与雅可布·格林执笔的辩护辞，被德国人正确地视为其自由主义文学的最高典范。在辩护辞里提出的德国自由主义表述，不仅与任意专断的专制主义正相反对，也与最受法国影响的自由主义极端分子珍视的反历史理性主义正相反对。因此，达尔曼否认人民有权掌握法律；而格林在回答蔑视中世纪野蛮状态的自由主义者时，并不掩饰他对于古代中世纪人民自由的深切同情，以及满足他对从前德国生活的渴望所带来的喜悦。

实现民族自由方案的最大障碍，在于普鲁士的态度。1840年即位的腓特烈·威廉四世，进一步发展了先王的反动倾向。他算得上迟来的浪漫主义者，推动他的是复活中世纪精神与合法坚持国王神圣权利这两种矛盾的愿望。终其在位的二十年里，资产阶级在他的眼皮底下取得巨大发展，他却视而不见。他的周围是一班改信天主教的浪漫派小集团；他把其政治精力，用于恢复古老的封建等级；就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他着手在三个等级的代表之上，再设立一个贵族院，这就改变了先王的法度，仿佛是要强调阶级区别，压制资产阶级。在召集新国会开会时，他坚称他的国家在三大诸侯之中具有特殊地位；据他讲，“蒙上帝之恩，靠刀剑使普鲁士变得伟大——靠战争之剑，而不靠内在精神之剑；不靠我们时代否定的精神，而靠纪律与秩序的精神。”他补充道：

在大地上，绝无任何力量，说服朕改变国王与人民之间之自然关系，建立契约与合宪之关系；抑或同意在天国之上帝与国家之间插入一纸空文，犹如第二位之上帝，依其条文统治，取代古代神圣之忠诚。

普鲁士在其传统态度上逐渐增加的刻板，对以自由方式实现民族统一的自由主义计划构成了严重障碍，也使得政党分成两大阵营。如果国王发现有机会获得全德意志的王冠，则出于对自己王朝利益的感情，他或许会倾向于与自由结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稳健的自由主义者继续寄希望于普鲁士想法的改变。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寻求统一，而将普鲁士撇在一边，其代价是将普鲁士王国融入自由的德意志之中。

但是在普鲁士，政客们纵然与国王的浪漫主义精神保持最远的距离，而与自由主义者同样拥有民族统一的希望，在这种极端激进主义面前却不免退缩下去。他们认为，武装的普鲁士的霸权，是真正统一的惟一保证，是能够永久统一大量德意志小邦、克服其无政府排他主义、激发其蛰伏的政治情感的惟一力量。因此，对自治主权国家（Staatenbund）联盟的自由主义观念，他们反对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国家联盟（Bundesstaat）观念。他们认为，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动政策，纵然不合时宜，但仍代表天意，是反击自由主义瓦解力量的手段，而使普鲁士国家维持现存的形式，以准备未来的任务。

因此，国王的中世纪精神，遂成为民族高度现代的帝国主义概念的载体，而与自由主义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变化的实现，最鲜明不过地证明了兰克、德罗伊森、济贝尔等人深刻的历史意识，也最鲜明不过地证明了1848年革命中充当反动角色的俾斯麦表现的政治狡猾。

对于这些政客，民族的观念乃是从类似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前提中得出的结论，但远未在对过去贫乏的缅怀与消极的赞美中耗尽精力，它逞起数百年以来传统的力量，影响着现在，展望着未来，展望着德意志民族的扩张与统治。他们热爱的对象，不是模糊情感实体的民族，而是作为权力工具的民族，这也是他们政治活动的对象。他们不拒绝浪漫主义者意义上的民族，而希望利用其保守的力量，其陈旧然而稳固的结构，其狭隘然而有力的君主政体，作为建设新德国的基础。他们接受普鲁士的理由，不因他们热爱古老的封建普鲁士，而因强大的普鲁士，能赋予整个德意志以国家的形式，并使之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当中占一席之地。不同于其盟友或傀儡，不同于真正的反动派，他们并非不顾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其放弃庸俗无聊的个人主义理想，希望向其灌输自己的观念，使之转变成作用于懒散的土地贵族的进步力量。英国与法国的自由主义，倾向于按照中产阶级经济生活的模式塑造民族；而德国的思想却建议，该按照民族的需要塑造经济生活，通过每个阶级都在联合中分得一份的方式，将其与老朽的现存力量相结合。

这就是他们的保护主义的动机；这种动机，连同其对民族目标的充分意识，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首次得到系统的阐述。这一体系当中，作者之反对竞争与自由放任，非基于英国与法国保守主义社会和人道主义的动机，也不基于空想社会主义纯粹技术性的动机，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古典学派认为，自由竞争的目的，乃在于为民族的消费增长可利用的现有财富；流行的观点则认为，自由竞争乃为了交换价值。另一方面，李斯特在讨论当中引进两种新的观念，一是民族性的观念，与国际自由贸易正相反对；二是生产力的观念，与交换价值正相对立。为反对世界主义，他指出个人的幸福紧密依系于民族的政治权力。为反对生产活动应倾向于创造最大交换价值的观念，他坚称有必要保护劳动资源与经济生活，以确保这些能量的未来发展，他的立脚点在于，创造财富的力量远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www.xing528.com)

所以，按照自由贸易理论，1840年时德意志那样的民族，可以购进在国外需要降价的工业产品，交换其更为廉价生产的农产品，而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业。可对李斯特来说，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盘算，将剥夺民族最优异的精力。是工业最易于发展人民的道德精力。对才智与道德财富不断增长的渴望，对竞争与自由的热爱，是工业与商业国家的特点；在凝滞的农业政权下，占统治地位的惟有思想的迟钝，团体的松散，以及与旧思想旧习惯的联系。甚至农业本身，也受到现存的制造业强有力的刺激。^［12］因此，国家必须以适当的立法，促进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在这里，经济之对国家的组织，显然居于次要地位。但不只经济如此；人民的所有其他精力，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对待。连同其自治机构的自由，是民族精力的源泉之一；我们已经复述过的论点，使得李斯特将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与反自由主义的原因判然分开。事实上，在工业的兴起当中，甚至在保护贸易的制度当中，他都发现了对人民进行自由主义教育的手段。但是自由与工业、农业以及智识文化一样，其价值在于作为实现民族较高目标的手段。后来，1848年时的反动分子俾斯麦，当开始发现其中包含有巩固帝国的有效手段时，便开始赞同民族的普选权，虽然他与李斯特的精神不同；他不希望与自由党结盟，也不希望发动Kulturkampf（文化斗争），则其反自由的特点溢于言表。

为崇拜民族性而贬抑所有价值，并不惜牺牲所有价值的倾向，其危险性在于，人民的精神将失去其方向意识；而这些观念，其价值太嫌偶然任意，可通过这些观念的大行其道，共和言论的潮流亦将失去稳定性与牢固性。较低层次的思想方面，倒不大受较高目标意识的支持，这就意味着退化到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俾斯麦、德罗伊森、特赖奇克的民族主义，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统治阶级，因为它是这门艺术最初始的作品，它的完善要求能驾御执拗平庸事务的崇高智能。一种政治传统，不能将其连续性建立在伟大人物更替叠换的基础之上。俾斯麦只能创造出一般代理官员；当他退出政治舞台，那些技术与行政下属，在复杂而组织完善的机器里本受他领导，如今也显得无法实现训练无素的综合任务。

这种民族主义形式的另一种危险，在于通过将民族转变成侵略与征服的武器，它威胁到摧毁民族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因而摧毁不同民族并存之可能性的基础。从这种倾向中难免产生的帝国主义，不仅要求奴役弱小民族的权利，还要通过将征服者民族的力量，瓦解成异己因素的超国家构成——而这种异己因素，其人为的内聚力，在民族的历史生活当中，要求这些民族的力量偏离其正常的职能——从而不惜使得征服者民族精神腐败堕落。浪漫主义者反动的民族主义，在对过去的热爱中牺牲了民族生活的未来，而新的帝国主义与其先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为着对未来的热望，牺牲了德意志人民传统的历史性格。

在这一点上，这种概念与民族政治观念的根本对比变得十分明显。一方认为，民族仅仅是国家力量中的一个因素；另一方却将其提升为高于国家的独立价值，在民族不可侵凌的界线之内包围和侵犯国家。因此对自由主义来说，许多民族和平共存，各自组织为国家，并用管理自由自觉个人间关系的同样原则处理与邻国的关系，这是政治稳定进步的必要条件。从这种观点出发，才可能正确评价十九世纪大多数欧洲人民民族要求间的巨大差异，并通过革命与战争指导着解放的工作，指导着在帝国主义式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下的扩张与霸权计划。

在1848年，开始了为民族统一进行的德国自由·主义伟大运动。自由主义者提出三个密切相关的建议：将德意志各邦从奥地利的家长式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特别在普鲁士，实现真正现代的宪法，以取代古老的封建议会；使这些宪法成为全体德意志人民政治联盟的契约。

这些建议当中，第一条的立即实现倒是轻而易举。奥地利早被国内的革命危机、对意大利的战争以及匈牙利的反叛闹得虚弱不堪，面对德意志联盟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根本就无力抵抗。奥地利的积弱，造成亲奥地利的政党（即所谓大德意志党）疲弱无力，它建议将奥地利民族包括进更大的德意志之中去。在法兰克福议会里，该党只占少数，于是与其恩主奥利地一同退出政治舞台，留下支持较小的德意志的人们，主宰着这一领域。

自由主义计划的第二点，在资产阶级革命发起的第一次攻击当中赢得了胜利，这次革命从惊恐万状的统治者手里，得到了要求已久的立宪主义让步。这次革命在普鲁士尤其暴烈，在这里君主制的反应也最为有力。不似同时的法国革命，它没有显示出社会特点，因为在普鲁士，工业尚未得到发展，农业人口仍处于封建主义文明的落后状态，这阻碍了他们接受小资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影响。革命的灵魂是教授与学生领导的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些有识阶层里，长期以来一直感觉到自由主义的要求，其认识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专制主义在城镇虽然被击败，在封建主义的堡垒——农村却毫发未损，并准备予以反击。在《回忆录》一书里，俾斯麦对这种思想状况有着有趣的描述，他曾向国王说明这一切，好把国王拉入反动的一方。但是腓特烈·威廉再不需要这种帮助。在军队里，军官以及相关人等无不是封建出身，并在君主制学校中受过教育；在军队的势力当中，国王拥有古代与现代普鲁士力量的精华；在开始时的沮丧过去以后，他便用这一强有力的武器来镇压革命。

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个任务要更为复杂。在普鲁士革命胜利的幸运前兆下，它得以提上日程，而正是普鲁士，在心里赞成以自由的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它表达出的理想，就没有哪个政党，甚至最反动的政党，能表示不愿响应。可是这种理想，受到文化与政治最优秀的代表所反对；我们已经认识到，他们拥护的是新型的民族主义。他们赞同对统一的渴望，但不该通过人民主权的行为，因这人民主权，在政党的支配之下，只能造出个虚弱的国家，使普鲁士沦为其现实军事优势无用武之地的二流地位。因此我们发现，正在形成一个反对自由主义计划的共同联盟，联盟的一方——旧的保守阶级，为国内的反动而忧心忡忡；而另一方——最现代的帝国主义代表，则准备利用前者的反抗力量，来反对德意志诸邦联盟的革命方案。国王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古老联盟，得到了重新确认与巩固。

当保守阶级支持“葡萄弹国王”（这是普鲁士国王的绰号）的努力，以压制自由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者却批判和嘲讽法兰克福议会旨在解决民族统一问题的讨论，认为当人民代表在逐渐高涨的反动潮流中失去威望，并发现自己的软弱害得其决策得不到实际支持时，这种讨论势必逐渐流于空洞的口头争论。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把法兰克福会议说成空谈玄理而实践无能的好例子。支持者的热情，妨碍了他们冷静地认识人民代表被迫于其中工作的特殊环境，认识两大力量的沉重外交羁绊的掣肘，还有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议会主权与有权最后定夺的联盟各参加国主权之间无法消除的矛盾，对他们行使授权的妨碍。但是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议会的明显无能，足以使类似的人民团体变得不可信任，他们在公共意识当中制造了一种怀疑，目标指向教授与律师之流徒劳而抽象的虚假政治。法兰克福的例子被历史学家的误解重笔渲染，对德国政治自由主义具有致命的作用。人民失去了对代议制机构的全部兴趣，并下定决心，把其政治未来完全托付在国王的身上。

法兰克福议会的最后一幕，通过足以叫人民经久难忘的惨败，彻底表明了在会议期间代表们是何等的空谈无能。1849年3月28日的会议上，在处理了普鲁士与奥地利双方的内部危机并使前者受益之后，议会不顾普鲁士全力推进的反动，以290票同意、248票弃权，选举腓特烈·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但是普鲁士国王拒绝了人民代表献给他的皇冠，并在私下里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讲，一位霍亨索伦家庭的成员所能接受的王冠，不能通过革命的议会创造出来，即使这得到国王们的赞同。他还说，如果古代德意志民族的王冠，在闲置了四十二年之后将要授给某人，也该由他本人、或者与他地位相同的其他国王来授予。

国王这傲慢的正统主义自然落伍；但是在其努力中——如果不是在其动机中——这倒完全符合多数高级政客的观点，这班政客是认为，统一作为纯粹的力量问题，该靠利剑来解决的。历史表明，国王与政客们都不失正确；因帝国经由霍亨索伦家族的军事力量而创造，又结合了民族主义者的Realpolitik（现实政治），完全排斥人民赞同的任何表达，也排除了来自“过时的”自由主义精神的任何帮助。尽管民族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公然遭到忽视，却从未停止在人民的思想深处默然存在和起作用；在帝国的最黑暗时代，当惟一有效束缚帝国的力量失败之时，民族因其基于纯粹自由主义原则的权利，得以维持作为国家的统一，因此，尽管存在着外部干涉的威胁，它依然自觉到其牢固统一。在魏玛结合到一起的代表们，毕竟酷似于法兰克福时期空想家们的慷慨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