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欧洲自由主义浪潮：德·托克维尔的警告

三、一八四八

1848年1月27日，当议会讨论如何答复王室的一篇讲话时，德·托克维尔在如下的著名演讲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至于我，”他说，“我真诚地向议会表白，我对将来确实感到十分担心，十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这种预告革命即将来临的感觉，往往就是发动革命的宣言。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人们都强烈地有这种感觉。当我注意观察统治阶级即有政治权利的阶级，然后再注意观察被统治的阶级时，两方面的情况都使我害怕和不安。我看到的事情也许可以仅仅用几个字来表达：人民的习惯在一天天改变着。准确地说是因为道德不再统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行动，它也没有降入不太重要的行动之中；也因为在公共生活中自私已经取代了无私的感情，而且控制着私人的生活。”

他又说，“请你们看一看我认为现在还很老实的工人阶级中发生的事情吧。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从政治性的变为社会性的了吗？我们在讨论财产分配的不公平；但是，我深信我们正躺在火山口上睡大觉。

“1830年的政权并没有给自由以预期的发展。对于罪恶和不道德行为，统治者许诺了一种通行许可。当我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中寻找什么是统治阶级倒台的真正原因时，我确实注意过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偶然的或表面的原因。但请大家相信，使那些人失去权势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不配掌权。我认为改革选举制度是有益的，改革议会制度是迫切的。但是，我还没有天真得不知道民族的命运并不系于法律本身。不，使这个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并不是立法机构。使事件产生的，是政府的精神本身。”^［20］

这篇演讲是对路易-菲力普政权的准确判断，也是对未来事件的明智预见。资产阶级牢固把持着特权的堡垒，彻底自外于新生的社会世界；而狭隘的政府整天价耽于不惜代价维持和平，甚至可以搭上自己的荣誉，而对臣民讲的只有直截了当的一句enrichissez-vous（当敛财以富足）——这就是革命前夕法国的政治形势。

为革命提供理由的是自由资产阶级，他们后来与当时的民主与社会运动发生了接触；这一阶级希望在梯也尔的领导下，通过政治改革的手段制约并坚决反对基佐政府，以及借助政治招待制在其方案当中提出公共利益。但是这些政治改革很快被民主革命清除掉，而这反又注入到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特点且更为宽广的运动当中。正如现代法国最具洞察力的学生洛朗·斯坦早在1842年预言的，新的法国革命将不仅是政治革命，而且也是社会革命。(www.xing528.com)

1848年不单是法国历史的里程碑，也是欧洲历史的里程碑。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甚至一定程度上在英国，由法国激发起来的力量产生出迅速的影响；由于受到次要动机的妨碍，它的扩散颇为混乱庞杂：这便是被剥夺了民族统一的人民，要求从外国的控制下获得自由。这些革命的社会性特点虽然在逐渐减少，仍然到处都感觉得到。在各个层面上，都是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激起了这次革命运动，他们企图限制其运动，却被调动起来的民众行动所推翻，而他们决心从中受益，甚至为此不惜牺牲盟友。面对这种始料未及的爆发，自由资产阶级出于对共产主义幽灵的恐惧，要求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开始通过国民卫队来实现，它在城镇和乡村同暴民进行作战；但这种虚弱的阻碍显然毫无效果，它便与反动的古老力量携起手来，而参加结盟的还包括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野心不死的可憎暴政，以及临时拼凑起来的新型暴政。共产主义得到了控制，民众沦为了臣民；但是自由也同时受到了压制，与自由一并毁灭的还有曾经获得的民族独立。

在法国，革命运动以最严格的简化方式遵循着这一过程，因为此一情形中不存在任何纯社会问题以外的因素，也便不至于搞得错综复杂。在革命的第一天，立宪主义反对派就消失了踪影，同时消失的还有政府本身；革命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带有社会主义的装饰，好赢得暴民幻想的喜爱。勃朗与阿尔贝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成为临时政府的成员；然而与他们的民主派同僚不同，他们不过是不管部大臣而已；正如蒲鲁东尖刻地指出的，他们喜欢的形象会是革命的工蜂，而不去扮演蝗虫的角色。劳动组织原则近十年来一直吸引着工人的注意力，却只有在ateliers nationaux（国家工场）而不是ateliers sociaux（社会工场）建立以后才得以公布；于是实质上，由国家出资救济的失业大军产生出来，其规模又逐日猛长，政府却以最无效的方式驱使他们就业。国有工业不可能通过一句命令就组织起来；冷静而条理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然而革命的进程却不允许这样做。相信ateliers nationaux（国家工场）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这样的确信如此牢固根植于民主派统治者的思想当中，以至他们的组织不依赖社会主义者，倒是依赖强烈仇视勃朗的资产阶级分子托马。工人阶级很快感到他们受了骗。他们没有得到国家的控制，而只是得到一种堕落的法律施舍，给纳税人强加上沉重的负担。正如税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五的农民很快发现的，所谓劳动组织不过是场闹剧，而且是开支巨大的闹剧。

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开始对业已实行普选制的选举产生影响。结果是产生了使反动政策受益的多数，准备牺牲所有的自由权来祓除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环境，有利于制造并传播精妙的谎言，企图靠把最放荡不羁的生活加诸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在他们身上覆以可怕的色彩。公共道德大受摧残，又如同私利所做的一样，迫切要求以军事专政制约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六月里引发了流血的结局，此时卡芬雅克将军赢得了国家救星的光荣称号，并为路易-拿破仑时间更久的独裁打开了道路。

这些事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完全分离，这一种分离，在工业演进与党派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然而这时，冲突仿佛会以另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结束下来。早经德·托克维尔预言过的独裁者路易-拿破仑建起了民主：élu du sept millions（七百万公民的普选），正如公民投票表达的，是法国人民意志生动的表现。工人阶级仿佛屈从地把自己套在了征服者的战车上。遭了失败，受了瓦解，它却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在战胜者卡芬雅克将军身上，而接受了拿破仑的奉承；孰不知拿破仑正是靠推行血腥反动的力量，才登上了王位。但拿破仑有社会主义者的经历；他曾经属于傅立叶学派，也曾是勃朗的同盟，并与他一起讨论过劳动组织的原则；他又是拿破仑皇帝观念的化身，而这观念的力量，甚至穷乡僻壤里也能体会到；无产阶级对他无限信任，希望至少可以把身上的反动压力减轻一些。拥护法律与秩序的人很快开始欢呼他们的胜利；雷博在新版《Étude sur les Réformateurs（改革论）》当中，竟宣布了社会主义的死亡。事实上，这恐怕正是社会主义诞生的时刻。死亡的只是劳动组织从上司手里接受的胡乱拼凑的赠赐的幻想，以及工作权得自资产阶级开恩特许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破灭，正是社会主义诞生的条件，它可以教育民众自行组织起来，通过阶级战争的手段要求自己的权利。《共产党宣言》便标志着脱离宣布社会主义死亡的时代。

拿破仑的独裁等而下之，缺乏铁腕，德·托克维尔曾将其说成是现代民主制的特点。在处理天主教问题时，拿破仑使用了类似成功用于工人阶级身上的妥协政策。如果说自由派天主教团体抵制他的奉承，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L'Univers（世界报）》编辑法卢与弗约领导下的主要天主教团体，却已经准备好支持一位提倡政教合一的统治者：梵蒂冈是这一协约的首要中间人，其交换条件则是在推翻罗马共和国时得到法国长枪队的回报。独裁者与教皇的联系，在共和政府理论上仍然存在时就已经表现出来，而在民主的反教权情绪当中自会得到一定的支持。奥迪隆·巴罗毫不犹豫地赞同罗马远征队，并为他们提供真正基督徒的辩解，证明神界与世俗权力必得统一于罗马，以在其他地方得以分割。拿破仑接受这一前提，这符合他自己的观点；同时他却通过重申教务专约，拒绝了其结论。因此，蒙塔朗贝尔的天主教团体最后对自由主义的一点希望，也化为了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