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君主制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中的重要地位

二、资产阶级君主制

1830年革命将波旁家族赶下王位，代之以较年轻的分支奥尔良家族。我们说过，这次革命是一次保守的革命，许多方面有似于英国的1688年革命。人民许可的迹象是斗争的前兆，却很快遭到了镇压。资产阶级从路易-菲力普手里得到了宪法；与1814年宪章不同的是，它删除了国王单方特许的讨厌主张，而代之以国王与人民之间相互契约的思想。理性主权的观念得以保留，以这一名义，路易-菲力普放弃了法国与纳瓦拉国王的传统头衔，改称法国国王，在用语“以上帝的仁慈”后面加上了“和以国家的意愿”。^［13］所有与复辟时期正统观点的关系都被打破；资产阶级终于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政府。

路易-菲力普统治的建立，被“合法国家”当成实现其社会与政治要求的最后一步；但在其统治时期，却经历了这两个领域最激烈的改革运动。资产阶级君主制，使政治权利成为二十五万人的特权；但是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地产却分在五六百万公民的手里，大批的小资产阶级，构成了适于这一阶级所有分散商业、工业、官僚与专业活动成长的土壤，而财产资格的人为障碍，无力将全国一分为二，也无力消除大部分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比旁人低能的人的情绪。这些小资产阶级多数，成为革命中活跃的部分；现在，因强加于他们之上的意外宪法，他们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像比利时，1831年同时获得了政治自由与更为民主的宪章，包括对国家主权的明确承认（用语“以上帝的仁慈”被删去）和十分低的财产资格，这增加了法国没有继承权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并鼓励他们反对新的政权。他们的渴望主要是政治性的：要求民主共和，要求普选权，要求保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当无产阶级分子发现加入其行列的途径，并提出财产问题，他们马上禁止这个问题，并强调这不包括在他们的计划当中。Moi aussi，je suis propriétaire（人之所有，维居人后），或许是他们的座右铭。

无产阶级作为有着独特观点的独特阶级，是此一法国大工业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产物。当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例把注意力集中于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问题，工业无产阶级却第一次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政治主张，并要求社会改革：要求工作的权利，要求社会有义务提供生存的手段。他们的第一次宣言，就是罗伯斯庇尔的宪法，该宪法承认这种权利，并通过累进财产税倾向于平均公民的财产。

民主与社会主义，在大革命期间早已经赫赫扬扬登上了舞台；然而其如此迅速从舞台上消失，又暴露出其太嫌稚嫩。现在它们开始发展并自我组织起来，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扩展和专业化，也因为工业的增长，都为它们更为有效而持久的活动，提供了环境上的准备。

这些崭新的——或不如说复活的思想态度，其最特殊的标志，或许在复辟时期建立的两个思想流派当中便已能见到，这就是1830年以后短暂然而辉煌成功过的圣西门主义与傅立叶主义。

圣西门作为改革家，虽富于才气，但未免偏执。与其十八世纪的先辈们一样，他不乏开明专制主义的信念，为此，他设计了在工业主义原则之上重建社会的新任务。中世纪为征服而组织，由信仰而控制；现代社会则必须为劳动而组织，由科学而指导。再不存在人对人的剥削，而是人类力量的结合对自然的剥削：这就是工业制度的方案。

但是在这种方案与古老的封建主义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制度，那便是自由主义制度，按支持它的政治家与经济学家所言，它同样可以满足现代工业的所有需要。

对于圣西门来说，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摧毁了封建主义，但这种破坏的否定性任务，耗尽了它的力量；它单单适于批判，却对建设与组织无能为力。它的错误就在于它是律师与形而上学家的发明，他们没有问一问自己，什么是社会活动的目的，要么就是用手段取代了目的——这就叫立法或抽象的自由，好像人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彼此立法或彼此自由！圣西门的《Parabole（寓言）》堪称对政治形式主义机智的讽刺。如果所有宫廷与国家中的达官显贵竟然都从世界上消失，世界会继续存在，根本不管他们消失了踪影；但如若工业生产的巨头们不见了踪影，会产生何等不可挽回的毁灭！

圣西门的政治理想是集体主义，是替代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之国家有机体的东西。但按现代意义的用语而言，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因为其中不包含阶级区分的概念，生产力也被大而统之，而不管其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结构。这种区别，连同其社会主义观点的产生，于1829年——其时圣西门已经去世四年——由巴扎尔、昂方坦与罗德里格斯在圣西门学派内部创立，其喉舌便是皮埃尔·勒鲁创办的报纸《Globe（星球报）》。在这里找得到无产阶级经济与政治信条的所有主要观点，相对于资产阶级“零碎”与“批判”的体制，建立起“社会”与“有机”体制紧密的联系。圣西门曾把社会分为生产者与游手好闲者；在他看来，惟一真正的游手好闲者就是土地所有者。他的门徒在这一类别当中再加上资本家，说他们对人民劳动的剥削不亚于土地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对绝不稍逊于封建贵族的特权阶级“工业贵族”讨伐的开始。工厂主之间的竞争，逐渐被认为是所有经济扰乱的源泉，并比之以中世纪盗贼之间的战争；劳动契约中的自由被宣布为欺骗行为，因为工人在其与雇主的关系上面并不自由，而是为生存被迫接受他们的条件。

对圣西门主义者来说，避免生产中灾难性个人主义的惟一方法，是将所有产品集中在更能体现分配正义的组织——国家手里，这种分配正义，就在于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其提供服务，并根据他所做的工作付给报酬。继之而来的是废除所有不劳而获的收益，特别是通过继承获得的收益；所有劳动赢得的利润都只能作为未来劳动的存款，换言之，必须被作为生产者社会之代表的国家资本化。如果有人反对说，废除继承会摧毁积累财富的动机，圣西门主义者会回答他说，这不是事实；在军队、地方行政或大学当中，野心便是催人努力的有效动机。

一旦这般改革家的想象自由发展，圣西门主义者们会变得无所顾忌。他们改革了家庭、财产、个人良知与宗教意识，按照国家的形式构建一切，使所有的行动变为职能，使所有的人变为职员。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宗教方面的信条。对圣西门来说，宗教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Le nouveau Christianisme（新基督教）》中，他的学派的社会主义倾向已经初现端倪，他展望了基督教的现代化形式，以更为世俗人性的理想取代其超自然的理想。

这种将神明限制于人的世俗生活之中的固有倾向，得到其学派的进一步强调，也间接受到德国哲学的影响。罗德里格斯^［14］翻译了莱辛的《人类教育论》，这位德国作者，从神启经历了旧约与新约两个阶段的观念出发，得出结论讲，宗教是发展的，其第三阶段已经临近。圣西门主义者们建议，使这一阶段真正实现。老式的基督教，其基本错误是把自由与博爱的理想移到了彼岸，使此世成为罪恶的牺牲品；因此，属于肉体的一切都被当成罪恶，人的劳动变成诅咒和惩罚，宗教与社会的所有有生力量断绝了联系。这种裂痕必须弥补。基督教的上帝，这纯粹的圣灵，必须代之以人类新宗教精神——物质的上帝：上帝独有而万有，涵盖了所有一切。这种宗教的主要发明者昂方坦，与他那德国权威一样替自己辩解，反对认其为泛神论的指责；据他讲，他并不认为精神与物质是同一的，而认为精神才不可或缺，因它使物质具有活力，并将物质提升为道德与宗教的命运。

特别是这种新的宗教，不仅被当成抽象的理论，而且在圣西门学派的范围之内被竭尽全力付诸实行。昂方坦自称大祭司或者至高之父；巴扎尔是教理事务的首脑，罗德里格斯是礼拜事务的首脑。祭司等级制的安排按照恢复肉欲的原则，不基于个人而基于配偶。这就为丑闻制造了氛围，而圣西门神秘宗教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法庭上，被控以破坏了公共道德。

但这种宗教改革尝试的夸大与怪诞，乃基于一种完全严肃的信念，就是如若没有深刻的宗教情感，就不能有社会结构的转型，而罗马教会必须不妥协地作出努力，以反对现代社会反宗教的力量。这种人道宗教的空想观念，其所归结的普泛的上帝，既尊重人类劳动，又通过世俗的赏罚满足人们对公正的渴望，而这倒并非圣西门主义的任意发明。它出现在勒鲁的著作《De l'Humanité（人性论）》里，出现在蒲鲁东的著作里，也普遍出现在所有激发了现代生活整个观点的民主概念里。^［15］甚至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尽管是圣西门热烈的追随者，在宗教观点上却不惜与这一学派决裂，然而到了晚年，却又复归于年轻时同伴的神学梦想。

甚至自由主义，纵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及空想家们那样要求宗教改革，却被罗马教会对其社会与政治方案的敌意逼上了同一条道路。基内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当中，便不乏这样的观念，认为天主教国家必得进行自己的新教改革——如果它们还希望提高到其他国家的水平的话。天主教错失了良机，没能成为自由的起因；在其历史与理想的结构里，自由都与新教联系在一起——而惟有新教，曾经在良心自由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现代自由整个的体系。

这一时期大行其道的另一种社会制度来自于傅立叶，他是另一位才华横溢的早期空想家，而把自己大半的生活现实移入其梦想之中。与圣西门一样，他在现实中看出了走向完美新社会的过渡时期，他把这新型的社会就称为和谐。但是与其先辈不同，傅立叶不将此一社会的实现寄托在国家身上，对国家他本是炫耀地不予理睬的。他的概念来自于自由主义的动机，植根于自由和自发的个人联盟之上，而没有任何外部的强制。这种免除强制的自由，在他之所谓文明的现有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里，组织劳动的方式最为错误也最不自然，脱离了与人类基本本能的一切和谐，因而毫无内聚力可言；但是在和谐中，劳动被按照人的本性来分配，也就是说，依照人的自由主动性和自发的热情来分配。经济分工的原则是吸引力的原则，它使劳动成为乐趣而不是苦难，使报酬问题变得毫不重要——或者变得容易解决。

在吸引力原则当中，傅立叶相信自己发现了一条比牛顿的引力定律更为重要的定律。他从中发现了纠正工业分散、竞争与财产等等罪恶的手段。吸引力组织并连接新社会的基层单位，他将其称之为法朗吉（或法伦斯泰尔，源于他们的土地分配观点），这是独立而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和谐地将农业劳动（通过着重发展园艺与果树种植方面而展示其吸引力）和工业劳动结合在一起；通过共同居住，培养成员的社会精神，并削减所有的内部生活开支；以名为“股东制”的制度，分配劳动产品，在社会福利中给个人以红利；最后，通过其与全体共同利益有关的行动，相互形成密切的关系。

然而傅立叶却未曾告诉我们，联盟的自由如何能与法伦斯泰尔刻板划一的结构相符合，如何能与类似工厂的单调生活相符合，又如何能与其成员的固定数量相符合；或许有自相矛盾，存在于哪怕是最前后一致的梦想深处。但傅立叶的设想毕竟富于启发和灵感，按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说，使人想起埃德加·爱伦·坡。^［16］他的法伦斯泰尔，是现代工厂的理想模型；他的增加生产必来自愉悦的工作的原则，以许多有趣的方式用于教育和社会问题；他对联合权力的信念具有前瞻性：他预见到通过联合，现代工业会创造出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一样的杰作。他的学派建立于1825年，而一直存在到1850年，是法国一流工业、商业与金融人才的训练基地。

圣西门主义与傅立叶主义，一个是集体主义理想，另一个是联合主义理想，是整个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理论摇摆不定的两极。这两者，一个表达着国家集权的倾向，另一个则表达着分权自治的倾向。法伦斯泰尔只是工厂与公社幻想的混合物；它既是对工联主义的期盼，也是对大革命时期自治公社的回忆。分权的形式原有两种：一种是经济方面，另一种是土地方面，体现着封建主义的两种类型；但它们同样受到极端个人化自由主义反国家观点的激发。

在从幻想愿望的表达到工人阶级实际组织的过渡当中，集权或国家的倾向更易占得上风。行政与官僚主义君主制的传统早已影响过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刚刚以自己的名字崭露头角时，就已经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圣西门主义被路易·勃朗删去神秘主义虚饰，给大众提供了一种最为简单直捷的教义问答手册。在勃朗的《Organisation du travail（劳动组织）》里，我们会发现与自由资产阶级相似的批判；我们还会发现这样的论证，即强加于工人的竞争不啻自我毁灭，因为通过摧毁弱小的产业，竞争将垄断地位赋予最强者；我们也会发现抽象的资产阶级权利和自由观念与作为真正力量的自由与权利具体观念之间的对比。圣西门主义者宣扬的劳动组织，将通过国家供给资金的ateliers sociaux（社会工场）而产生，因此它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靠国家的远见，人民的工作权得以实际承认。然而勃朗对圣西门主义的实际偏离，是将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改成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远不及前辈的理论那般前后一致。在路易-菲力普统治的最后十年里，这种教义问答在工人阶级当中大行其道，并成了1848年工人阶级革命的宣言。(www.xing528.com)

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思潮很少得到大众的支持，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而言，只落个对立面的地位，也只能充做其批判的刺激。该思潮的主要代表蒲鲁东，在1840年便以其著名的论著《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什么是所有权？）》，开始其才华横溢然而屡经挫折的宣传家生涯。“财产就是盗窃”——他的这一回答，曾被比之于迫使运动者停止的手枪射击。它在资产阶级中引起忧心忡忡的骚动，他们在无产阶级不断奔涌的洪流当中，感觉到对自己所有权的威胁。但是蒲鲁东不仅与资产阶级财产为敌，也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在此看见的是换汤不换药的专制。他讲，财产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而共产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剥削。在他的后期著作《L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经济矛盾）》当中，最早提出这种基本的对立，并认为此一对立会继之以其他许多对立，并且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原则的对立形式当中产生两极分化：劳动，价值，竞争，名誉，都莫不如此。所有这些对立，都基于现代社会矛盾的本质，即试图同时肯定自由与强制、个人与国家。正如蒲鲁东在1848年革命危机之后的著作《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me siècle（对十九世纪革命的总看法）》中所写的，这种矛盾可以追溯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他始于要求一种合理的个人主义，其实却建立了一种可憎的契约，一种资本主义和商人专制的法典，而推翻了这种个人主义。契约主义的逻辑结果是国家的破坏；以自愿自发的关系取代基于强制权威的关系。个人主义的极端结果会走向互助论，这是一种完全的社会互惠规则，将为解决所有这些矛盾提供丰富的原则。

蒲鲁东的所谓综合，是其著作当中最为薄弱也最具诡辩的部分。他希望引入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但是对哲学他不过浅尝辄止，一旦引证康德或黑格尔，他尽是犯些顶顶基本的错误。^［17］这些不是他的长项；而真正的蒲鲁东，表现于他展开悖论的天才技巧当中，他的刻薄、偏执与透彻的智慧都得到自由自在的发挥。在现实中，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俨然要将无政府主义提升为绝对主权；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一例遭他厌恶，他的最大乐趣就是非难所有这些原则，怀着充满恶意的暴怒将它们撕成碎片。这可以解释在1848年以前社会大骚动之中他的著作产生的影响。所有政党都同样心满意足地借用他的观点；保守主义者喜爱他的反社会主义主题，社会主义者则取用他的反保守主义论断；而他们都对他的著作中与他们龃龉的地方大张挞伐。

他那篇关于财产的论著在法国引来了大批文章，来保护这座现代自由的“守护神像”。法国的每一个作者似乎都感觉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必得攘袂而起才是；而在1848年革命期间，还悬赏征集最能服人也最为通俗的答辩——但是一位当时的人报道说，其结果，文章的质量方面收获却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也感到，自己的威望因蒲鲁东在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了矛盾而动摇。他们觉出必得保卫自己，并投入反击。巴师夏在《Les Harmonies économiques（经济和谐论）》中回答了蒲鲁东的驳斥，然而该书以一种奇怪的模仿——除去关于才智的而外——令到他的观点远比乍看上去更与蒲鲁东相接近。作为萨伊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巴师夏本属于个人主义者，在希望几乎完全取消国家这方面，他与他的论敌不谋而合。但是这种理想，对他来说并不是悖论的调合，而是某种含糊和谐的自然表达，而对社会生活中明显的不一致视而不见。很难见到一位经济学家竟能写出《Harmonies économiques（经济和谐论）》这样冗长乏味的著作，合该成为社会学家讽刺的目标。这是十八世纪乐观主义的回响，有私人的特色，也有大众的兴趣；而对国家的敌视，曾经是早期自由主义的标志，在他的著作当中却只找得到拙劣而怪诞的表述。

出于对科布登的模仿，巴师夏希望在法国建立一个反保护联盟，并翻译出版了一部反谷物法联盟成员的重要演讲；但是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法国地主与工厂主不可战胜的敌意，这本书只起到了向大陆公众介绍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作用，并为科布登1846年大获全胜后的大陆之行受到的热烈欢迎铺平了道路。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或许也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便是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于1835年，在1848年革命之前已经重印达十二次，这标志着自由主义态度相对于民主复苏及社会主义初兴之历史环境变化的转折点。

复辟时期空论派的自由主义，自我封闭在法定公民身份的狭隘限定之内，并敌视任何扩展到这些限定之外的行为：在对革命进程的缅怀中，它带着顽固的阶级私利，用一种邪恶的眼光看待民主。要驱散这种怀疑，没有什么比德·托克维尔这样的著作更适合了，它摆脱了一切辩护的意图，惟有冷静的洞见，惟要平静诚挚地分析远离开始扰乱法国政治冲突的阶段所发生的历史现象。

但是，在描写美国的同时，德·托克维尔的目光也在注视自己的国家；甚至其未免抽象和推论性的历史反思章节，也合用于类似国内莫可名状的问题。美国人也罢，法国人也罢，都因其对平等的热爱而导向民主；这不是植根于最初条件的平等与广为流传的清教徒情感，而是植根于君主制艰苦的消除差别工作与革命对这种工作的补充。近来一种新的消除差别因素渐露头角，便名曰工业。随着分工原则的应用越来越全面，工人越来越弱小、局限和依赖；艺术的进步，正意味着艺术家的衰败。

存在于这种民主式原子主义内部的危险就是专制。个人的反抗与团体的数目都在减少，这便为那些包含着专制成分的巨大行政与政治集中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在新的工业世界，无产阶级的衰落必然伴之以其主人权力的上升。当工人越来越彻底地投身于钻研生产中的某一细节，老板却把其注意力转向不断增长的领域，于是工人的观点日窄，而老板的观点日广。不久以后，工人只用体力而不用脑力，而老板却需要科学和甚至天才去获得成功。老板越来越像一个大帝国的行政长官，而工人则越来越像牛马。这样，随着人民群众转向民主制度，专门经营工业的阶级却日益贵族化。人与人之间一方面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有差距。工业贵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首先他把自己所使用的人变穷变蠢，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便把他们推出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他们。^［18］

但是，工业专制主义造成的危险还不仅于此。或许这些危险还算轻微，因为它毕竟只限于较小的规模。危险还有下面的这些。到最后，工人必定会占上风，因为他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因为他们已经从雇主争得的高额工资将使他们日益独立并更加不满。这无名的民众，心里同样也有一种专制主义——虽然没有像特权阶级的专制主义一样明显，但更为阴险，而且根深蒂固，决心摧毁甚至最小的不平等，并竭尽所能把从个人强夺来的所有权力都赋予民众。

比之老式的个人专制主义，这种新型专制主义在今天民主国家的成长，范围更广也更少痛苦；它无需折磨人，就贬抑了人的地位。它通过专制国家的权力，详尽无遗、温和划一地表现自己，像家长一样要为人准备成熟的生活；但它的真正意图，却是要永远将他们压制在幼年阶段。^［19］

集权的后果如何？它成功地将一种高度的一致性强加给国家事务，并使社会有机体沦为一种行政的麻木。它长于阻碍，而不善于行动。当需要对社会进行意义深远的变革，或是需要使之快速运作，它的力量却对此置之不理。只要其统治要求个人之间哪怕最小规模的合作，我们都会为这部巨大机械的虚弱啧啧称奇。这就是在观察一种两面性的进程——一方面是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权力的削弱。国家既如此软弱又如此强大，诚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我们时代的人经常将专制主义与自治混为一谈。他们想到，自己所依附的对象，乃是他们自力选来，以此对他们的依附状态聊以自慰。今天的许多人，在将自己交托给中央权力时，相信这权力有效保证了个人自由，由此，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行政专制主义与人民主权的妥协。可这种幻想，却预示了与民主并行并会抵销民主努力的离心力：这就是自由的力量。在高度集权的国家，国家的代表当然会削减过分集权带来的罪恶，但是并不会摧毁它们。

民主的热情不该听任自己被人民主权的形式主张榨干，而必须永远向所有的人类活动施加影响。既然免不了提及民主，并确实已经提及，我们就必须用自由所能提供的一切解毒药，来消除民主的毒性。可最艰难的工作，恐怕就是在需要民主的同时又要阻碍它了。它摧毁了所有本该束缚它的障碍，使本该反抗它的个人精力变得麻木疲软。在这种状态下，自由的学派势必步履维艰，因为专制太富于吸引力，自诩能够消除一切罪恶，称得上权利的卫兵、受压迫者的战士和秩序的源泉。整个民族在其带来的繁荣之中恬然入梦；惟其醒来时，才晓得自己陷入了不幸。反之，自由的形成，多半处于急风暴雨之中，是国内混乱的痛苦产物，只有长大成熟之后才能带来利益。

但我们如何必须使其开始运转？因为民主的专制在逐个攻击个人与社会活动的形式，自由也必得逐点反对之：政治保证，教育自由，宗教自由，观点自由，结社自由，都是斗争中之组成部分。专制主义的消除差别工作贯穿整个历史，而这必须在所有方面予以打破，这才能到处产生出抵抗的中心。所谓“保证主义”，本是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精心造出，以反对国王的专制要求，必须转而用于反对这种新型君主制，它与其先辈的惟一不同，乃在于它的根基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

因此，在阶级特权的自私保护下俨然沦于陈腐的自由思想，发现了更加宽广的行动新领域，找到了汲取力量源泉的机会。如果说基佐这样的空论派继续表示对这些要求的抵触，那些更加开放的思想，却信心十足，如饥似渴，走上德·托克维尔指出的道路。

自由主义民主的方案令到拉芒内心向往之，他为此献上他的《Politique rationnelle（政治理性主义）》；哲学家瓦舍罗著书名为《De la Démocratie（民主论）》；1848年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政治活动家奥迪隆·巴罗与赖德津-洛兰，对民主持同情态度；甚至梯也尔，在他反对基佐内阁的立宪主义方案中，也不乏源于民主制的因素。

德·托克维尔宣称，民主观念远非革命的过失，而是法国历史的必经阶段。这便驱散了一场恶梦。

以他深刻的思想而言，历史各时期显得与前一时期不协调的一切，都表现出统一而不中断的连续性的呈现，这种连续性证明法国人民，表现上看仿佛朝三暮四，却比任何民族都更守常如一。1848年的革命，为这种中流砥柱般的一致性提供了另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