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的反动：欧洲自由主义史中的关键转变

五、保守主义的反动

我们看到，在与自由中产阶级的斗争中兴起的托利党未免孱弱，但是与大陆上的贵族阶层不同，它没有被击败。它不仅保有自己的财产，更重要的是，它还保有在长期从政经验中形成与加强的政治才干。它不是沉溺于徒劳无益的指责，而是接受了新的处境，倚靠其建立产业阶级的首要任务中产生的情感与要求，以其作为反对党的能力，尝试为自己定位。

中产阶级倾向于与大陆达成更积极的交换关系，这导致他们不仅引进大陆的自由主义，也引进了其复辟的观念。通过柯勒律治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开始在英国找到了市场。与原子式个人主义相比，他们提供了社会生活的有机概念，和把国家看成世俗上帝的神秘观点，认为国家在自身当中统一了个人的精神力量，并能指导它们达到更高的理性和道德目标。与自由主义者的国家相比，它又把国家理解为必要的罪恶，得削减到最小限度，使之尽可能成为无害！

德国的信条受到保守阶级的喜爱，因为这与他们自己的传统相联系。托利党方案的一个主要观点，从来就是要保卫国王的特权，反对辉格党的议会主义；而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这种保卫尽管还是其基本标志，但已不再指向国王，而是指向了国家。国家的重要性与权威再次得到了坚持。国家不再被认为是各种对立私利的妥协，而是像伯克所说——是现存思想的共享。

因为这种原因，保守主义认识到扩展国家基础的必要，要把国家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的情感与利益顺从但却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于特权的基础之上。旧托利党产生的是寡头制政府：可自由派的政府还不是寡头制？它赋予统治的权力甚少，因为它的统治只基于财产，而与出生和古代传统的特权无关。

保守主义者问，为什么自由主义希望削弱国家？回答是容易的。自由主义者是希望自由在与最弱者的竞争中起着最强有力的作用，通过摧毁所有高于个人的力量，在其上行使适度而平等的职能，以其全部力量剥削无助的人民——那些斗争的牺牲者而不是提倡者。西斯蒙第学派表述的英国利益，确实它借用了这种事实的大部分，即自负的竞争原则之灾难性的后果，一个邪魔——在它的祭坛上祭献的是无数的人类牺牲者。自由契约的伪装之下，工厂中残暴而合法的犯罪，都是言之凿凿，标志着道德与宗教的深层改变。查尔斯·金斯利领导的基督教社会运动普及开来，通过书籍与宣传工具，为反对雇主们的自由主义借口而战，以通过他们充满仁慈与同情的工作帮助工人阶级。

与竞争原则相对立的，是团结、协作、相互帮助，这一切最高和最综合的形式就是国家。罗伯特·欧文早已树立了更人道的雇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榜样，他还把这种联合主义尝试，提高为处理社区内成员间关系的普遍规律。但是作为工厂主，当他尝试着激起其他工厂主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仁慈的兴趣，却是徒劳无功。他的努力独立无援；要有成效，就应该通过自发的与劳工阶层的结合，被下层民众理解。事实上，在自由党兴起之后，工联主义与合作运动显示出生机与活力；保守主义友好地关注它们的兴起，从它们的成长中获益，不久又试图把它们纳入自己政党的轨道。

这种社会运动的回响，不久之后就传到了政治生活领域。自由主义曾在普遍利益的名义下与贵族制战斗。但是其行动却表明，这仅仅与其自身的利益相联系；在其所崇拜的自由中，允许工业体制没有对立的发展，结果是形成雇主与工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里，保守主义同样认识到，对政治稳定与安全的威胁，来自于这种两个阶级的分裂，它们被迫生活在一起，一天天地积累起相互的仇恨与嫉妒。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年轻作家狄士累利，在一部涉及社会问题的小说中，表达了他对悬在英国人民头上的威胁充满忧虑的认识。在国家共同体的外表之下，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人民，彼此间充满陌生与敌视，拥有不同的风俗，不同的传统，甚至不同的语言；在他们之间潜在的敌意爆发前，他们还能肩并肩前进多久？只有一种治疗的方法。富于财富、道德与文明的人民，必须接近另一类人民，理解它，并与它联合起来。自由主义者颇为真确的座右铭“相信人民”，成了保守主义的座右铭。

托马斯·卡莱尔展开了同样的新要求，他的形式未免曲解而偏执，但初看上去却给人印象深刻。他1843年的著作《过去与现在》，对此后两个历史性时期的特点却已经做了梗概性的描写。这时代笃信的是浅薄的真理——这是特权与贵族懒散的时代；这是信仰拜金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残忍贪婪的敛财时代。新时代当然强于旧时代。“谢天谢地，到底还剩个拜金主义，我们到底还渴望些东西！闲散简直坏透啦，闲散就没有希望：总该渴望点什么而工作吧，你能慢慢学会不拘为了什么来工作。工作中有无尽的希望，甚至这工作只是为了挣钱！”^［26］(www.xing528.com)

但是利润并不是一切；甚至也不是所有的利益。“人们需要自由贸易纲领，如果吃不饱咸猪肉，如何使英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保持下来？我们要毁了这个国家啦！——真的，朋友们，咸猪肉吃得饱固然不错；但是，我怀疑，要是你只想这个，怕你根本捞不着咸猪肉！”^［27］

这里有不人道的利润，通过榨干他人利益的源泉，通过把自己的财富建立在他人的苦难之上获得的利润。这就是土地所有者保护主义的利益，在每个公正的英国人心里，它都播下了愤慨。但是贪婪的工厂主的利润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合理的工作付合理的工资”^［28］的说法来欺骗工人阶级。我们若无其事一般，看着这勇敢的土地之子，他为我们征服了一切，把上百万的人集中囚禁在济贫法建立的牢狱里，好像济贫法是自然的法则；我们重复着形形色色自由放任的教条，什么供给需求，什么交换，好像现实中就没有劳工的上帝，好像神圣的劳工与残忍的拜金主义划得上等号！

不，这不是自由；至少不是自由的全部。我们每个人反抗压迫的权利就在我们兄弟的手中，尽管必不可少，却是人类自由最没有价值的部分。我们还要追求一种对自由新的定义。

卡莱尔是保守主义者，活脱一个英国佬，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个意识到属于伟大民族的人。他的国家概念来源于德国浪漫主义与伯克。在劳工阶级的复兴中，他发现了加强国家团结的手段，在与狭隘功利主义的对立中，为使国家意识到帝国文明与文化的更高目标，便需要一种争论的动机。他说，对于他来说，巨大的荣耀像是旋律十足的六韵步《伊利亚特》：而更大的荣耀则是帝国缓慢写就的史诗，英雄行动的庄严系列，克服混乱的伟大胜利。自由主义者对帝国漠不关心，对历史、对英国佬的真正伟大都太不公正。帝国只是作为使命的国家；正如费希特预言的，它是上演义务的伟大剧场。

但是卡莱尔及其保守主义追随者思想中的这种帝国概念远不是自由的。英国佬用巨大的字母，在我们的星球表面书写的史诗，由公路、铁路、运河、河堤、工厂组成，一句话，中产阶级集中起来并象征其努力的所有工业劳动，一言蔽之就是个“自由“；这使遥远的殖民地变成新的国家，并以共同的自由纽带将它们联接在一起。自由主义是帝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保守党的狄士累利在他著名的1872年方案中，就表达着这种认识；但是保守党吸收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将之理解为仅仅作为方式、途径和原则，服务于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帝国。

从1850年至1870年，保守党致力于在此新基础上进行自我重组。狄士累利的意图是建立一个普遍而民主的托利党，他拒绝旧贵族政体的所有遗迹，将工人阶级置于其保护之下，使国家的组织结构得以加强，并将已经集中起来的力量用于巨大的帝国蓝图的实现。自由主义对工会请求的勉强同意与着手劳工立法，都被托利党明智地剥夺过来，这至少在一定时间里成功获得了工人阶级的信任，使之在1867年的第二次选举改革中获益，又在1874年击败格莱斯顿内阁，执掌了权力。

但是民主的托利党仅仅是没有独裁者的小独裁主义；民主政体面具下未改变的贵族观点，使问题更加恶化，并受到虽暂时击败却很快恢复实力的自由主义的威胁。如果狄士累利，新人和改宗犹太人，还梦想着激进的托利党纲，那些天生贵族就不能追随他的领导；在社会立法上，只看成是对工业的首领进行报复的手段，而不是重构政治体制有益的原则；它对工人阶级装模作样的同情，也只能理解为不至使彼此间的鸿沟加大到不可逾越的尝试，充其量不过是善行与保护，缺少任何天真的民主精神，只能导致恩赐的家长作风政策。

然而，保守主义试图抓住工人阶级的做法却颇有意义——而工人阶级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并很快受到自由主义者的仿效。甚至不能说它有煽动主义倾向，因为其积极结果——进步的投票权扩展，国家干涉力的提高，无产阶级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的改善——已经超出其作者的意图，促进了英国公共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以新要求和新问题使仍据有这一领域的两党制变得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