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学派：欧洲自由主义史及反谷物法联盟

四、曼彻斯特学派

1832年的政治改革，只是一系列经济要求的开始，这些经济要求反过来也对政治有机体发生反作用，因而将新兴工业阶级推到了事态的最前列。

我们已经发现，这个受到经济学家的教育、并为激进主义宣传鼓动起来的阶级，已经准备着与土地所有者展开战斗了。

在1820年，出现了这个阶级精神的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表达：以经济问答形式写成的商人请愿书递交到下议院。这是英国商人给议会上的初级政治经济学课，目的是用做其立法工作的指南。它宣称，对外贸易能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惟有摆脱所有束缚的自由，能给予贸易最全面的发展，使国家的资本与制造业得到最好的利用；所有的商人用以规制私人产业的格言“最低价买进，最高价卖出”，对整个国家的贸易同样精确适用。它继续指出，对保护主义制度的喜爱是一种普遍的偏见，这涉及到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任何外国商品的进口，都会削弱、压制国内的生产。这种限制，对其最初所欲加强其利益的阶级事实上起到的作用，比之其他所有与之冲突的阶级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有限的。从长期来看，最自由的态度在实践中证明是最明智的。自由贸易的商人们，在攻击农业保护主义的同时，宣称自己并不反对为了国库的利益而保留出口税。他们不是要剥夺国王的关税，而只是要取消那种根据保护主义与禁运精神，为有利于土地所有者而强加的关税。

但是保守派多半对这一课不予理睬。另外的一种论点倒赢得了他们的赞同。从1820年到1836年，自由贸易的宣传只是偶然而孤立的现象，只是在第一批激进主义者进入议会以后，它才获得一定的反响。1836年，第一个反对保护主义的社团在伦敦成立，仅取得了一点点成功；以后的几年，利物浦进行了另一次不成功的尝试。1838年，粮食的歉收与谷物的昂贵价格，引起了更为普遍的骚动，特别在人口稠密的工业中心；就在这一年的秋季，少数工厂主在曼彻斯特商业会馆相聚，决定成立第三个社团，这个在1839年春天成立的社团被命名为反谷物法联盟。

这一次的尝试是成功的，这应归功于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人的支持与鼓励，这个人就是理查德·科布登。科布登是一位工厂主，但他作为作家和政治争论者，在几年前的1835年出版的著作《英格兰、爱尔兰与美国》中，早已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实力。在这部著作里，他以十分有说服力的方式，比较了旧的英国精神与新出现的英国精神。对基于幻想的威望与国家荣誉的有争议的政策，科布登建议代之以追求私利的实质性和平政策。他的反对者指出，我们必须武装自己，为我们的贸易而战；但是贸易的要求与暴力和高压统治是不能并存的；贸易显示着国际性的团结，一个国家的福利与其他国家的福利休戚相关。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即使是拿破仑的封锁政策，也未真正伤害到英国的商业；既然贸易可以独力避开所有敌人的攻击，为保护贸易发动的战争又有何用？

保护主义只是另一种同样有害的战争。因此，英国试图通过承认国内市场上加拿大木材出口商的垄断地位，促进其自身的利益与殖民地加拿大的利益。它所做的一切，却使冲突双方都受到损失：对殖民地来说，是将资本转移到日益缩小的木材工业上，虽然这些资本用于农业，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英国本身，是不得不使用比在开放市场中能得到的更劣质也更昂贵的木材。

英国自夸是个自由国家。但是，使国家的人民更适于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这却不是军事与保护主义的思想态度。在恐怖统治中，思想处于极度的希望与极度的恐惧的影响之下，不能存在适于人的自由的思想与教育进步。真正自由英国的典范，比任何以自由之名的干预，都能为解放欧洲做出更大的贡献。^［18］

对于反谷物法联盟，科布登倾注了一个工业主义制度坚定信徒的所有热情。不久，在他的身边就聚集起大量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的首领是约翰·布赖特，一个典型的非国教派激进主义者。联盟决心通过传单与演讲的方式，用适于所有人的语言，向社会各阶级解释，以在全国范围内激起赞成自由贸易的激烈骚动，作为向农业保护主义宣战的借口。整个国家渐渐分成一个个区域，每一区域交给一个经济传教士；^［19］联盟的领袖们不停地从一个区域旅行到另一个区域，以使他们保持联系，并就最普遍的重要问题发表讲话。卫理公会派与低教会派的宣传，早为这样的组织方式树立了榜样，并创造了利于其获得成功的环境。

新的传教士们的成功，因其所接触的民众而不同。产业阶级自然易于转变；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基本利益。中产阶级的下层倾听时也颇欢迎联盟的建议，这些建议与消费者的普遍利益正相和谐。这个阶层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要求正义，反对垄断的非正义；他们要求农业与工业工作的重新分配，以使谷物价格下降，导致工业产品的生产更大量也更廉价，使消费者双重受益；他们通过个人的天赋人权要求，不要人为关闭那些出于深谋远虑才修建的港口。

农民与工人则较难使之相信。对农民，联盟试图论证，农业保护只是使土地所有者获益，却伤害了实际的耕种者。但是，农民们本能地认识到，以较高价格出售粮食对他们更有益处，所以，他们的利益与土地所有者是一致的。对工人，联盟把他们看成消费者，向他们展示自由贸易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工业发展吸引人的图画，而他们将是这一发展的最早受益者；联盟也试着针对他们的自豪与对独立的热爱做工作。土地所有者的垄断，剥夺了共同体劳动力的成果；高物价造成了失业，而后又试图减轻由低劣而奴性十足的济贫制度引起的苦难。科布登对劳工说，我们要求的不是慈善，而是正义。

“［我确实没有］分享到那种欺骗性的仁慈，”他在一次强有力的讲话中说，“它将沉溺于盲目冲动的慈善，占去共同体开支的大部分。我的仁慈是一种阳刚之气的仁慈，将引我向工人阶级思想谆谆告诫：对独立的热爱，自尊的特权，对被庇护被爱抚的蔑视，对积累的渴望，与擢升的雄心。我知道，拿出施舍，取自议会的低利润的欺骗，比劝他们自立，更容易使人民高兴；但是，我既不吹捧大人物，也不能成为穷人的食客。”^［20］

可是——阶级偏见如此强烈，甚至最独立的思想也不例外——同一个科布登，在为工人阶级要求自由的同时，却反对降低工厂中的工作时间；这种反对，简直不能解释成他对议会在劳工法案中所做干涉的敌意，也无法将他对自由的要求，与他对工人阶级联合的极度痛恨与蔑视相调和。工会于他乃是植根于残忍的专制与垄断；甚至莫利，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指责科布登在这里暴露出作为雇主的狭隘思想。^［21］

带着这些暗含的东西，可以容易地发现，为什么联盟在使工人改变态度的问题上遭到彻底失败。在传教士的伪装下，工人们看到的是为他们所憎恨的主人，他们最担心他的背叛行为；特别是，他们担心那些老练的保守派反宣传者已经指出的危险，即取消谷物法，将只是降低工资的一个借口。这是一个错误的论点，因为表面工资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工人阶级在这一变化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也总会在降低支出必然带来的工业进步中得益。但是，工人阶级此时却被憎恨所控制，没能形成一种政策。工人阶级指责联盟，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以宪章运动闻名的激进主义运动中，他们天真地相信普选权、一年一届的议会以及人民宪章中其他仅仅是政治上的要求，足以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

对比这两个同时代的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可以反映出两个阶级政治行动的差异；但是，这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对比，当自由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战斗，社会民主却在要求政治权利；因此，当时的状况与这两个阶级后来提出的要求正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宪章运动不是成为在明确而有意识的目的指导下的运动，而是成为混乱的骚动；其最后显然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只有助于澄清其支持者混乱的思想。

由于没有将工人与农民团结进来，曼彻斯特联盟俨然成了严格的中产阶级组织。辉格党与托利党这一古老的传统划分，开始为一种新的划分所取代，它建立于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辉格党与托利党都包括大土地所有者，也包括许多因习惯的力量而不是有意识承认其利益，却与各自的阶级相联系的个人，对于这些人，联盟给了一个重新考虑地位的机会。由于横跨传统政治划分之上的区分，联盟形成了这样的对象，一开始仅仅表现为偶然和临时的对象，能够同时从辉格党与托利党中吸收成员。因此，旧有的保守派多数逐渐瓦解，而其成员经历着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许多托利党人，如出身产业阶级的皮尔，或者如出身有识中产阶级的格莱斯顿，都与联盟的政策联系起来，并在1846年形成了议会的多数，经过了七年的持续工作与各种成功，终于表决废除了谷物法，使英国政治向着自由贸易之路启动。

然而它的成功，也就意味着它的结束。曼彻斯特联盟终告解散；但是，正在这种解散中开始了它的新生，现在，它不再作为特殊的联合，有着特殊的目标；而是成为新的政治思想态度，在指导解决特殊问题的持续努力中逐渐形成，这可以扩充自身，并在其他政治问题上为其提供鲜明的观点。于是它成为曼彻斯特学派，是新成立的自由党的主要来源。(www.xing528.com)

这个新阶段，只是在胜利以后才开始出现。皮尔及其门徒脱离了旧的保守主义阵线，投票废除谷物法，这受到土地所有者的愤怒谴责，因为他们蔑视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使之处于一种政治上的被遗忘状态；而皮尔的早逝，使新生政党的地位更加恶化。传统的议会体制，似乎不能同意辉格党与托利党之外还有第三政党存在，而这一政党对此二者却又不可缩减。但是，自由贸易团体更有活力的思想，及时将辉格党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纳入自己的运动轨道，因而恢复了两党制，尽管为旧形式赋予了一种新内容。但是，辉格党人与曼彻斯特学派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在格莱斯顿身上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辉格党人是因出生而造成的；自由主义者却要制造出来。这制造的过程如此迅速而持续不断，以至旧的天生特权很快被同化于成长中的政党有机体之中。

1846年以后，比1832年以后更为明显，一种新的精神进入并主宰了英国政治。谷物关税被废除以后，还进行了几项其他的经济改革，它们共同引入了自由贸易制度。但是政治活动的其他分支，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终帕默斯顿一生，因为他酷爱争论和谨小慎微的自由主义，使国际关系完全受辉格党人精神的支配；但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反对也不是没有增加。新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其经济原则，也由于其国际间的一致摧毁竞争与国家虚荣的观念，要求一种能使贸易与国际性分工获益的和平政策。他们蔑视公众的昏聩，对克里米亚战争表示反对；尽管他们的反对一时不起作用，到头来却引起人们怀疑，与土耳其的传统友谊，对英国政策来说是否意味着灾难或危险。有关自由主义者更为明确的重要性，表现于对欧洲特别是意大利民族要求的道德支持上。

但是，自由主义政治成熟在国际事务中的标志，是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态度。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南方要求独立，这使自由主义者对它表示支持。一致的原则得到一致的利益的加强；正是美国南方巨大的棉花种植园，供应着所有的英国棉纺厂。

起初，自由主义者被欺骗了。科布登犹豫不决；格莱斯顿毛手毛脚，至少在他作为首相的官方态度上是如此，他声明支持南方，这近乎在英国与美国之间挑起敌意的爆发。^［22］但布赖特开阔了他的朋友的视野。南方要求的自由，仅仅是北方要废除的拥有奴隶的自由。因此这是一种错误的自由，对此英国自由主义绝不得支持。这里也不存在任何为棉花种植者担心的理由；任何相信自由的人准相信，在种植园中以自由劳动力取代奴隶劳动，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生产率。因此，这两个支持南方从联邦中脱离的自由主义理由，转而成为支持北方联邦主义更为明智的的自由主义论据。最终布赖特获胜；而战争的事态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无误。

自由主义者的和平主义，要求以通过仲裁使冲突利益达成的和平妥协取代战争：这种方法的第一次成功应用，是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亚拉巴马案件上。尽管英国被判支付大笔赔偿金，人们还是欢呼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战争的危险得到最有效的消除，这靠的是严格的经济金融政策。李嘉图说，谁希望和平的政府，就降低其预算。通过接受这句激进主义的名言，喜爱和平的人一箭双雕；因他满足于怀疑国家的自由，他信任自发的个人主动性与组织，希望把政府和官僚主义的影响降到最少。至于财政政策技术性更强的方面，自由主义表现出喜好简化税制并偏爱直接税；与间接税相比，直接税的优点在于容易征收，税率更为公平，对纳税人和统治者双方都更有教育意义，因为这强调公民对共同体所作的牺牲，也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即公共服务是否对得起从这些牺牲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莱斯顿的预算案在金融史上是出名的。

殖民统治也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深刻修正。在旧制度下，殖民地被认为是其英国统治者进行经济剥削与政治控制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的年轻子嗣在军队与殖民政府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垄断贸易的商人，则要保持这些远方的分支机构与宗主国贵族体制的联系。但是，美洲殖民地的脱离，是在十八世纪对这种殖民统治的沉重打击；这种殖民统治还受到另一次打击，尽管这不如此严重，但却更为持久，就是保护政策导致的经济损失。这一时期的自由思想，对殖民地与帝国的未来看法悲观。对殖民地的英国臣民来说，自治是他们的权利与义务，激起他们内心最深处的自由感情；而经济的桎梏，使他们的活动与生产都偏离了经济自然发展的道路，这对他们的自身利益显然并不公平。这种感情导致一种政策的产生，在最初这种政策看上去完全消极悲观：就是允许殖民地组织和管理自己，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惟一决定者。脱离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儿子长大了要离开父母一样自然；而人们希望分离至少会和平地进行，而单纯私人友谊与商业关系的继续，也许能够节省大量的殖民地财富，又不与自然的秩序相冲突。

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权宜之计产生的后果，甚至其提倡者也没有抱什么希望。他们给予各殖民地推动独立的自由，去证明最好是加强与宗主国的联盟。这产生了英联邦精神上的联合，使高压统治、支配与剥削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自由，可以给予意识上有着单一种族、语言与传统的大英帝国每一位公民；也只有自由，可以给予其所有分散的共同体——为曾由同一部法律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民族大家庭、在权利与义务上完全平等而自豪的共同体。

在宗教政策方面，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与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激进主义相比，显示出更为活跃的宗教情感。科布登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既有严格的逻辑思想，还有着广泛的宗教认同感，这使他能与不同信仰的人合作。^［23］

布赖特是一个具有严格清教徒气质的人；而格莱斯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神学家。格莱斯顿个性的不断发展，展示着自由派演变的所有阶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基督教政策从狭隘的保守主义宗教态度中的形成。1832年，格莱斯顿坚持正统英国国教会的政教合一信条，坚持“国家良知”与爱尔兰英国国教会的存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逐渐发生转变，先是接受天主教的政策和支持犹太人的解放，而后是形成政教分离的方案。从本质上讲，宗教是一种思想，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无神论，自由也不意味着怀疑论：而是意味着承认宗教的全部价值存在于良心自由之中，它会被国家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性的虚伪信奉所摧毁。

“除了依附性的教条，”他写道，“则没有议会的帮助，宗教就不能存在。当国家不再容忍一种有限而充分的宗教特征时，保存充分的宗教自由，就成为我们的利益与责任。正是这种绝对的宗教自由，为每个共同体的内在能量产生其全部的活力。所有的国内灾难，最巨大的就是在保证国内权威的前提下，缺少了基督教信仰。”^［24］

在不可能完全相信没有国家支持的个人主动性的地方，自由政策很少能够成功。由于永远存在反对国家和反对官僚主义危险的警告，导致对国家干涉价值的否定，甚至当这种价值明显可见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古典自由主义没有公众的教育政策；只是到十分晚近，在民主政体与新托利党出现以后，自由派首相福斯特才感觉到，有制定教育计划的必要。更为严重的是其社会政策的失败；对契约自由迂腐的尊敬，经常仅仅是主人利益的伪装，使自由主义者反对工厂法和每一种国家对劳工的保护。于是再次增加了来自工人阶级一方的压力，在自由派的继承者——最初的曼彻斯特学派中，导致了深刻的危机，

按这种自由主义观点，个人主义是强大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其宗教的信念，经济的训练，激进主义的起源，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之激发起对于人类自发性和单纯个人私人活动的自信。在自由中，它发现激活所有个人天赋的手段，同时还有责任感与自我批评的发展；但是，它也发现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内在目标，通过相互尊重和在责任感的基础上安排相互关系的能力，形成强烈而自我意识的个性的和谐联合。自由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既是途径也是目的；惟有自由，可以使人适合于自由。通过这些引人注目的话语，格莱斯顿总结了自由主义经历中的彻底迂回及自制特征的观念。

从这些前提中出发必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所有不必要的国家干涉永远的敌意，这种国家干涉，可以使个人不再为自力坚持自身而斗争，并通过立法的远见，削弱他的个性，通过坐享甚或乞求帮助的奴性习惯腐化他的个性。可事实是，国家的干涉是否向来就是如此，向来就存在这种腐化性影响？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国家代表着个人自身的较高发展，并可以实现仅仅是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实现的成就？或许它还不足以成为帮助个人发展的手段，因为它自身还不成熟，而在它与其他个人的斗争中，这种无助性将被克服，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具侵略性？它难道不是较高公正的表达，使斗争进行的条件变得平等，因而使之更为公平也更为人道？古典自由主义尽管不是没有对这些问题的预感，却陶醉于个人主义虚浮的活力，这抑制了良心意识到新阶级在其经历中个人力量不可抗拒的扩张带来的痛苦阵痛。这里仍旧存在着雇主的自私以及边沁式狭隘功利主义的较强痕迹。

然而自由主义，从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观点来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天真的革命性信念已经成为往事。它失去了对历史作一番彻底的清理工作、并按照边沁的计划重构政治世界的梦想。自由主义在英国传统生活中产生；当其与事实接触时，学会了公平对待在其环境中抵抗与稳定的力量。它摧毁了土地所有者的保护主义，却被迫保留了贵族的垄断，尽管剥夺了其部分经济与政治力量，因而也剥夺了其部分影响与威望。它给了辉格党新的内涵，但却保留了它的旧形式，并接受了两党制与宪法规定的反对党的功能。它将公民权扩展到产业阶级的成员，但却保留了它的特权性质。它对自由与自治的尊重，被它对国家行为的敌意所强化，这有助于地方政治的保留与加强，也是对旧土地贵族的最严格保护。

在这种英国自由主义中，新与旧不可区分地统一在了一起；革命的发生，并未破坏传统历史生活的连续性。在其观点与政策后来的发展中，这种综合性特点还会再次出现。仅仅是因为自由党成了执政党，迫使它赋予其方案更宽广的方面，并超越单纯阶级的利益。早在曼彻斯特联盟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把自由贸易当成发展所有阶级利益之要求不断增强的愿望；如果偏重工业的利益，这就算不上反映着早成为政治成熟征兆的那毫无意义的普遍精神；因为一个政党的统治能力，要靠它对整个社区利益的特殊观点来衡量。随着政党获得新的成员，既欢迎老辉格党的成员，也欢迎新劳工贵族的成员，这样来展现超越阶级界线的努力。在政治上，我们再一次发现对阶级间互动的促进，如同我们早在宗教生活中观察到的那样。

但是英国自由主义并不限于自由党。当时的保守党中同样有其表现，我们会看到，与其竞争对手不同，保守党表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尽管它的趋向是使阶级偏见永远存在，实质上毕竟实现了一定的自由原则，而其他方面则是一片危险的懵懂状态。最后，对英国自由主义的完整表达将出现在政党斗争当中，将在单一国家中自由发展，通过这种内在的对立，不仅消除了害处，实质上还要从中汲取营养。^［25］